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被孫中山稱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的傳奇人物，此前一年剛指揮發動了“真正打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第一槍”的三洲田起義，雖然只持續了短短二十二天，日後卻獲譽“堂堂正正可稱為革命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此役軍事指揮鄭士良，也成為一個革命亂世的標誌性人物。
豪俠
“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
1864年11月（清同治三年），淡水鎮的鄭氏家族喜氣洋洋，因為家族剛添了一名香火繼承人。
淡水鎮是有名的繁華小鎮，商貿業尤為發達。鄭氏家族雖在當地算不上大姓，卻也頗有家底。今日再去鄭士良的故居回訪，鄭家祖屋已不在。但有鄭氏的族人介紹，淡水鎮的百年老街還在，“當年這幾百米長的街上的店鋪都是鄭家的”，足見鄭士良出生在一個多麼富貴的家庭。據史料記載，鄭士良的祖父、父親都曾任鹽運使署稽查，祖輩還曾遠渡南洋，有僑匯收入，因此鄭士良一出生就吃穿不愁，是個實實在在的“富二代”。
這個“富二代”也很爭氣，幼年即熟讀四書五經，因聰敏過人、刻苦用功而令家人為傲。鄭的父輩經常與在港澳南洋活動的洪門會黨有來往。受家庭的薰陶，鄭從小就愛做英雄夢。據史料記載，還在私塾讀書時，他就對俠義小說尤為偏好。尤其老師講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的故事，他就會聽得特別起勁。
19歲那年，鄭士良終於有機會成為俠士———他加入了淡水鎮的三合會組織，還到武館習武。而他的性格也豪爽義氣，憑藉他的這種仗義，鄭士良逐漸在三合會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
隨著年齡的增長，鄭開始對現實社會和清朝統治有所反思。22歲時他考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南華醫學院，並遇到了同窗孫中山。孫中山的鍼砭時弊、直接抨擊朝廷的思想，與鄭世良不謀而合。
而在孫中山最初建立的朋友圈兒裡，鄭士良是那麼不同：洪門出身，會武功懂軍事，有洪門中人的俠義和豪氣，又有著讀書人的修養和抱負。孫中山曾寫道：“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 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
1888年，孫中山離開南華醫學院，不久後，鄭士良也輟學返回淡水，聯合會黨宣傳社會變革，被推為三合會首領。1895年1月，鄭前住香港，參加孫中山組建的興中會，併成為香港興中會負責人之一。
在香港期間，鄭士良繼續向孫中山講解中國祕密社會的內容和沿革歷史，認為會黨是武裝反清惟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並將自己的會黨資源毫無保留地介紹給孫中山。孫中山也逐漸開始意識到要武裝反清，非與會黨為伍不可。鄭士良對孫中山的影響，正如孫自己所說的那樣：“予由革命談論時代進入實行時代的動機，則受鄭君所賜者甚多也。”
舉事
“蓋廣東多會黨，士良能左右之。士良不去，清吏日不安。”
武裝反清行動的組織、指揮重擔，在興中會內部自然要交給能文能武的鄭士良。《清史》中有記載：“蓋廣東多會黨，士良能左右之。士良不去，清吏日不安。”足見鄭在會黨中的影響力和威望。
1900年，北方義和團運動全面展開，八國聯軍武裝入侵攻陷北京，慈禧、光緒嚇得倉皇出逃。孫中山認為，武裝起義的機會又來了，他親自率領一部分興中會會員從日本返香港，部署武裝起義。但由於港英當局阻止，無法登岸，便改在船上開會。
