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要結合歷史原因來看。

首先，淸代是滿族入關，遊牧民族統治先進文明的大時代背景。由於滿族貴族一方面要學習漢族先進的政治文化，承襲明代相關文化遺產，比如故宮；一方面又要防範反清復明，比如大興文字獄。在這種高壓統治下，遠溯秦漢魏晉，大興碑學，是漢族文人和書法家不得已的選擇。

其次，清代甲骨文字的發現，極大的刺激了這一因素。

第三，碑較之貼，在創作上有更大的自由和藝術魅力，是文人們從中尋求釋放壓力的一種方式，擺脫精神禁錮的一種渠道。

第四，由於滿族中也有非常多傾慕漢文化的皇族，因此，在這種帶動下，掀起了碑學熱。這其中的大家，各民族都有。

由此可見，碑學在清的興盛，有民族和時代的大背景。

淺談宋、清兩代金石學

歐陽永叔最愛金石考據，但“金石”一詞首見於其弟子曾子固《金石錄》一書，至清代王鳴盛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學”這一名稱。

宋代貼學書法為主流，因貼學還未能發展完備，有很大的藝術空間可以供文人士大夫創作。另一方面，“金石”於宋而言書法其次而史料價值居首要。鐘鼎彝器，石碑頌言，在宋人看來是瞭解古代的一種文史之路，而非藝術創作道路。最後受晉唐影響，宋代文人書法思想還是以二王一脈為主，對其他頗有排斥。

清，貼學在經過先代數百年積累幾乎完美無缺，後人很難在有所創新，很難找到出路。於是便有了各種反貼學的批駁思想以及碑學的出現。促使了“金石學”書法化，成為書法藝術的又一座高峰。這也是前輩們幾代積累找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