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散文代表了中國古典散文的最高成就。無論是在思想內涵上，還是在藝術特色上，抑或在美學境界上，用達到至高境界的平易藝術表現力展示出宋代散文人格魅力與文章風格統一的清峻風骨： 文以貫道，宋代政論散文表現出的崇高志向； 先天下之憂而憂，宋代政論散文體現出的博大情懷；留取丹心照汗青，宋代政論散文中的愛國精神；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宋代政論散文的英雄氣概；出淤泥而不染，宋代政論散文的君子風範。

　　【關鍵詞】 宋代；政論散文；思想內涵

　　宋代是中國文化繁榮成熟的一個時代，各個領域都出現了頂級人物，尤其散文發展達到了頂峰。宋濂《文原》認為：散文“自秦漢以來莫盛於宋”。宋代是散文發展的繁榮期、成熟期。以范仲淹，王安石為核心的政治改革，以歐陽修，三蘇（指北宋散文家蘇洵、蘇軾、蘇轍）為核心的文風改革，成就了宋文無論明道、論政、談兵都表現出長於議論的積極參政的內容和平易自然的成熟藝術風格，迸發出以愛國主義為前提和以儒學優秀的思想精華為主體的人文主義精神，燭前照後地展現了中國文人高尚的人格情操和渾圓的道德修養，對中國古典散文精神一以貫之地傳承並將其發揚光大，用達到至高境界的平易的藝術表現力展示出宋代散文人格魅力與文章風格統一的清峻風骨。

　　劉勰《文心雕龍?風骨篇》說：“是以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光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風”，是作家的思想感情，精神氣質在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氣度風貌特徵，創作主體純正深沉的強烈的感情和精神。“骨”，是作品的思想內容所顯示出來的義理充足，正氣凜然的特色，作品中客體事義所表現的義正辭嚴的思想力量。

　　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先進知識分子的精神品格是建立在“仁政”，“民本”思想上的。“為民請命”“怨憤著書”“不平則鳴”的精神，都體現出中華民族堅毅不屈、頑強性格和鐵骨脊樑。劉勰所說“風清骨峻”更主要是高尚的人格美在作品中的體現，這與古人崇尚高潔的情操，剛正不阿的骨氣是一以貫之的，是與文人的人格理想，精神情操密不可分的。而博大剛直的思想立場和關注民生的敘述內容正是宋代散文基於這樣的積澱發揚光大了中國古典散文最基本的精神特質所表現出的風骨。集中體現在宋代政論散文中中國文人的價值取向和人生理想，並凝聚昇華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與人文精神。

　　一、文以貫道：宋代政論散文表現出的崇高志向

　　中國自古文章的思想內容必然是既本於“古道”，又合於“古道”。這是文章之本，也就是古文的思想內涵，核心所在。“古道”即“先王之道”、“聖人之道”、“堯舜之道”，也就是儒道。運用儒道明辨是非，黜斥奸邪，弘揚正氣，大膽干預現實，以助教化。韓愈說他有志於學古人之文，是“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一再宣告他“為古文”的根本目的是“志乎其道”。強調的是其道德修養標準，人生價值觀念，為人處世之道。韓愈認為古文的內在精神是由作者的人格精神、內在品性所決定的，也就是文格與人格要達到高度的統一。用“經世致用”之文章關心時政，文以明道達到教化，愛民並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體現出自己的人生價值的崇高志向。唐宋兩代的古文運動因其為一脈相承，基本主張都在文章應為闡揚儒道的教化工具這一理念上，故“文道合一”。本著“文章合為時而著，不為文而作”的精神，宋代政論散文作家著重強調著文章同現實的聯絡。

　　在前人古聖先賢的重教化，重道的倡導下，宋文努力傳承這一文學傳統並使之進一步穩固。不僅要在文章中“文以明道”，“文以貫道”。而且，將其努力實踐在現實生活中。

　　在北宋積貧積弱，階級矛盾不斷加劇的現實中，一批有思想，有責任感的文人志士，在政治和文學兩方面彼此呼應，身體力行的忠誠實施著這一文學傳統，實踐著“重道”，“文以明道”。慶曆新政前後，朝政改革的中心人物范仲淹，“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歐陽修及孫復，蘇舜欽，梅堯臣，曾鞏等，思想傾向於革新政治，富民強國，與朝政改革相呼應，在文學思想和文學實踐活動中反對時文，提倡古文，創作出大量“明道致用”的文章。以文參政，以政入文。

