管仲算不上法家，管仲治國更多是靠經濟手段和外交手段。管仲歸定打官司要交一壺箭，如果犯有小罪可以交納盾牌免罪，大罪交納盔甲免罪，後來的法家更提倡以功來贖罪。管仲非常注重工商業的發展，而法家把工商之徒列為五蠹之一。而公孫僑曾作刑鼎來公佈法律有法家思想的雛形，但和後來的法家又有許多不同，後來的法家更喜歡專制和嚴法控制百姓，更喜歡禁止人民的言論。而子產不同，在子產執政初期鄭華人到鄉校休閒聚會，議論執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壞。鄭國大夫然明對子產說：“把鄉校廢除了，怎麼樣？”子產說：“為什麼廢除掉？那些人利用一天工作勞動之餘在鄉校彼此交遊，議論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壞。他們喜歡的，我們就推行；他們討厭的，我們就改正。這是我們的老師。為什麼要毀掉它呢？我聽說過盡力做善事來減少怨恨，沒聽說過靠擺威風來防止怨恨。難道不能很快地制止？但是就像防止河水潰決一樣：河水大決口造成的損害，傷害的人必然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開個小口導流，不如我聽取這些議論後把它當作治病的良藥。”然明說：“我從現在起才知道您確實可以成大事。小人確實沒有才能。如果真的這樣做， 恐怕鄭國真的就有了依靠，豈止是有利於我們這些臣子！”

孔子聽到了這番話後說：“照這些話看來，人們說子產不行仁政，我是不相信的。”在子產執政初期人們用編詩罵他早死，但透過子產的個人魅力和民主疏導，三年後人們寫詩來讚美他說:子產如果死了我們怎麼過呀。所以孔子稱讚子產為古之遺愛。這些和後來的那喜歡愚民的法家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