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廣利是漢武帝親自選的，原以為又是一個衛青霍去病。皇帝不能錯，所以錯的必須是李陵。司馬公不可能傻到不知這個道理。但是，他的信念，讀書人的硬骨頭讓他勇往無前。捨生取義的人，永遠只是極個別的，千古之下，岳飛，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數人而已。

李陵的事情其實從側面反應了漢武帝執政晚期的很多弊端。李陵孤軍深入，沒有後援，一方面是將領之間不和導致；另一方面，這個時期的漢武帝急功近利。所謂滿朝文武都站在漢武帝這邊，是因為所有人都對“投降”的行為極其厭惡。司馬遷為什麼為李陵爭辯，他難道不知道投降是可恥的行為？是不是隻有他覺得李陵冤枉，其他文武都覺得李陵是叛徒？當然不是！漢武帝死後，霍光和上官桀輔政，他們都想把李陵接回來，可見他們也是知道李陵投降是逼不得已，他們也知道李陵是一個好人。站在李陵這邊的人不只司馬遷，只不過當時為李陵辯解的只有他。

漢武帝性格急躁，尤其晚期做出決定特別武斷，漢武帝在氣頭上就把司馬遷給辦了。然後過了一段時間他又明白過來，於是漢武帝讓公孫敖去把李陵接回來，公孫敖無功而返，跟漢武帝說聽到匈奴的人說有位姓李的將軍在幫單于練兵，於是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後來又搞明白練兵的不是李陵而是李緒，但是為時已晚，李陵在漢朝再無牽掛，雖然霍光等人一再想接他回來，但是李陵再也不想回來了。

晚年的漢武帝做出任何決定都不去深思熟慮，一不高興就有人頭落地。漢武帝執政期間任命過十三個丞相，七人非正常死亡。漢朝的人才以武帝時為盛，然而這些人又往往不得善終。這也是為什麼李陵案中只有司馬遷一個人為李陵申辯。在這種情況下，司馬遷能保住腦袋就不錯了，畢竟連太子劉據都保不住自己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