　　作為文壇領袖的歐陽修，散文成就卓著，尤其政論散文與當時的政治鬥爭緊密配合，充分發揮了儒家思想中注重國計民生的積極成分，表現了他要求改革時弊的堅定立場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朋黨論》等都是這一方面的代表。歐陽修在文學與現實的關係上，主張“知古明道”，關心“百事”，“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強調文學為現實政治服務。歐文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緊聯治亂，干預時事政治，服務現實文壇。歐文中的政論，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陳述政見，鍼砭時弊，宣傳朝政改革主張。《原弊》、《本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原弊》分析朝政時局，推究宋王朝積貧積弱的根源，從“務農”與“節用”兩方面揭露“誘民”、“兼併”、“力役”等政弊，探求除弊興利、富國強民的出路。文章陳詞犀利，立論精當，鮮明地表現作者早期的朝政改革思想。《本論》針對朝政積弊發出“治本之論”， 通過分析宋王朝的百年積弊，旨在探討治國安邦的根本。先全面分析慶曆初年國家在政治制度、經濟、軍事邊防、人才選用等方面危機四伏，弊端叢生的時局與現狀，提出救弊“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五者相互為用”。說理透徹，切中時弊。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堅持真理。慶曆四年作《朋黨論》，針對傳統“君子朋而不黨”翻案，肯定“朋黨之說，自古有之”，關鍵在於“辯其君子，小人而已”，規勸仁宗信任並支援“君子之朋”，疏遠並斥退“小人之朋”。從而解除了仁宗心頭疑慮和憂，暫時穩住其改革決心。

　　力主改革的政治家王安石同樣堅持文以明道、文貫乎道的主張。王安石論文，以為“要之以適用為本”。他在《上人書》中強調為文當求適用，在保證適用的前提下，講究表現形式美。將文之功用視作為禮教、政治服務，“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認為聖人作文的本意即在於此。是出於對古文適用功能的強調。王安石對“作文之本意”理解為：文章應該闡述有益於“禮教治政”的道；贊成作者的人格修養達到自得境界。這是王對文章功用和作者主體精神的重視。王安石強調文章為政教服務的社會功用，也將文以明道。 　　在此基礎上，宋代文人在文章創作上進一步強調“言為心聲，文如其人”。強調人格魅力與文章風格的統一。

　　歐陽修之所以能夠領導詩***新取得成功的關鍵，而且他能夠成為一代宗師的關鍵都是因為歐陽修在詩***新的運動中，他有所謂“三不朽”的價值理念作為理論核心。歐陽修在《送徐無黨南歸序》中說：“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餘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這樣的理論與價值觀影響著當時有宋一代的相當數量的文人，使得文章成為“不朽之盛事”。也引領文人加強自我道德修養，為人治學都高標準高要求，極力踐行人格與文格的高度統一。

　　二、先天下之憂而憂：宋代政論散文體現出的博大情懷

　　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先進知識分子在精神品格上，建立在“仁政”，“民本”思想上，以天下為念，以社稷蒼生為重的博大情懷， 是儒道的重要理念，也是文人對個體價值體現一貫的標準和要求。不論政治家還是文學家在他們的實踐和散文作品中都努力踐行著胸懷天下，以天下蒼生為重。總是注重觀察民情，留心時弊，興辦公益事業。

　　范仲淹和王安石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政治家，改革朝政，力求益民。為達到富國強民，不怕得罪權貴，一力勇往直前，充分展示出追求先進社會理想的奮鬥精神。范仲淹不僅在政治，軍事方面表現出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他的文章多體現出切合時事，言之有物，表現出他寬廣胸懷，巨集大抱負。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千古不衰的名句。清人吳楚材《古文觀止》評：“以聖賢憂國憂民心地，發而為文章，非先生其孰能之。”

　　王安石繼承儒家學說的積極成分，認為“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在地方做官時，廣泛接觸了現實，對國家的現狀，人民的痛苦，都有深切的感受，勤政愛民，胸懷博大。所以王安石的文章常作為除弊救民的武器，反映重大的社會問題。“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向宋仁宗奏《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要求改革；向神宗奏《本朝百年無事札子》說“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其它如蘇軾、辛棄疾、蘇舜欽都是如此。陸游稱蘇軾“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辛棄疾一方面致力於收復中原大業，一方面也因地制宜做了很多便民，利民，恤民的事。蘇舜欽《上孫衝建議書》，強調文章應“警時鼓眾”，發揮救失除弊作用。愛國憂民，嫉惡如仇，豪壯之氣溢滿字裡行間。

　　三、留取丹心照汗青：宋代政論散文中的愛國精神

　　宋代散文還有一個主題精神貫穿始終，就是始終不渝的愛國主義精神。這也是中國文學傳統中始終不衰的風骨在宋代的高度集中體現。抗爭精神，“為民請命”“怨憤著書”“不平則鳴”的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堅毅不屈，頑強鬥爭的性格和高風亮節。南宋政治家中代表作家有李綱、宗澤、陳東、岳飛、胡銓、文天祥等。文學家代表有李清照、陸游、辛棄疾。