會議決定，舉事地點在惠州歸善縣（今惠州惠陽）與新安縣（今深圳鹽田）交界的三洲田。鄭士良負責全部的軍事指揮工作，楊衢雲、陳少白在香港辦理餉械，史堅如在廣州組織響應，孫中山本人到臺灣設法接濟。同時，孫中山還交代鄭士良聯絡惠、潮、嘉各屬會黨和綠林首領，集合于歸善三洲田，待香港方面運來槍械，即行發難。起義日期定於光緒庚子年（1900）閏八月十五。
事實上，起義的時間並不在農曆閏八月十五，而是在農曆閏八月十三。起義的地點也並非之前謀劃的三洲田，而是位於幾十公里之外的另外一座山頭———今天深圳龍崗坪地的馬巒山。原來，起義風聲走漏，清軍正往三洲田聚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鄭士良等人臨時決定：提前兩天舉行起義。
而當兩千多綠林好漢祕密會集三洲田村的山林時，一名姓廖的老人提出反對意見，原因是一旦失敗，清軍必定會對村內滿門抄斬。兩難之際，興中會的骨幹會員羅生想出個好主意，將起義大本營轉移到他的老家———位於馬巒山上馬欄頭的羅氏祖屋。
今年85歲的馬欄頭村人羅清的爺爺當年是義軍成員。據羅清回憶，小時曾聽奶奶說，村裡人都加入了會黨，三洲田起義時都積極參與。還有許多香港人也為義軍提供幫助。在舉事前，義軍就在山上非常隱蔽的山林中祕密建造好幾座彈藥庫。為了避人耳目，還特意編出了山林“是邪地，有鬼神出沒”的故事，嚇唬村人，不讓其靠近。如今得翻過幾座山坡，方能探訪彈藥庫的遺址，其磚牆早在幾十年前已被村裡人在建墓或砌豬圈時取用，只剩下2-3釐米高的地基。
1900年10月6日當晚，鄭士良率領600餘人，在馬欄頭的羅氏大屋前舉行了殺豬祭旗儀式後，分兩路出發。此後沙灣蘭花廟之役告捷，打響了三洲田起義的第一槍，遠在臺灣遙控指揮的孫中山也大為振奮，急令鄭士良率部一路東進，乘勝追擊，開赴福建廈門。
從沙灣出發，義軍一路所向披靡。15日，即蘭花廟之役後的第10日，佛子坳之戰，擒獲歸善縣大丞兼清軍管帶杜鳳梧，俘虜清軍數十人，繳獲700餘槍支，子彈五萬餘發。17日的永湖之戰，清軍提督鄧萬林中彈墜馬，慌亂逃竄僥倖撿回一條命。22日，起義隊伍抵達三多祝（即今天的惠州市惠東縣多祝鎮），在白沙紮營，隊伍迅速發展到兩萬人，總指揮鄭士良成為名副其實的鄭司令。
兩難
“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及至廈門，亦無所得，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
義軍規模有了，士氣高漲，準備攻打皇思揚古城。但要命的是由於行事倉促，軍火裝備根本供應不上。清軍此時已經配備了精良的德國造步槍，而義軍尚不能保證人手一枝火藥槍，有的更是簡陋到只有一根紅纓槍。
皇思揚這頭，首領鄭士良乾著急，眼看彈藥一天少於一天，加急電報發了一遍又一遍，催促孫中山增援武器的事杳無音訊。遠在千里之外的臺灣那頭，孫中山也無奈，他事先早有謀劃：義軍佔領廈門、福建後，即藉助菲律賓獨立軍儲存在日本的軍火，經臺灣海峽運至廈門島，用以武裝義軍。
計劃趕不上變化。此時恰逢日本內閣改組，首相換成了伊藤博文，此人奉行保全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禁止軍火從臺灣外運。日本外務大臣青木周藏嚴令日本駐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不得幫助中國革命黨人，否則更動其職位。”上峰發話，兒玉不敢不聽。假如當時兒玉應允了又會如何呢？結果其實都一樣———菲律賓獨立軍代表彭西后來調查發現，在日本訂購併儲存的這批槍支彈藥，實為三無產品破銅爛鐵一堆，原因在於———日本政客貪汙欺騙，以次充好敷衍了事。
和這批武器一波三折的命運一樣，孫中孫此刻也是命運多舛，被當局驅逐出臺。對於孫在臺灣的變故，鄭一時間自然一無所知，一邊等著孫中山的指示，一邊駐守與清軍周旋爭取時間。
1900年8月24日，激戰整整一天，皇思揚仍掌握在清軍手中未被攻下。該古城佔地三平方公里，城門乃青石築就，寬高數丈，易守難攻。城中多為文武官員大宅寓所，防範嚴密。戰至當日深夜，幸好內應的城中義士楊氏村民接應，偷偷開啟城牆西門，義軍得以進城，一舉殲滅守城清軍。
