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爭鳴指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史實，特別是戰國時期，各門派之間的競爭尤為激烈。

戰國是奴隸社會未期，在夏商周三代，政治上的權力架構是，一個天下共主，各部首領雖然是臣下，但是都有一定的軍政權力，當週天子沒有才能，再加上政治道德敗壞，使權力衰弱，造成諸候混戰的局面。

在秦國統一中國的程序中，法家取得了優勢，之所以法家能領先，這和法家的宗旨適應當時社會需要所致。法家主張加強君權，廢除臣下的領土分封，改為郡縣制，除了帝王，依法吏治國，不分貴濺，破除世襲，違法處罰，有軍功獎勵。這些主張，適合封建皇權的發展，比奴隸社會的制度先進。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實行以法家思想治理國家，結果使秦國逐漸強大，最終統一了中國。

我們看法家的依法治國，這個“法”是以皇帝為宗，以吏為師，在封建社會，皇權大於法，執法的官吏，以個人喜惡執法，這樣的法，不但沒有公平可言，甚至於窮凶極惡，草菅人命，這也是秦朝命短的原因。法家的依法治國有很大的缺陷，他的法不是民主定立的，由於法家以吏為師，這就不可避免地濫用執法，以權謀私利，即使是秦皇室的宗親，都發生過冤獄，更何況是平民百姓。

秦國的滅亡，正式宣告法家退出了歷史舞臺。既然法家退出了，哪為什麼儒家會最終取得勝利？

儒家學派是由孔子創立的，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顏子等，主要著作包括《四書》、《五經》等。儒家主張對皇帝忠心，對父母前輩行孝道，在政治上實行以禮治國，以德服人，對百姓實行仁政。

以禮治國，符合封建階級的利益，對於封建地主，級別越高，禮遇越高。這一點可以從漢高祖劉邦親身經歷可以看出，在劉邦沒有啟用儒家禮儀之前，朝會是很亂的，互相說話，互相爭吵，沒大沒小，秩序混亂。經過儒家禮法的演習，朝堂井然有序，沒人敢私自說話，那場面使劉邦感嘆：這才有當皇帝的威儀。儒家對人分三六九等，講究君臣有別，父子有序，有利於封建大地主，這也是封建主選擇了儒學思想最重要的原因。一個封建國家的建立，要想長治久安，必須在政治上對老百姓的剝削適可而止，不能竭澤而漁，而儒家的中庸之道，實行仁政的主張，也是封建社會安定的必備條件。另外，儒家的教育對平民比較開放，只要交學費，都可以進行學習，這也壯大了儒家陣營。以上幾點，大概也是漢武帝廢除百家，獨尊儒術的原因。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了解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是如何產生的。

時間追溯至姬發推翻商紂王統治，建立周王朝時期。周朝的統治者們推行了兩項影響後世千年的政策：

一 、將天命歸於周王，而不是周人。儘管只有一字之差，對去其它諸侯來說，卻是至關重要。商將天命歸於商人，導致商紂王完全不把其他諸侯國子民當人，凶殘暴戾，不得人心；周將天命歸於周王，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周人和其他諸侯國的子民一樣，地位平等，都是周王的百姓。百姓心安，國家穩定。

二 、將“周公制禮”作為國家的基本法，整個社會形成“禮”的制度。上至君王，下至百姓，行為規範都有據可依，有禮可循，社會正常運轉。

隨著時間的推逝，兩個因素導致百家爭鳴現象出現。

一、周朝建立之後，周王將土地分封給自己的親信、朋友、親戚，讓他們成立諸侯國，諸侯國承擔保護周王朝的任務。正如《左傳》中所說“封建親戚，以藩屏周“。隨著諸侯勢力逐漸壯大，土地逐漸增多，各諸侯又將領地分給自己的親信、朋友、親戚去管理，這樣就形成了很多二級諸侯國。最多的時候，大小諸侯國達到140多個，這為百家爭鳴的出現提供了溫床。

二、春秋後期，禮崩樂壞，社會風氣敗壞，周禮遭到遺棄。沒有行為規範的結果是迷茫，人們必須去不斷探索新的行為秩序，於是思想大爆炸，百家爭鳴出現。

百家學說理論體系是基礎，百個諸侯國的存在是學說被推廣的動力。各諸侯國提供財力，人力、國力來嘗試推行不同學說，踐行不同的行為規範，嘗試著強大國家。

百家學說雖然門派很多，但探索的內容基本上圍繞如何對待周禮展開。

第一種主張恢復周禮，克己復禮，典型代表是儒家。儒家產生於中原地區，保持入世態度。儒家認為春秋末年混亂的社會狀態是由於世人不遵守周禮，不按規矩辦事所導致。迴歸傳統，克己復禮，才能匡扶社稷。