　　李綱《上高宗十議?子》，這是欽宗，徽宗被擄後，高宗時李綱拜相，全面籌劃朝廷的政治措施時寫下的治國抗戰的施政綱領。《議國是》是一篇分別對戰、守、和進行分析得極為透闢的文章。點明“夫為天下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進一步說明在二聖被遷的情況下，繼續與敵作戰，人質反而能得以保全的道理。並乘勢而下，說明不能屈膝求和的理由和自己的主張。歷史經驗與現實教訓的緊密結合，正反對比，論述全面，分析透徹。

　　宗澤《乞毋割地與金人疏》作於建炎元年，為阻止高宗和投降派割地求和的決策而作。言辭懇切，感情激憤。高宗即位，與李綱同時被召，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次年，知開封府，抗擊金兵。屢請高宗迴鑾，安定人心，以圖恢復，連上十二疏。

　　陳東也是一位愛國的太學生。在靖康元年，金軍圍攻汴京時，他就曾率太學諸生齊集於宮門前請願，斥責投降派的罪行，要求複用李綱。群眾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宋欽宗被迫恢復了李綱的職務，但不久即將其罷黜。高宗即位，雖一度起用李綱為相，但實際上還是聽信投降派的主張，李綱復相僅僅七十五天就被罷免。陳東為此連上三書，就是在南宋前期政論散文中引起最大震動的三篇《上高宗皇帝書》極論李綱之不可罷，請高宗親征中原，迎還二帝。因此觸怒高宗，和投降派，被斬於市。冤死之日，“識與不識，皆為流淚”。

　　陳東遇害十一年後，投降派公然引金使來“招降”南宋，憤怒已極的愛國志士們群情激憤，胡銓寫出震動朝野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堪稱南宋奏議中最為高亢的愛國之音。胡銓因此而被指為“狂妄凶悖，鼓眾劫持”。這篇文章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抗金斗志，民間書坊印刷傳誦，一時譽滿天下。金國以千金之資募得其副本，讀後君臣為之奪氣，知中國有人，自是不難下者二十年。

　　辛棄疾，南宋傑出的民族英雄和抗戰派領袖。出身宦門，靖康之難家鄉淪陷，祖父辛贊，“每退食，輒旨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心懷復國之志”，在先輩這種愛國教育的影響下，辛棄疾少時就立復國之大志，將抗金復國作為終生之目標。孝宗隆興元年，張浚主持的北伐受挫，宋師潰敗於符離，主降派佔據上風，朝廷束手無策，公卿諱忌言兵。孝宗動搖了抗戰的決心，頻頻遣使議和。次年，張浚也被撤職。抗金復國的鬥爭面臨絕境。辛棄疾作著名的《美芹十論》，反對因一敗而議和。文章從對符離之役的看法入手，分別論述了“審勢”“察情”“觀釁”“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陳微”“久任”“評戰”等十個方面的問題，詳細分析了宋金雙方的情況，系統謀劃了宋廷應該採取的對策。辛棄疾的散文透出高尚的節操，高超的境界和高雅的格調。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與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崇高的民族氣節與不屈的鬥爭精神，氣貫長虹的高風亮節與高瞻遠矚的巨集偉氣魄，卓越的軍事才能與驚人的政治膽略，使得作品不僅充滿了激動人心的鼓舞力量，而且閃爍著不可磨滅的思想光輝。現存17篇散文，15篇都是“雪恥報國”“恤民愛民”的主題立意。《美芹十論》《九論》是全面論述和籌劃恢復大計的鴻篇鉅製。《祭陳同甫》是站在時代高度，立足於國家和民族統一大業之需，為國惜才。《新居上梁文》表達自己的一腔愛國之情，憂國之憤。 　　四、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宋代政論散文的英雄氣概

　　英雄氣概在南宋散文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由於社會的離亂，南宋散文大多數是扶危救傾的議論散文，描述民族抗戰和有關歷史人物的記敘散文。堅持國家統一，堅決抵禦外侮，抗戰到底，寧死不屈，表現出中華民族錚錚鐵骨。

　　南宋散文最突出的特徵在於一是反映了當時的民族矛盾，二是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因為是形成於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形成南宋散文雄健厲，正氣凜然，慷慨悲壯，亢直硬健的風格。理直氣壯，發自肺腑，自然流暢。分析形勢，批駁謬論，指陳方略，揭露敵人的陰謀，聲討國內投降派的罪惡。敢於自我犧牲的大無畏精神，忠誠坦蕩的胸懷。崇尚不畏強敵，敢於殺身成仁的英雄主義。岳飛堅持領土完整，河山統一的永久信念。強烈的愛國熱情和收復失地的豪氣。作為“仰天長嘯，壯懷激烈”抗金名將，散文《論馬》《南京上高宗書》等都是極好的作品。情志不移，熱血噴湧。文天祥《正氣歌序》、《指南錄後序》都表現出大義凜然，浩氣長存，忠貞不屈，視死如歸的崇高氣節。作者將自己內心的萬千感慨鋪寫紙面，文氣悲壯，令人蕩氣迴腸。