進得城來，義軍縱火焚燒了多處有官員背景的府邸。如今在皇思揚村一戶人去樓空的庭院大宅，大廳房梁木柱仍可見黑漆漆的一片，燒得只剩下半截木頭。本地村民說，這是義軍的“傑作”，算是手下留情了，只因義軍縱火時一眼瞥見廳中立著的該戶人家祖先牌位上赫然寫著鄭姓。“都姓鄭，說不定幾百年前是一家人。”鄭士良令義軍當即撲滅火勢。
皇思揚村清靜了沒幾天，8月27日，清軍從海豐增援反撲，雙方再次交戰。這次，義軍明顯不是對手，連日征戰人困馬乏，瀕臨彈盡糧絕。清軍有備而來，下午3時，皇思揚失守。
支援義軍開啟城門的村民楊氏，未等清軍上門捉拿，也未逃走，服毒自盡捨生取義。
25年後，1925年10月1日，皇思揚來了一位貴人。國民政府第二次東征，總指揮蔣介石路過此處，在城中大門下進行了一次即興演說，重溫反清革命的光輝歷史。當然，這是後話了。
千等萬等，孫中山派來的信使終於抵達。孫中山的指示寫在一封親筆信上，內容為“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及至廈門，亦無所得，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
迫於眼前危急處境，鄭司令也沒想到更好辦法。他隨即召開軍事會議，決定返回三洲田。會後，義軍大部分解散，僅餘200多人突圍，撤到香港儲存實力。
義軍征戰討伐的腳步終止於皇思揚，這裡為三洲田起義後續戰事的終結地，起義到此戛然而止。
敗亡
“君真大漢萬世師，不顧身心，拔劍首倡流熱血。”
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派來的信使為日本人山田良政先生，一位追隨孫中山鬧革命的外國友好人士。其在撤退途中，因迷路被清軍抓獲，慘遭殺害。
對於山田的遇難，孫中山在多個場合曾表示悼惜之意，贊之為“外國義士為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1913年2月27日，孫中山訪日之際，與隨行人員參加追悼山田良政紀念會，並親撰碑文志念，謂山田為“其人道之犧牲，興亞之先覺也，身雖隕滅，而志不朽矣”。
山田良政生活的時代，在國際上是西方列強佔絕對支配地位，在日本，則是由鎖國時代到開國時代。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日本國內渴望成功的青年紛紛走向海外發展的道路。山田良政也是其中之一，他渴望建功立業，成為天下名士。他以“浪人”自命在中國服務於日本的同時，也在實踐著個人的夢想。
在“興亞論”的影響下，他高度關注中國的變局，支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山田給父親“絕筆”函中曾謂：“對那些犧牲了的中國志士（即譚嗣同），我想日後在陰曹地府是無面目與之相見了，只能靠現在多誦佛經來告慰其英靈”。有研究者據此稱，不是對中國前途懷有良好願望者，是不可能作如此沉痛之語的。
孫後來將三洲田起義的社會影響與1895年的廣州起義加以比較，說：“經此失敗後，回顧中中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涯。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
“庚子首義”日後更獲譽為“它真正打響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槍，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前奏。”
起義失敗後，三洲田村和村民們遭受了巨大苦難，清兵在惠州所轄各縣及新安等縣大肆搜捕參加起義的會黨骨幹，焚燬了三洲田及支援起義村民的村舍。數月間，被捕者達數百人，先後遇害。羅清的爺爺便是在義軍撤退時未得知訊息，仍繼續看守彈藥庫，被反撲的清軍抓獲，被抓進監獄後再無音信。
鄭士良則率領餘眾數百人逃亡香港。清廷多次通過外交手段，擬將他們眼中的這位亂黨頭目引渡歸案。為免落入清廷之手，鄭以基督教徒名義通過教會掩護，向港府立案，免予干預。
