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冉是中國戰國時期秦國政治家，宣太后異父弟，通俗說就是國舅一般。

秦武王23歲因舉鼎而死，沒有兒子，各兄弟爭位。魏冉實力較大，擁立了秦昭王，亦幫秦昭王清除了爭位的對手。

請注意幾個關鍵詞：“實力較大”“擁立昭王”

那為什麼魏冉在30年的從政經歷中，已經勢力做大，不直接當皇帝呢？

一、皇帝講究根正苗紅

自己作為外戚，是不能當皇帝的，若是當皇帝，當時那個情況大家都會起義反對他，尤其是另外六國，終於等到一個起兵一處的名義。

二、自己做有實權的大臣，強於一個直接面對交鋒的諸侯皇上。

當時昭王年幼，自己是說一不二的大臣，沒人能反對自己，沒人動的了自己。

三、遵守姐姐的承諾

他遵從宣太后（羋八子）的遺願，就是輔佐好的自己的外甥。

若真起兵，可能死無葬身之地；雖然魏冉後期也很悽慘，但更多的是內心的落寞導致的。

魏冉在秦昭王時期做了近30年的丞相，在朝中遍佈黨羽，炙手可熱。但就是這樣一個大權臣卻在和秦昭王的權力博弈中一敗塗地。不但是魏冉，秦王嬴政即位之初，權臣嫪毐作亂，也遭遇了同魏冉相類似的命運。

為何秦國的權臣作亂都無法成功？秦王穩坐江山的祕密究竟是什麼呢？

雖然在接見並最終任用范雎的這件事情上，秦昭王表現出的見事遲緩令人遺憾，但這個關東遊士的到來將矯正秦國日益扭曲的政治生態卻似乎是命運註定的。

就在范雎入秦的公元前272年，秦昭王還沉浸在華陽大捷的喜悅之中，他可能並不知道，秦軍本來還有機會賈其餘勇，一舉攻克大梁，但是魏國中大夫須賈對秦相魏冉下的這番說辭卻讓佔領大梁的計劃流了產。

須賈對魏冉說：“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中略）

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

——《史記·穰侯列傳》

須賈警告魏冉，如果秦國進攻大梁的決心無可挽回，那麼面臨生死考驗的魏國誓將動員全國的武裝力量——至少100個縣，總計不下30萬兵力——與秦國展開一場慘烈的首都保衛戰。

萬一秦軍失利，魏國的後續反撲一定會威脅到魏冉的封邑定陶。

為定陶的安危慮計，須賈建議魏冉取消進攻大梁的作戰行動，作為回報，魏國將向秦國獻出絳縣和安邑。如此一來，定陶與秦國本土的聯絡可望得到加強，防務安全也會更有保障。

須賈的這番說辭最終奏效了，因為他牢牢地抓住了魏冉最核心的利益關切——說此前如果的20年裡，魏冉是站在秦相的立場上為秦國霸業忠心謀劃，那麼現在，他顯然更樂意把自己想象成未來將要建立的陶國的國家元首，為他的“親兒子”定陶爭取更多的好處，無論這樣做會否傷害到他曾經效忠的秦國。

相國的私慾膨脹對秦昭王來說無異於患生肘腋，它的威脅遠遠超過了山東六國的羸兵庸將。

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魏冉貓在秦昭王的眼皮子底下偷偷兒挖秦國的牆角，他自己卻也被身後一人死死地盯上了，那個人就是范雎。

魏冉在進攻大梁之前與魏國做下祕密外交，負責與他接洽的魏國使臣是中大夫須賈。巧的是，范雎這個來自魏國的遊士，入秦之前正是須賈的門客，並且他還是因為枉受了須賈的猜忌才被迫逃來秦國的。

自入秦伊始，范雎就一再上書昭王，提醒他秦國危如累卵，並將危害國家的禍首歸於魏冉。

一個逃死流亡的外中國人膽敢這樣緊咬當國相國不放，如果對魏冉同須賈的祕密交易一無所知，很難想象范雎哪兒來這樣的底氣。

自公元前269年開始，秦軍在伊闕、幾邑接連遭遇趙奢、廉頗的阻擊。這兩場失利不僅讓魏冉的秦相生涯烙下了罕見的敗筆，也動搖了秦昭王對他的信心。

痛定思痛的秦昭王終於接納了范雎遠交近攻的建議，將秦軍的攻擊重點轉回到韓、魏這兩個孱弱的鄰國身上，並順利地從魏國手中奪取了懷邑和邢丘。

秦軍重振聲威，東征日有起色，秦昭王對范雎的信賴也隨之越來越深。

眼見時機成熟，范雎終於向失勢的魏冉射出了致命的一箭。他又一次申請了與秦昭王的密談：“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専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