　　五、出淤泥而不染：宋代政論散文的君子風範

　　宋代理學家周敦頤出色的傳世散文《愛蓮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君子之風不僅僅是宋代文人所畢生嚮往和追求的為人為文的正規化，更是中國國學的核心思想和中國文人一脈相承的修養品行典範。文天祥堅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為所有人心嚮往之。從而努力培養自己高尚的人格情操，圓潤的道德修養。

　　黃庭堅特別強調個人道德的修養和整體素質的提高。提倡“忠信孝友”為本，廣學博識，以濟世用。在《與洪氏四甥書》中，分析了人思想行為方面經常出現的十種過錯：“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己；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並要求其外甥“試反己而思之”，同時指出，“若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都是君子應當具備的基本修養。《書生以扇乞書》“治心欲不欺而安靜，治身欲不汙而方正。擇師而行其言，如聞父母之命。擇勝己者友，而聞其切磋琢磨。”將自己的君子言行體會用簡潔有力的語言像格言警句一般寫下來，與人激勵共勉，彰顯謙謙君子之風範。

　　明代王慎中，歸有光，清代方苞，姚鼐等作家推崇唐宋八大家，將他們的作品作為寫文章的樣板，將唐宋八大家當作學習的楷模。其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對今天的文學創作仍然有很好的借鑑意義。並且其中所蘊含的中中國人文精神和中華民族不屈的脊樑依然是中國文學不變的清俊風骨！中國文化和中中國人文精神的守護，文學與現實的聯絡，散文功不可沒，依然固守著高潔的人文精神情操，展示出不朽的散文風骨。

　　【參考文獻】

宋朝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第二個高潮，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讓宋朝的文學發展極度繁榮，宋文學一改唐朝的雍容華貴，吸取唐朝滅亡的教訓，將宋朝文學的文風轉向樸實淡雅、思辨沉穩。以政論散文為代表的文學體裁，充分吸收了“文以載道”的學術思想，更加緊密地將道統和文統結合起來，使宋代的政論文具有很強的政治功能、實用特性，所以本文認為宋代的政論散文有著鍼砭時弊、情景交融、論證說理的藝術特色，使文學與國家興盛相依相生，促進宋朝的穩步發展。

鍼砭時弊，內容充實，與社會政治聯絡密切

宋太祖趙匡胤初建宋朝的時候，就以“杯酒釋兵權”的手段解除了禁兵統帥的兵權，封這些統帥以“節度使”的虛名，從根本上根除將軍統帥叛變的可能性，緊接著宋朝就啟用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開啟了任文人為重要職位的舉措。然而，文人們多通曆史，他們熟知唐代滅亡的根本原因，所以文人當政之後，他們在政治上和學術上有強烈的使命感，十分注重詩文的教化功能，所以這一時期的政論散文與社會政治聯絡密切。如歐陽修在《五代史記》中寫道：

天與人相為表裡，和同於無間。聖人知天之所助，人之所歸，國之所恃以為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堯舜之盛，漢唐之興，秦隋之失，魏晉之亡，南北之亂，莫不由此也。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者。

歐陽修在這篇政論散文中論述了人與天和諧，才能風調雨順，聖人與君王和諧，才能國家繁榮，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道理，回顧堯舜、漢唐時候的興盛、秦晉的滅亡，我們都應該明白國家的興亡與治理者有著密切的關係。在這段話中，歐陽修回顧了五代的歷史教訓，鍼砭時弊，慷慨陳詞，非常客觀的展現了古代王朝滅亡興盛的根本原因，來提醒執政者應該通民情、曉民意，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宋朝政論文鍼砭時弊的藝術特色，其實是沿襲了初唐時期的“諷喻”手法，來揭示社會的弊端，初唐詩文改革倡導者陳子昂在《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說：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樑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這段話中，陳子昂在開篇就明確指出，文人著文章是為了鍼砭時弊，這是千百年來的文學傳統，其中“興寄”之說意在表明寫文章應該有所寄託，讓文章反映社會政治內容，“風雅”之說意在表達一種內容風格，或樸實、或充實、或真實皆是文章的一種風格。