1901年7月14日，鄭士良與朋友在香港水坑口宴瓊林酒樓飲酒吃飯，席間忽覺身體不適，友人送他回住處路上，鄭突然倒地不起，遂而身亡。其夫人鍾氏聞訊趕來，請警察出面檢驗，醫生出具的意見是“暴病系中風所致”。流傳甚廣的另外一種說法為，他是被清廷買凶下毒殺害。
他的死因一直是個謎。時過境遷，難覓真相。
時人馮緒承曾作輓聯弔唁：“君真大漢萬世師，不顧身心，拔劍首倡流熱血；我亦中華一分子，無甚面目，填詞空挽吊英魂。”
如果三洲田起義勝利了，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則革命程序當如何？回望百年身後事，只可惜歷史不能重來。
現實是，在香港薄扶林道基督教墳場，能文善武的豪俠之士鄭士良一晃長眠了110年，碑文上書：願主攜雨。他的後人如今遠在澳洲定居。而在並不遙遠隔海相望的其出生地———惠州市惠陽區淡水鎮，老家的房子早坍塌了，空留幾根青石柱地基。
如煙歷史記住了鄭士良，老家隔壁老叟無人知。
策動會黨起義
就是僱人造反
張鳴（中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革命黨中有好些富有江湖氣的富二代，鄭士良就是一個。中國的富二代，吃喝嫖賭者有之，規規矩矩守家業者有之，一腦門子叛逆者亦有之，革命黨中的富二代，都是最後一種，敢玩命、也敢敗家。惠州三洲田起義，是孫中山一直引為傲的一場暴動。用他的話來說，自打這場起義之後，中國人就對他們這些“叛黨”刮目相看了。這場起義具體的指揮者就是鄭士良。
起義日期是1900年10月，正趕上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清朝的帝后倉皇到西安避難。革命黨之所以挑這個日子，就是要趁清廷之危。同時，日本也暗中支援，不僅提供了槍械，而且有不少的日本人加入其中。至少從領導層來看，像國際縱隊。當時的歸善縣一帶會黨勢力活躍，其中的三合會會員，已經跟興中會有了聯絡，只要有槍有錢，拉起隊伍，不成問題。原來的打算是，起義之後，佔一個港口作為據點，然後來自日本的接濟就會源源不斷，最終以此為根據地，逐步發展。
就這樣，隊伍拉起來了，旗幟也樹起來了，戰鬥也打響了，一時間還挺順手，抓了清軍士兵，就剪了辮子，讓他們當挑夫。一路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所向披靡。但是，三合會的起義，在一般百姓看來，無非是扯旗造反吃大戶，沒人認為他們是革命軍。所以，儘管在農村打得比較順手，真的攻城拔寨之際，比如進軍廈門就有些麻煩。
更大的麻煩是，隨著北方政局的逐漸穩定，列強打定了主意，還是維持清政府統治。日本政府也變了卦，原本答應的支援都泡了湯。反過來，儘管朝廷動盪，但廣東的地方官卻沒有人心渙散，還能撐得住。所以，起義的勢頭很快就沒了，大家只好收攤。
原本策動會黨起義，就是僱人造反。錢在人在，錢散人散。有點革命理想的，只是會黨中的極少數人。會黨的會眾，原本就是社會邊緣人士，做點作奸犯科，刀頭舔血之事，都是生活的應有之義。給革命黨幹一票，原也無所謂。但錢花光了，事自然就幹不下去。起義核心層沒有被剿滅，其實已經是天幸。
●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孫中山派鄭士良到惠州策動武裝起義，並擬親自從臺灣渡至福建，指揮全軍。
●10月6日，鄭士良、黃福等在三洲田集合三合會黨80餘人，猛襲新安沙灣，清軍潰逃，旋乘勝直逼新安縣城。
●10月15日，義軍與清軍戰於佛子坳，繳槍700餘枝，俘敵數十名，繼又在鎮隆大敗清軍。其後，在永湖、崩崗墟又連敗清軍。
●10月21日，義軍經龍崗、淡水進至三多祝，隊伍發展到2萬餘人。後因原定外援落空，孫中山派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傳達其指示，請鄭士良自決行止。鄭士良在外無援軍、內乏彈藥的情況下，被迫解散起義隊伍。鄭士良隨後退往香港。
