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華人基佐（1787-1874），一位在廟堂和象牙塔裡都積累了豐富經驗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歷史學家。小時候，基佐因為當律師的父親被雅各賓政府處死而不得不與母親流亡國外，長大後才回到巴黎讀書，畢業後任教於巴黎大學。很快，基佐投身政治，參與了1914年的第一次波旁復辟，一直到1848年革命爆發之前，他的仕途還算一帆風順，期間也寫了不少書，例如《英國革命史》、《歐洲文明史》，尤其是第二本的影響力相當大。
天公不作美，1848年的革命讓基佐再次走上流亡異國的辛酸路。後來，得以歸國的基佐果斷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自此安心學術。上文提到的那本《歐洲文明史》，還是他在巴黎大學教課時（1828年）的講義集稿，共14講，展示了歐洲文明的起源與發展。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當時的基佐，作為一名法國高階知識分子，他對歐洲中心的中心——法華人的地位，是多麼驕傲和自豪。首先，基佐毫不掩飾地承認：法國是歐洲文明的中心和焦點，法華人性格中的敏銳、好交際、同情心，使得這個國家被歷史賦予了特殊的文明使命。
其次，基佐對文明的定義是非常重要的切入點，他認為文明不僅是外部的發展，還得有人的發展，內在天性的進步。談到17、18世紀的法國時，他覺得當時的法國雖不如荷蘭、英國等歐洲其他國家發展迅速、社會活力增長快；但如果問問一般人的良知，它還是會說：17、18世紀的法國是歐洲最文明的國家；甚至歐洲自己，也會毫不遲疑地用肯定語氣回答這個問題。社會的發展與道德的發展相互聯結、相互產生，有時也分你快我慢、你早我晚，但一個調節良好的外部遲早會徹底導致一個具有同樣優點的內部；反過來，一個更好更公正的人心，也能影響外在社會朝著更好的方向去。
如此看來，基佐似乎是一個強烈的「法國—歐洲」中心論者，說來說去，比來比去，似乎只是為了證明某些老牌歐洲（也就是法國）文明的領先地位。然而，深挖他的文明論，分析他究竟如何定義文明的「進步」，他的「驕傲」又是源自哪裡？他怎麼看「人」在世上生存的意義？如此，才能對他有一個更客觀更全面的評價。
法華人基佐（1787-1874），一位在廟堂和象牙塔裡都積累了豐富經驗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歷史學家。小時候，基佐因為當律師的父親被雅各賓政府處死而不得不與母親流亡國外，長大後才回到巴黎讀書，畢業後任教於巴黎大學。很快，基佐投身政治，參與了1914年的第一次波旁復辟，一直到1848年革命爆發之前，他的仕途還算一帆風順，期間也寫了不少書，例如《英國革命史》、《歐洲文明史》，尤其是第二本的影響力相當大。
天公不作美，1848年的革命讓基佐再次走上流亡異國的辛酸路。後來，得以歸國的基佐果斷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自此安心學術。上文提到的那本《歐洲文明史》，還是他在巴黎大學教課時（1828年）的講義集稿，共14講，展示了歐洲文明的起源與發展。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當時的基佐，作為一名法國高階知識分子，他對歐洲中心的中心——法華人的地位，是多麼驕傲和自豪。首先，基佐毫不掩飾地承認：法國是歐洲文明的中心和焦點，法華人性格中的敏銳、好交際、同情心，使得這個國家被歷史賦予了特殊的文明使命。
其次，基佐對文明的定義是非常重要的切入點，他認為文明不僅是外部的發展，還得有人的發展，內在天性的進步。談到17、18世紀的法國時，他覺得當時的法國雖不如荷蘭、英國等歐洲其他國家發展迅速、社會活力增長快；但如果問問一般人的良知，它還是會說：17、18世紀的法國是歐洲最文明的國家；甚至歐洲自己，也會毫不遲疑地用肯定語氣回答這個問題。社會的發展與道德的發展相互聯結、相互產生，有時也分你快我慢、你早我晚，但一個調節良好的外部遲早會徹底導致一個具有同樣優點的內部；反過來，一個更好更公正的人心，也能影響外在社會朝著更好的方向去。
如此看來，基佐似乎是一個強烈的「法國—歐洲」中心論者，說來說去，比來比去，似乎只是為了證明某些老牌歐洲（也就是法國）文明的領先地位。然而，深挖他的文明論，分析他究竟如何定義文明的「進步」，他的「驕傲」又是源自哪裡？他怎麼看「人」在世上生存的意義？如此，才能對他有一個更客觀更全面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