第二種主張摒棄周禮，以法代禮，典型代表是法家。法家同樣產生於中原地區，保持入世態度。法家認為春秋末年混亂的社會狀態是由於世人應循守舊，踐行迂腐的周禮所致。開創新規，依法治國，才能富國強兵。

第三種主張無為而治，順應自然，典型代表是道家。道家產生於荊楚大地，山川遍佈，地廣人稀，採取的是一種出世的態度。道家覺的“世人慌慌張張，只為碎銀幾兩”，繼承還是摒棄周禮並不重要，無慾也就無求，廣闊天地，投身自然才是正途。

百家爭鳴產生於春秋後期禮崩樂壞的時代，也正由於眾多諸侯國的存在，才得以被踐行。到了戰國時期，不斷混戰，互相兼併，諸侯國不斷減少，大部分學說因為缺少支援而逐漸沒落。

秦國推行商鞅變法，踐行法家學說，實力不斷壯大，最終統一天下。

秦始皇“焚書坑儒“、項羽“火燒咸陽”、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很多學說歷經磨難，完全被歷史抹去，留下遺憾。

綜上所述，隨著秦依靠法家學說一統六國，也依照法家來規範秦國。其他學說自然被摒棄，很多學說也因此徹底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因此，秦朝整合諸子百家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以上為個人觀點，希望讀者喜歡。

百家爭鳴是指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戰國（前475年—前221年）時期知識分子中不同學派的湧現，及各家族之間流派爭芳鬥豔的局面。

百家爭鳴的“百”並不是實數，而是形容各種學派數目之多。實際上，當時比較重要的只有儒、墨、道、法、名、陰陽六家。此外還有兵家、農家、縱橫家、雜家等等。這麼多的思想家，研究的是同一物件，即他們所處的動亂的社會。但由於各人立場和處事態度的不同，因此是眾說紛紜，五花八門，各抒己見，互相爭辯。下面我們就來簡略地介紹幾家學說的內容。

儒家的創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孔子。他的政治理想是要統治者推行“仁政”；又提出“仁者愛人”的主張，要求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剝削和役使應該有所節。戰國時代，孟軻繼承和發揮了孔子的學說。他講究“仁義”，而且特別強調“義”，把它當作判斷是非的標準。違背了“義”，就連國君也可以反對。這在當時是挺大膽的。孟軻被人尊稱為孟子，是孔子學說的主要繼承者，後來人們把儒家學說又稱為“孔孟之道”。儒家學說對統治者鞏固政權有很大用處，所以給後世留下深遠影響。儒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荀子，即荀況。荀子雖是儒家，可是跟孟子的思想不一樣。他主張變革，提出人能掌握自然規律並利用它的唯物主義思想。荀子是戰國時期最偉大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又是國家統一進步的支持者。儒家思想

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對當時和後代都有很大影響。法家在當時最得勢。魏、楚、秦等國都先後推行過法家的主張。但法家的“法治”又有壓迫剝削農民的殘酷一面，很容易激化地主與農民的矛盾，所以秦王朝統治不過十幾年，就被農民起義大吞噬了。繼起的漢朝統治者吸取了這個教訓，認識“嚴刑苛法”是不能鞏固自己的統治的，於是，又改為提家的“黃老之學”，用“無為而治”的辦法來緩和社會矛盾息，發展生產。後來他們又把儒家的思想拿來，加以改造，用“忠孝仁義”作為統治人民的思想武器，並且開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從那以後，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為正統，統治中國思想、文化兩千餘年。