宋朝士大夫心懷天下，情繫百姓，在他們的政論散文中，社會政治功能十分強烈，這一時期，政論散文更是被視為正統詩文，用以反映社會、干預政治。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蘇軾的政論散文融合了抒情、議論、敘事的方式，在他的筆下通常是將自然之景，如行雲流水般表達內心真摯的情感，《赤壁賦》中，他感受到清風佛來，水面平靜，舉杯敬酒，對月誦詩，不一會就看到日出東方，在白茫茫的霧氣在江面飄蕩，清冷的水光聯結天際，蘇軾乘著小船兒在江中漂浮，超越蒼茫的江面，此時作者的情思如這風一般，不知道何時停止，何時又興起，只能脫離凡塵，如一個神仙般進入仙境。這段話中，展現了蘇軾對宇宙、自然的思考，反映了一種超脫意識。“舉酒”、“徘徊”、“遺世獨立”等詞都顯示了蘇軾此時在受到政治迫害時，那種超然空靈的內心狀態，愉悅的心情中又夾雜著點點的悲傷，讀起來讓人產生一種若有若無的虛幻。

此外，歐陽修也曾在《醉翁亭記》中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的佳句，用自然之景抒發政績頗佳的的政論思想，也有歐陽修在“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的《與高司諫書》憤怒揭露高若訥在政治上見風使舵的卑劣行為，陳亮的“臣不勝憤徘，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的《上孝宗皇帝第一書》嚴厲批評了程朱理學的“空談”吾國吾民，言辭激勵，直中要害。宋朝政論散文中，有借景抒情、表達人生追求的興致之意，也有愛憎分明，表達內心的憤怒之情，勸阻君王應該慧眼識珠，把握國家大政方針，不能艱辛佞臣之言，均展現了宋朝政論散文中真摯情感的藝術色彩。

縝密如針，不拘一格，以形象化的說理加以論證

宋朝的政論文多借用形象化的說理方法，或用生動的比喻，或用反覆的排比、或用歷史的典故將抽象化的思想情感表達出來，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通過層層推論便可以清晰得出作者的觀點，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如蘇洵的《六國論》，通過敘述古人打江山難、不肖子孫亡國的行為，啟示今人應該吸取教訓，散文中多引用典故、比喻等修辭，勾勒了一幅極為生動的畫面，文中說道：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

這句話中，蘇洵以“暴霜露、斬荊棘”形象地體現了祖先建國時的艱辛，而子孫卻“如棄草芥”，前後兩個對比便能發現國家興亡與後代子孫不珍惜、不守衛有著莫大的關係。又如王安石在《讀孟嘗君傳》中寫道：

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這篇政論散文中，王安石一反孟嘗君昔日“得士”的佳話，而是說孟嘗君的“得士”不過是些小人物罷了，如果真的得士，齊國就會很容易制服秦國，還會用這些小人物的力量嗎？如此看來，天下賢士並未歸屬於他！王安石不足百字的政論文卻一針見血、層次分明、論證周密，邏輯清晰，被後人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中稱其“文不滿百字，而抑揚吞吐，曲盡其妙”，可謂是巧奪天工。

無論是歐陽修《朋黨論》中的“真偽朋黨”辨析，還是蘇軾的《 教戰守策》中的“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均是作者通過形象化的說理，夾雜很多的修辭手法，從不同的角度把論題引向深人，每每讀起來都讓人振聾發聵。

鎮密如針，不拘一格的論證

一篇優秀的政論文也必須像砍木柴一樣順著它的紋理運斧，一步一步深入下去，把道理析透。緊緊抓住關鍵向題，不枝不蔓，一線貫穿，圍繞這個中心組織材料，進行論證，做到煩而不亂，肆而不流，開闔有法，形成嚴謹的結構。

宋代政論散文大都體現了這一點。如蘇軾的《隱公論》，論述了魯隱公、李斯等五位歷史人物所遭遇的禍福，指出五人的“智”、“愚”，從而揭示了趙高等形形色色亂臣賊子的本質。

蘇軾把他們比作強盜、毒蛇，不論人君、人臣，如不明智地對付，而採取“愚而聽之以保己”的錯誤態度，必然縱惡遺患，招致殺身之禍。整篇文章雜而不亂，五人五事以“智”字貫穿，使主題明確而集中。

又如王安石的一些短小的駁難文寫得婉轉曲折，而又一以貫之，使人感到氣長。《讀孟嘗君傳》全文100餘字，三次轉折，但都圍繞“得士”與否這個主題。

宋朝在科舉中廣設文職，大量籠絡讀書人，鼓勵他們上書言事，闡述救國救民的道理和對時政的意見，政論散文成了當時文人們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

他們以此參加政治鬥爭，議政說理，抨擊時弊，論辯駁難，顯示了巨大的戰鬥作用，同時也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總的來看，此時的政論散文主要呈現出以下4個藝術特點：