中華民國革命家、孫中山得力助手之一鄭士良是被清朝收買的奸細下毒謀害致死，並非是死於中風。可惜他大業末成身先死，壯志未酬含恨亡。
這個被孫中山稱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的傳奇人物，此前一年剛指揮發動了“真正打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第一槍”的三洲田起義，雖然只持續了短短二十二天，日後卻獲譽“堂堂正正可稱為革命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此役軍事指揮鄭士良，也成為一個革命亂世的標誌性人物。
豪俠
“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
1864年11月（清同治三年），淡水鎮的鄭氏家族喜氣洋洋，因為家族剛添了一名香火繼承人。
淡水鎮是有名的繁華小鎮，商貿業尤為發達。鄭氏家族雖在當地算不上大姓，卻也頗有家底。今日再去鄭士良的故居回訪，鄭家祖屋已不在。但有鄭氏的族人介紹，淡水鎮的百年老街還在，“當年這幾百米長的街上的店鋪都是鄭家的”，足見鄭士良出生在一個多麼富貴的家庭。據史料記載，鄭士良的祖父、父親都曾任鹽運使署稽查，祖輩還曾遠渡南洋，有僑匯收入，因此鄭士良一出生就吃穿不愁，是個實實在在的“富二代”。
這個“富二代”也很爭氣，幼年即熟讀四書五經，因聰敏過人、刻苦用功而令家人為傲。鄭的父輩經常與在港澳南洋活動的洪門會黨有來往。受家庭的薰陶，鄭從小就愛做英雄夢。據史料記載，還在私塾讀書時，他就對俠義小說尤為偏好。尤其老師講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的故事，他就會聽得特別起勁。
19歲那年，鄭士良終於有機會成為俠士———他加入了淡水鎮的三合會組織，還到武館習武。而他的性格也豪爽義氣，憑藉他的這種仗義，鄭士良逐漸在三合會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
隨著年齡的增長，鄭開始對現實社會和清朝統治有所反思。22歲時他考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南華醫學院，並遇到了同窗孫中山。孫中山的鍼砭時弊、直接抨擊朝廷的思想，與鄭世良不謀而合。
而在孫中山最初建立的朋友圈兒裡，鄭士良是那麼不同：洪門出身，會武功懂軍事，有洪門中人的俠義和豪氣，又有著讀書人的修養和抱負。孫中山曾寫道：“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 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
1888年，孫中山離開南華醫學院，不久後，鄭士良也輟學返回淡水，聯合會黨宣傳社會變革，被推為三合會首領。1895年1月，鄭前住香港，參加孫中山組建的興中會，併成為香港興中會負責人之一。
在香港期間，鄭士良繼續向孫中山講解中國祕密社會的內容和沿革歷史，認為會黨是武裝反清惟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並將自己的會黨資源毫無保留地介紹給孫中山。孫中山也逐漸開始意識到要武裝反清，非與會黨為伍不可。鄭士良對孫中山的影響，正如孫自己所說的那樣：“予由革命談論時代進入實行時代的動機，則受鄭君所賜者甚多也。”
舉事
“蓋廣東多會黨，士良能左右之。士良不去，清吏日不安。”
武裝反清行動的組織、指揮重擔，在興中會內部自然要交給能文能武的鄭士良。《清史》中有記載：“蓋廣東多會黨，士良能左右之。士良不去，清吏日不安。”足見鄭在會黨中的影響力和威望。
1900年，北方義和團運動全面展開，八國聯軍武裝入侵攻陷北京，慈禧、光緒嚇得倉皇出逃。孫中山認為，武裝起義的機會又來了，他親自率領一部分興中會會員從日本返香港，部署武裝起義。但由於港英當局阻止，無法登岸，便改在船上開會。