諸子百家縱春秋，

思想如筍出雨後。

各自爭鳴長不休，

誰是誰非難定論。

法家主張太殘酷，

暴秦被覆漢灌醒。

罷黜百家獨尊儒，

以仁治國傳千古。

百家爭鳴當然是有結果的。

百家爭鳴的結果就是各家互相借鑑、交鋒形成了各種各樣的“雜家”。雜家實際上就是百家爭鳴的結果。而秦國在整合中已經參與了。呂不韋召集門客編寫了《呂氏春秋》。

之後，漢朝淮南王劉安召集門客編寫了《淮南子》。

最後，董仲舒寫成了《春秋繁露》。這三本從形式上都是雜家著作，是整合的產物。

董仲舒思想以儒家為主，融合名法陰陽道，對先秦儒學加工改造，重新創造一個新的儒學體系，奠定了長期封建統治的理論基礎。

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和原先的儒家完全不一樣了。

在中國歷史上"百家爭鳴"有兩次，第一次收穫滿滿，不管結果如何，到底閃爍出了許多思想光芒。

第二次教訓多多，不管結果如何，知識分子到底明白了什麼叫知識分子？

所謂百家爭鳴，指的是兩種社會現象：一種是各個學派獨立地闡述自己的學說思想，學派之間相互問難，進行辯論；另一種是遊說諸侯。

戰國的諸子百家主張學以致用，為了救世，必須以其所學去遊說諸侯，推出自己的政策主張、治國方略，不可避免與諸侯及其官員發生爭鳴。

因而各學派的鉅子幾乎都是伶牙俐齒、口若懸河的雄辯家，像韓非那樣口吃，只是個別特例。

孟子到處遊說，能言善辯，一個叫公都子的人問他：別人都說您喜歡辯論，請問為什麼？孟子答：我是不得不辯論啊！世道衰微，荒謬的學說、殘暴的行為都出來了，臣殺君，子殺父，我要端正人心，消滅邪說，不得已而辯論的。

當時文人學士遊說之風很盛，一個很平凡的士，通過遊說，一經國君賞識，便可提拔為執政大臣。例如商鞅本是魏相國公叔痤的家臣，入秦遊說秦孝公，做到了秦國最高官職大良造；張儀本是魏人，入秦遊說，做到了秦惠王的相。

商鞅入秦後與甘龍、杜摯關於“法古”與“反古”的辯論，便是一種“爭鳴”。商鞅針對甘龍、杜摯“法古無過，循禮無邪”的主張，駁斥道：“前世不同 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從而提出自己的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

這顯然是用既反對復古又反對安於現狀的法家思想，批判儒、道兩家的“法古”、“循禮”觀點。

孟子曾遊說於齊、魏、滕、薛、宋、鄒、樑等國，慷慨陳詞，闡述儒家的理論和政見。他到魏國，惠王對他優禮有加，並向他請教治國之道。當魏惠王問他“何以利中國”時，孟子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實際上是在用儒家的義利觀批判法家的義利觀。孟子在齊國，宣王任他為上卿，據說，他有車數十乘，隨從數百人。這都是遊說的結果，使當政者能採用其學說與主張，故能顯赫一時。

百家爭鳴的形成，與各國寬容的學術政策有很大關係，這在齊國的稷下學宮表現得最為突出。

齊國都城臨淄是春秋戰國時代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城週五十里，有十三座城門。據《史記 · 蘇秦列傳》說，臨淄有居民七萬戶，“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

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

從齊威王的父親田桓公開始，齊 國在國都臨淄西邊稷門外的稷下，設立學宮，招徠各派學者前來著書立說，議論政治，稱為“稷下先生”，也稱為博士。

到齊威王、齊宣王時代，稷下學宮出現了盛極一時的景況，聚集了一大批學者，有事蹟可考者如淳于髡、慎到、鄒衍、宋鈃、尹文、接子、田駢、環淵、荀卿等。齊國雖崇尚黃老之學，但不主於一家，對各家各派相容幷蓄，採取“不治而議論”的方針，使稷下學宮成為諸子百家爭鳴和交流思想的中心。

孟子與齊威王、宣王政見不同，還是受到禮遇，齊宣王曾多次向他問政，甚至像齊伐燕這樣重大的決策，也徵求孟子意見。後來孟子離開時，宣王還想挽留他，打算給他豪華的住宅和優厚的俸祿。

鄒衍本是齊中國人，因不滿於齊王，到了燕國，齊襄王當政時，他又回到稷下學宮。正是這種寬容的政策，使百家爭鳴蔚為大觀。

在周王朝的政治丶軍事丶思想統治完全喪失的戰國，才出現了諸子蜂起丶百家爭鳴，各種不同的社會丶國家丶人生觀以門派的形式塹露出來。這是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九流十家給後世留下了豐富的遺產。

建國後提的百花齊放丶百家爭鳴，指的是學術界丶文藝界在黨的領導下的空前繁榮，它是有社會主義政治方向的，不是西方式的所謂自由。

秦國未統一將要統一之時，就已經有整合諸子百家的工作了，《呂氏春秋》就是雜家之作，就是以道儒為主融合百家學說。該書以儒家學說為主幹，以道家理論為基礎，以名、法、墨、農、兵、陰陽家思想學說為素材，熔諸子百家學說於一爐，閃爍著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

百家爭鳴的結果？這個問法還有可以讓人注意到百家爭鳴是個過程的，所以，問題提出者有思考，至少比一些“學者”把百家爭鳴當追求目標有頭腦。實際上，從百家思想的來源是上承王官之學，同時代階段結果是儒家上升為漢代文化主導這個過程看，百家爭鳴確實是一個文化的正反合的過程的中間一段，而不能把百家爭鳴當成文化發展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