1、行文尖銳犀利，真率無忌，無所畏避；

2、鎮密如針，不拘一格的論證；

3、利用比喻、對比及駢散結合手法，使得說理更有感染力

4、具有嫉惡如仇，真摯濃厚的感情色彩

我將從這四點出發，結合具體的作家、作品回答問題。

01 行文尖銳犀利，真率無忌，無所畏避

宋代政論散文的作者大多是儒生，他們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從中吸收了豐富的營養。由於自幼飽讀詩書，諳熟歷史典故，注意總結整理中國曆代王朝興衰的經驗教訓作為治國治本的借鑑，故此，他們觀察敏銳，思想深邃，總是力圖從史學的角度來分析現實問題，大都具有一種瞭然心中的氣態。

又由於他們當中許多人在朝為官，直接參與政事，因而對朝政腐敗，外族侵擾，百姓困苦不堪的生活有深切的感受。指摘朝政，精闢確當，揭露弊竇，尖銳犀利，許多見解出語驚人而又合乎情理，甚至常常有預見性。

如蘇軾的《教戰守策》，在宋朝所謂百年無事的“太平盛世”就居安思危，透過繁華熱鬧和平安定的面紗，看到隱伏的政治軍事危機，估計到戰爭不可避免。他意味深長地指出：

“當今生民之患……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戰者，必然之勢也……”

他通過對當時嚴峻形勢的分析，警告那些沉溺於歌舞昇平生活，對戰爭危險喪失警惕的人們戰爭必然會發生。這無疑給人們敲響了警鐘，歷史事實也證明了這種預見的科學性。

宋代政論散文還體現了“發言真率，無所畏避”的特點，堅定地亮明自己的政治觀點，說出應該說而別人不敢說的話。這樣的文章才尖銳、有內容，有力量。

如歐陽修的《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就是一篇“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於一人難犯之言”的典範作品。這件事發生在仁宗統治時期，當時新舊勢力鬥爭十分激烈。

守舊派陣營十分強大，優柔寡斷的皇帝為其所左右，他們極力排擠新派人物。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一批正直官員相繼被罷黜，趕出朝庭。

眾官明哲保身，或噤若寒蟬，不肯為一語，或隨聲附和，模糊是非。在這種情況下，歐陽修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為這批人員抱不平:

“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懨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不同，皆歸於盡忠……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

並向皇帝含蓄地指出，四人一旦被罷黜，天下之士，都會認為朝廷不用賢人，隱隱地暗示出皇帝的錯誤和危害性：會使人們在思想上產生混亂，難辨真偽，同時會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出現親者痛，仇者快的局面。

在封建等級觀念嚴重，皇帝金口玉言、出口即法律的封建時代，歐陽修如此大膽的抨擊無疑是觸動逆鱗的，稍有不慎，即可罷官、入獄。

然而，也正是由於有這種敢於堅持真理，許言直諫，不向壓力屈服的精神，才使他們的文章擲地有聲，流傳千古。

02 鎮密如針，不拘一格的論證

一篇優秀的政論文也必須像砍木柴一樣順著它的紋理運斧，一步一步深入下去，把道理析透。緊緊抓住關鍵向題，不枝不蔓，一線貫穿，圍繞這個中心組織材料，進行論證，做到煩而不亂，肆而不流，開闔有法，形成嚴謹的結構。

宋代政論散文大都體現了這一點。如蘇軾的《隱公論》，論述了魯隱公、李斯等五位歷史人物所遭遇的禍福，指出五人的“智”、“愚”，從而揭示了趙高等形形色色亂臣賊子的本質。

蘇軾把他們比作強盜、毒蛇，不論人君、人臣，如不明智地對付，而採取“愚而聽之以保己”的錯誤態度，必然縱惡遺患，招致殺身之禍。整篇文章雜而不亂，五人五事以“智”字貫穿，使主題明確而集中。

又如王安石的一些短小的駁難文寫得婉轉曲折，而又一以貫之，使人感到氣長。《讀孟嘗君傳》全文100餘字，三次轉折，但都圍繞“得士”與否這個主題。

一開始說世稱其能得士“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下面一轉說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怎能說“得士”？不然憑藉齊國的強大，得一士則足以制秦。何必借雞鳴狗盜之徒以脫秦。最後一轉說，正因為多雞鳴狗盜之徒，所以士不至，歸根結底還是不能得士，令人心悅誠服。

寫好政論文，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論據十分重要。宋代政論散文大多選用史實或典籍作根據，不僅要求材料標明顯義，精確可靠，而且運用的數量較大，有時甚至做到一步一個論據，層層推理，層層印證，不由人不信服。