會議決定，舉事地點在惠州歸善縣（今惠州惠陽）與新安縣（今深圳鹽田）交界的三洲田。鄭士良負責全部的軍事指揮工作，楊衢雲、陳少白在香港辦理餉械，史堅如在廣州組織響應，孫中山本人到臺灣設法接濟。同時，孫中山還交代鄭士良聯絡惠、潮、嘉各屬會黨和綠林首領，集合于歸善三洲田，待香港方面運來槍械，即行發難。起義日期定於光緒庚子年（1900）閏八月十五。
事實上，起義的時間並不在農曆閏八月十五，而是在農曆閏八月十三。起義的地點也並非之前謀劃的三洲田，而是位於幾十公里之外的另外一座山頭———今天深圳龍崗坪地的馬巒山。原來，起義風聲走漏，清軍正往三洲田聚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鄭士良等人臨時決定：提前兩天舉行起義。
而當兩千多綠林好漢祕密會集三洲田村的山林時，一名姓廖的老人提出反對意見，原因是一旦失敗，清軍必定會對村內滿門抄斬。兩難之際，興中會的骨幹會員羅生想出個好主意，將起義大本營轉移到他的老家———位於馬巒山上馬欄頭的羅氏祖屋。
今年85歲的馬欄頭村人羅清的爺爺當年是義軍成員。據羅清回憶，小時曾聽奶奶說，村裡人都加入了會黨，三洲田起義時都積極參與。還有許多香港人也為義軍提供幫助。在舉事前，義軍就在山上非常隱蔽的山林中祕密建造好幾座彈藥庫。為了避人耳目，還特意編出了山林“是邪地，有鬼神出沒”的故事，嚇唬村人，不讓其靠近。如今得翻過幾座山坡，方能探訪彈藥庫的遺址，其磚牆早在幾十年前已被村裡人在建墓或砌豬圈時取用，只剩下2-3釐米高的地基。
1900年10月6日當晚，鄭士良率領600餘人，在馬欄頭的羅氏大屋前舉行了殺豬祭旗儀式後，分兩路出發。此後沙灣蘭花廟之役告捷，打響了三洲田起義的第一槍，遠在臺灣遙控指揮的孫中山也大為振奮，急令鄭士良率部一路東進，乘勝追擊，開赴福建廈門。
從沙灣出發，義軍一路所向披靡。15日，即蘭花廟之役後的第10日，佛子坳之戰，擒獲歸善縣大丞兼清軍管帶杜鳳梧，俘虜清軍數十人，繳獲700餘槍支，子彈五萬餘發。17日的永湖之戰，清軍提督鄧萬林中彈墜馬，慌亂逃竄僥倖撿回一條命。22日，起義隊伍抵達三多祝（即今天的惠州市惠東縣多祝鎮），在白沙紮營，隊伍迅速發展到兩萬人，總指揮鄭士良成為名副其實的鄭司令。
兩難
“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及至廈門，亦無所得，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
義軍規模有了，士氣高漲，準備攻打皇思揚古城。但要命的是由於行事倉促，軍火裝備根本供應不上。清軍此時已經配備了精良的德國造步槍，而義軍尚不能保證人手一枝火藥槍，有的更是簡陋到只有一根紅纓槍。
皇思揚這頭，首領鄭士良乾著急，眼看彈藥一天少於一天，加急電報發了一遍又一遍，催促孫中山增援武器的事杳無音訊。遠在千里之外的臺灣那頭，孫中山也無奈，他事先早有謀劃：義軍佔領廈門、福建後，即藉助菲律賓獨立軍儲存在日本的軍火，經臺灣海峽運至廈門島，用以武裝義軍。
計劃趕不上變化。此時恰逢日本內閣改組，首相換成了伊藤博文，此人奉行保全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禁止軍火從臺灣外運。日本外務大臣青木周藏嚴令日本駐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不得幫助中國革命黨人，否則更動其職位。”上峰發話，兒玉不敢不聽。假如當時兒玉應允了又會如何呢？結果其實都一樣———菲律賓獨立軍代表彭西后來調查發現，在日本訂購併儲存的這批槍支彈藥，實為三無產品破銅爛鐵一堆，原因在於———日本政客貪汙欺騙，以次充好敷衍了事。
和這批武器一波三折的命運一樣，孫中孫此刻也是命運多舛，被當局驅逐出臺。對於孫在臺灣的變故，鄭一時間自然一無所知，一邊等著孫中山的指示，一邊駐守與清軍周旋爭取時間。
1900年8月24日，激戰整整一天，皇思揚仍掌握在清軍手中未被攻下。該古城佔地三平方公里，城門乃青石築就，寬高數丈，易守難攻。城中多為文武官員大宅寓所，防範嚴密。戰至當日深夜，幸好內應的城中義士楊氏村民接應，偷偷開啟城牆西門，義軍得以進城，一舉殲滅守城清軍。