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史記·范雎列傳》

在這次祕密談話中，范雎對秦昭王發出了最嚴重的預警。他告誡昭王，相國魏冉在朝中遍插眼線，孤立君上。如果任其發展，社稷將有傾覆篡奪之憂。

魏冉做了將近30年的輔相，門生故吏遍佈朝野。更兼此時陰謀在定陶獨立建國，他對秦昭王的確已經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但我們也不能過分高估魏冉的政治能量，誤認為此時的他已有壓倒秦昭王的能力和趨勢。

縱觀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曆史，這個國家的君權基礎非常牢固，制度保障也相對完善，其中的關鍵就是秦國武裝力量的指揮權一直穩穩地掌握在國君的手中。

依據秦制的規定，凡屬徵發或調動軍隊，徵調文書須蓋玉璽為據，發兵使臣須憑虎符為驗，被徵調的部隊必須持節，否則各處關隘要道不得通關放行。在這個璽、符、節三位一體的嚴格制度中，起關鍵作用的一環便是虎符。現在存世的新郪虎符銘文載：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雖毋會符，行殹。

通常情況下，調動50人以上的軍隊，就必須要會合虎符。對軍事指揮權的嚴厲管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權臣造亂的風險。

在秦昭王的曾孫秦王嬴政當國的時候，朝中也曾出了權奸——嬴政之母趙太后的姘夫長信侯嫪毐，其擅權之烈比穰侯魏冉有過之而無不及。《史記·秦始皇本紀》甚至說當時的秦廷“事無大小皆決於毐”。

可就是這樣一個炙手可熱的權臣稱兵作亂，嬴政只經過了一場小規模的戰鬥，斬首數百，就把他給滅了。

這其中的真正原因，就在於嫪毐雖然偽造了秦王與太后的玉璽，但是卻拿不到虎符，因此不能大規模調動兵力。

魏冉雖然在秦昭王身邊遍植私黨，但只要他撼不動這個璽、符、節三位一體的兵權制度，就沒辦法公然與秦昭王爭奪最高權力。事實上，魏冉陰謀在定陶建國而不選擇徑直顛覆秦國，已經從反面印證了秦國相權無力與王權抗衡的事實。

對秦昭王與魏冉的實力比較，范雎心裡一定有本兒明賬，否則他不敢傍著昭王，攻擊魏冉。

但即便魏冉顛覆不了秦昭王是一個不易的事實，范雎說“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仍然不是一句無的放矢的空話。

因為就在這一年，《史記·秦本紀》中赫然記載：

秦昭王的太子為什麼會死在魏國？楊寬先生在《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中分析道：

所謂“魏冉當權而欲合韓、魏以攻齊之時”，具體的說，應該是指秦昭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1年）客卿造率軍攻擊齊國綱、壽，為魏冉擴大封邑的時候。魏冉為了聯合魏軍奪取綱、壽，不惜以昭王太子質魏。

結果呢，綱、壽被魏冉收入私囊，昭王太子卻死在了異國，是可忍，孰不可忍！

另一個對魏冉極為不利的訊息是，公元前265年，也就是秦昭襄王四十二年的歲首，宣太后去世了。這意味著外戚魏冉與秦昭王之間的姻親紐帶遽然斷裂。

失去了宣太后的廕庇，魏冉在當年歲末黯然下野，空缺的丞相職務則由秦昭王欽點范雎接任。

魏冉這根藤，是搭在秦昭襄王身上長的。

而秦昭襄王並不糊塗，且身體也好，所以他也任命了不少能臣干將，這些是足以制衡魏冉的。

再有，魏冉與秦昭襄王，是舅舅與外甥的關係，在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相互依靠，共同面對秦國王室裡其他有實力的顯貴的威脅。

秦國王室，在對待外姓貴戚時，還是比較團結的。比如商鞅曾權傾朝野，但是秦孝公一死，王室成員們就一起浮出水面，輕而易舉地將他整死。

秦國的王室，在春秋戰國時期，都沒有犯過晉國（三家分晉）、齊國（田代姜）那樣的錯誤。反而在秦始皇時期，犯了更嚴重的錯誤，即趙高篡政。

如果，英明神武的秦昭襄王英年早逝，身為國舅的魏冉，或許有機會在少主懵懂的時候，進一步剪除異己，那時自己當個秦王。

丞相魏冉專權30年，不僅無力顛覆秦昭襄王，反而在秦昭襄王認識范雎後被一句話罷免了相位；

要說這一切，都得源於商鞅變法的功勞，商鞅給秦國制訂了嚴密的法律，這些法律成了世道人心的種種框架束縛，保證了君主權力的安全；

只要百姓認秦法，認秦王，再大的權臣也翻不起浪花來，秦王殺他一句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