例如歐陽修的《朋黨論》列舉了堯、舜、殷封王、周武王；漢獻帝、唐昭宗等一系列正反面的歷史事實，總結出君主應當退小人之朋而進君子之朋的政治經驗。

蘇軾的《平王·志林》為證明自己的觀點，一連列舉了歷代有關遷都的十三件史實，分析了其中有並非因為懼怕外族而遷都的，有的雖然存在異族威脅，但堅持抗戰，終不遷都的，這些國家都興盛了起來；而那些因為害怕而遷都逃避敵人的都不免於滅亡，以此來駁斥北宋時期畏敵遷都之議，水到渠成。

由於這種由真實確鑿的論據必然推出真實結論的方法很具論證性，且寫起來簡單明瞭，所以來文多用此法。當然，只用這種方法要表達說明豐富的內容顯然是不夠的。

宋代政論散文為使文章組織嚴密，邏輯性強，還採用了多種靈活的推理方法，從不同的角度把論題引向深入，如高屋建領，鋒芒所向無敵，又如蜘蛛飛線，佈下天羅地網。

蘇轍的《三國論》就運用選言推理的方式，通過一系列的對比，把可能發生的幾種情況、結果列出來，排除掉那些片面的，順理成章地把自己所要論述的觀點推出來。他寫道：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暗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蜂起而難平。”

這種層層深入的方法既新穎又有柳暗花明的感覺，能一下子引起人們的興致。

而歐陽修在《與高司諫書》這篇文章的論辯過程中，則運用二難推理的方法，指責高若納:“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之事”，為范仲淹等辯誣，痛快淋漓。

他指出諫官的職責是為皇帝選賢去庸的，如果范仲淹不賢明，當提拔他時，高若納沒提出不同意見，是應受指責的；而范仲淹確是賢才，當他被貶之時，高若納不但不營救，反而落井下石，無理責難，這更是應受指責的，所以不管怎樣辯解，高若納的行為都是不對的，都應受到正義的譴責。

這種把物件逼到進退維谷之處而猛烈抨擊的手法實在高明，讓君子長氣，小人膽寒。

另外，歐陽修在《縱囚論》中還採用過一種以普通人情立論和推理的方法，很是奇特。史書記載，唐太宗把一批犯了死罪的犯人放出來回家，後來以此來說明太宗的英明和太平盛世的安定。歐陽修按人情常理指出，即使是君子，做到從容不迫地就義也是相當困難的，況且一批不知信義的亡命之徒，本來就是:“罪大惡極，此小人之尤者”，明知去死，他們能講信用按時回來，這是根本做不到的。

再則，如果殺人者都不死，天下必會大亂。以此攻破史官的不實讚美之辭，說明治理國家:“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遞情以幹譽”，合情合理，使人信服。

總之，宋代政論散文采用的推理方法很多，一般常見和容易看出來的，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03 利用比喻、對比及駢散結合手法，使得說理更有感染力

一篇政論文要說服人，達到實現自己政治主張的日的，只靠抽象的推理，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還不夠。因為推理畢竟是理性的，即使邏輯相當嚴密，也很容易形成枯燥的說教，使人不能卒讀。

所以宋代政論散文有時採用生動的比喻，有時利用對比，引物連類闡明道理，把抽象的邏輯推理難以表達出來的意思，寓於一幅生動的色彩鮮明的畫面中去，由於畫面本身體現要說明的道理，再加上感染力強，明白易懂，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易於接受，收到比單純推理好得多的效果。

通常情況下，宋代政論散文多把兩者結合起來運用，在形象化說理的基礎上，進一步用邏輯推理加以闡述，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

蘇詢的《六國論》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典範作品。作者在敘述六國祖輩創業艱難，而其不肖子孫敗家亡國行為時，就運用了一段出色的描繪，客寥數筆，畫面生動而寓意畢現：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

繪盡了祖輩南征北戰，東擋西殺，歷盡艱辛開拓疆土之苦。

“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之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則描盡了六國子孫不珍惜先輩血汗所得，腐敗無能，以及秦國虎視耽耽，大肆掠奪吞併的嘴臉。

在這裡，作者順勢推理點明“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慾無厭”這個事實，從而推出“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勢之必然，令人警醒歎服，彷彿真的看到六國在熊熊烈火中滅亡的慘景，觸目驚心。

蘇軾的《教戰守策》也是運用形象化說理較為成功的一篇。他把“天下之勢，譬如一身”，通過“王公貴人”總是養尊處優，處心積慮地保養身體，但遭風雨就常得病，而“農夫小民”終歲在霜露寒暑中辛勞而“未嘗告病”的對比，指出致病的原因就在於“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進而把這個比喻類推到國家，可以看出：

“天下之人驕情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閨門。論戰鬥之事，則縮頸而股僳；聞盜賊之名，則掩耳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

這種病態的狀況也是“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它的後果是相當危險的。作者用通俗形象的畫面，結合人們日常生活的體驗，把深奧複雜的國家政事，變成人人可以理解的日常話題，來喚起民眾的責任感和愛國熱情。