進得城來，義軍縱火焚燒了多處有官員背景的府邸。如今在皇思揚村一戶人去樓空的庭院大宅，大廳房梁木柱仍可見黑漆漆的一片，燒得只剩下半截木頭。本地村民說，這是義軍的“傑作”，算是手下留情了，只因義軍縱火時一眼瞥見廳中立著的該戶人家祖先牌位上赫然寫著鄭姓。“都姓鄭，說不定幾百年前是一家人。”鄭士良令義軍當即撲滅火勢。
皇思揚村清靜了沒幾天，8月27日，清軍從海豐增援反撲，雙方再次交戰。這次，義軍明顯不是對手，連日征戰人困馬乏，瀕臨彈盡糧絕。清軍有備而來，下午3時，皇思揚失守。
支援義軍開啟城門的村民楊氏，未等清軍上門捉拿，也未逃走，服毒自盡捨生取義。
25年後，1925年10月1日，皇思揚來了一位貴人。國民政府第二次東征，總指揮蔣介石路過此處，在城中大門下進行了一次即興演說，重溫反清革命的光輝歷史。當然，這是後話了。
千等萬等，孫中山派來的信使終於抵達。孫中山的指示寫在一封親筆信上，內容為“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及至廈門，亦無所得，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
迫於眼前危急處境，鄭司令也沒想到更好辦法。他隨即召開軍事會議，決定返回三洲田。會後，義軍大部分解散，僅餘200多人突圍，撤到香港儲存實力。
義軍征戰討伐的腳步終止於皇思揚，這裡為三洲田起義後續戰事的終結地，起義到此戛然而止。
敗亡
“君真大漢萬世師，不顧身心，拔劍首倡流熱血。”
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派來的信使為日本人山田良政先生，一位追隨孫中山鬧革命的外國友好人士。其在撤退途中，因迷路被清軍抓獲，慘遭殺害。
對於山田的遇難，孫中山在多個場合曾表示悼惜之意，贊之為“外國義士為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1913年2月27日，孫中山訪日之際，與隨行人員參加追悼山田良政紀念會，並親撰碑文志念，謂山田為“其人道之犧牲，興亞之先覺也，身雖隕滅，而志不朽矣”。
山田良政生活的時代，在國際上是西方列強佔絕對支配地位，在日本，則是由鎖國時代到開國時代。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日本國內渴望成功的青年紛紛走向海外發展的道路。山田良政也是其中之一，他渴望建功立業，成為天下名士。他以“浪人”自命在中國服務於日本的同時，也在實踐著個人的夢想。
在“興亞論”的影響下，他高度關注中國的變局，支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山田給父親“絕筆”函中曾謂：“對那些犧牲了的中國志士（即譚嗣同），我想日後在陰曹地府是無面目與之相見了，只能靠現在多誦佛經來告慰其英靈”。有研究者據此稱，不是對中國前途懷有良好願望者，是不可能作如此沉痛之語的。
孫後來將三洲田起義的社會影響與1895年的廣州起義加以比較，說：“經此失敗後，回顧中中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涯。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
“庚子首義”日後更獲譽為“它真正打響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槍，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前奏。”
起義失敗後，三洲田村和村民們遭受了巨大苦難，清兵在惠州所轄各縣及新安等縣大肆搜捕參加起義的會黨骨幹，焚燬了三洲田及支援起義村民的村舍。數月間，被捕者達數百人，先後遇害。羅清的爺爺便是在義軍撤退時未得知訊息，仍繼續看守彈藥庫，被反撲的清軍抓獲，被抓進監獄後再無音信。
鄭士良則率領餘眾數百人逃亡香港。清廷多次通過外交手段，擬將他們眼中的這位亂黨頭目引渡歸案。為免落入清廷之手，鄭以基督教徒名義通過教會掩護，向港府立案，免予干預。