像這樣生動形象說理的例子在宋代政論散文中是相當普遍的，不一而足。同時，宋朝的政論家有許多是文學家和詩人，他們的修養和特長總是有意無意地在政論文中有所顯現，使其形式表達富有新鮮色彩。

為了避免說理的枯燥，他們常利用聲音變化和句子安排上的錯動，使聲調抑揚頓挫，句式波瀾起伏，讀超來琅琅上口，流暢而富有樂感和形象性，這樣，文章就顯得生動活撥。

故此，優秀的政論文在引裡歷史材料時，一般都不作簡單的三段論式的排列，而是精心地安排在文章最恰當處。特別是不容易排列的數字，陌生呆板的姓名，過於簡單的事件，都缺乏形象性，易導致枯燥的堆砌，使人望而生畏。

蘇軾的《六國論》在這方面就處理得比較好，在第一段中，從“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至於秦漢，作者一連列舉了越王勾踐，魏無忌，齊田文等十餘人及他們“養士”的具體數字，但因為作者運用了簡煉概括的語言，使用駢散句，調整了長短句安排，使文字具有跳躍性和節奏感，不會給人以累贅、重複的感覺。

這種作法收到一舉兩得的效果，既充實了論據，又增強了氣勢。駢散句式的應用，在宋代政論散文中也較常見。一般情況是以散行為主，兼收駢文的一些長處。

散句大多寫得自然隨便，或多或少，引證材料說古論今，不受拘束。而駢句語言簡煉，寓意深廣，且多是排比句，整齊勻稱，連續運用可增加文章的力量，一氣呵成。

二者結合起來既轉折靈活，機智多變，又如行雲流水，無所阻遏。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就有獨到的神韻之筆，這篇文章入選初中語文教科書，此不做贅述。

04 具有嫉惡如仇，真摯濃厚的感情色彩

宋代政論散文幾乎沒有一篇不具有感情色彩的。文章要說服人，要打動人，就必須觸動人的心絃，引起共鳴，產生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乃至說出共同的語言，這是隻靠單純的邏輯推理很難辦到的。

政論文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明確表白自己的觀點，或褒或貶，或贊同或反對，決不允許處子調和的模糊狀態，因而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愛或恨，或同情或鄙視，無不畢現於讀者面前。

況且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與國家利益一致，都處於風雨同濟的破船上，既明確地看到破船上漏洞百出，勢在必沉，又痛惜焦急地費盡心機，力圖挽救，這種哀怨悲涼的情緒不能不在體現作者思想感情的文章中流露出來。

它們大體可分兩類:一是作者頭腦冷靜，息心沉思，力圖出謀劃策，這種文章條分縷析，感情較隱伏，一般看到的多是理智的折光，故有人據此得出政論文不需要感情的片面結論；二是為抒心中嫉惡如仇的正義感，或因強烈的責任感、屈辱感驅使而發的。這類文章熱情洋溢，似奔騰大河，感情一瀉無餘，十分感人。

如歐陽修“發於極債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的《與高司諫書》，陳亮的“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的《上孝宗皇帝第一書》；胡銓“義不與秦檜等共戴天日”，“不然巨寧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庭而求活耶”的《戊午上高宗封事》。

它們不是抽象的說教或空泛的豪言，而是火一般政治熱情的自覺噴發。陳亮在《第一書》中曾悲憤地發問：

“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安乎?……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

並警告統治者：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之無帝，惟惠之懷……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

他的《第三書》中也指出“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國家之公噴也。”真可謂痛心之言，句句滴血，悲憤之語，催人淚下，使我們看到了一個披肝瀝膽的愛國之士憂憤至極的形象。

與陳亮相比，胡銓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具有更為強烈的愛憎情感。文章開篇就罵賣國賊王倫：

“本一押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欺詐，斯周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痛罵。”

然後指出：

“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眾口一談，皆欲食王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發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又進一步提出願斬秦檜、孫近、王倫三人之頭，以伸民氣，以勵民志，表明抗戰的決心。這篇文章感情充沛，義正辭嚴，議論中肯，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

總而言之，宋代政論散文不論形式上呈現何種面貌，它們表現的內容在實質上都是一樣的，即為自己的政治功利服務。政論散文在宋代大量地應時應世而出，以其尖銳驚人而又合乎情理的見識，靈活機智，咄咄逼人的雄辯，汪洋悠肆狂放不羈的氣勢，曲折細密，綿中藏針的文筆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較為完整的藝術風格。

回答完畢。

宋代的人都不學科學，沒有工業。只能學文學詩詞。政論散文是那個時代的特色。寫好了能勝人口服人心。可以升官發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