1901年7月14日，鄭士良與朋友在香港水坑口宴瓊林酒樓飲酒吃飯，席間忽覺身體不適，友人送他回住處路上，鄭突然倒地不起，遂而身亡。其夫人鍾氏聞訊趕來，請警察出面檢驗，醫生出具的意見是“暴病系中風所致”。流傳甚廣的另外一種說法為，他是被清廷買凶下毒殺害。
他的死因一直是個謎。時過境遷，難覓真相。
時人馮緒承曾作輓聯弔唁：“君真大漢萬世師，不顧身心，拔劍首倡流熱血；我亦中華一分子，無甚面目，填詞空挽吊英魂。”
如果三洲田起義勝利了，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則革命程序當如何？回望百年身後事，只可惜歷史不能重來。
現實是，在香港薄扶林道基督教墳場，能文善武的豪俠之士鄭士良一晃長眠了110年，碑文上書：願主攜雨。他的後人如今遠在澳洲定居。而在並不遙遠隔海相望的其出生地———惠州市惠陽區淡水鎮，老家的房子早坍塌了，空留幾根青石柱地基。
如煙歷史記住了鄭士良，老家隔壁老叟無人知。
策動會黨起義
就是僱人造反
張鳴（中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革命黨中有好些富有江湖氣的富二代，鄭士良就是一個。中國的富二代，吃喝嫖賭者有之，規規矩矩守家業者有之，一腦門子叛逆者亦有之，革命黨中的富二代，都是最後一種，敢玩命、也敢敗家。惠州三洲田起義，是孫中山一直引為傲的一場暴動。用他的話來說，自打這場起義之後，中國人就對他們這些“叛黨”刮目相看了。這場起義具體的指揮者就是鄭士良。
起義日期是1900年10月，正趕上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清朝的帝后倉皇到西安避難。革命黨之所以挑這個日子，就是要趁清廷之危。同時，日本也暗中支援，不僅提供了槍械，而且有不少的日本人加入其中。至少從領導層來看，像國際縱隊。當時的歸善縣一帶會黨勢力活躍，其中的三合會會員，已經跟興中會有了聯絡，只要有槍有錢，拉起隊伍，不成問題。原來的打算是，起義之後，佔一個港口作為據點，然後來自日本的接濟就會源源不斷，最終以此為根據地，逐步發展。
就這樣，隊伍拉起來了，旗幟也樹起來了，戰鬥也打響了，一時間還挺順手，抓了清軍士兵，就剪了辮子，讓他們當挑夫。一路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所向披靡。但是，三合會的起義，在一般百姓看來，無非是扯旗造反吃大戶，沒人認為他們是革命軍。所以，儘管在農村打得比較順手，真的攻城拔寨之際，比如進軍廈門就有些麻煩。
更大的麻煩是，隨著北方政局的逐漸穩定，列強打定了主意，還是維持清政府統治。日本政府也變了卦，原本答應的支援都泡了湯。反過來，儘管朝廷動盪，但廣東的地方官卻沒有人心渙散，還能撐得住。所以，起義的勢頭很快就沒了，大家只好收攤。
原本策動會黨起義，就是僱人造反。錢在人在，錢散人散。有點革命理想的，只是會黨中的極少數人。會黨的會眾，原本就是社會邊緣人士，做點作奸犯科，刀頭舔血之事，都是生活的應有之義。給革命黨幹一票，原也無所謂。但錢花光了，事自然就幹不下去。起義核心層沒有被剿滅，其實已經是天幸。
●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孫中山派鄭士良到惠州策動武裝起義，並擬親自從臺灣渡至福建，指揮全軍。
●10月6日，鄭士良、黃福等在三洲田集合三合會黨80餘人，猛襲新安沙灣，清軍潰逃，旋乘勝直逼新安縣城。
●10月15日，義軍與清軍戰於佛子坳，繳槍700餘枝，俘敵數十名，繼又在鎮隆大敗清軍。其後，在永湖、崩崗墟又連敗清軍。
●10月21日，義軍經龍崗、淡水進至三多祝，隊伍發展到2萬餘人。後因原定外援落空，孫中山派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傳達其指示，請鄭士良自決行止。鄭士良在外無援軍、內乏彈藥的情況下，被迫解散起義隊伍。鄭士良隨後退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