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最後一次通過改革挽救其統治的嘗試，更是中國能夠通過改革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並完成富國強兵，走向近代化的良機。

軍事上，清政府基本完成了軍隊近代化，主要省份均組建了新軍，海軍的重建也在循序漸進地展開。

政治上，改革傳統的官僚系統架構，確立新官制，並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政體，宣佈預備仿行立憲，中央成立資政院，各省成立諮議局，推動立憲，初步建立起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政體。

教育上，廢除科舉制度，各地建立大、中、小學堂，獎勵赴日、赴美等地出國留學。

可以說，清末新政走的是中央主導、地方推進的路子，前期有慈禧太后的權威和新軍力量的保駕護航，新政得以穩步推進；後期慈禧太后去世，攝政王載灃試圖集中權力，繼續推進改革，怎奈威權有限，無力主導改革方向，並導致地方各省蠢蠢欲動，日益離心，最終大清帝國在武昌起義槍聲中分崩瓦解。

中國曆朝歷代，仁人志士們實行了很多次改革，成功的少，失敗的多，有些失敗不是因為改革的內容不好，而是因為太好，脫離了當時的社會實際，因此無法執行下去。

北宋仁宗年間，范仲淹等人主導的改革就是這樣一次改革，史稱“慶曆新政”。

對內，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下，土地兼併嚴重，人民生活困苦，財政收入入不敷出，不時爆發出農民起義嚴重威脅著宋朝的統治。

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宋仁宗痛下決心進行改革。

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官，全面實行改革。

范仲淹認真總結了自己從政28年來醞釀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便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從澄清吏治、富國強兵、厲行法治三大方面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

1、明黜陟。即嚴明官吏升降制度，考核政績，破格提拔有大功勞和明顯政績的，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

2、抑僥倖。即限制僥倖作官和升官的途徑，限制大官的恩蔭特權，防止他們的子弟充任館閣要職。

3、精貢舉。即嚴密貢舉制度，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把原來進士科只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

4、擇長官。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檢查地方政績，獎勵能員，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通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5、均公田。即穩定、均衡官員們的職田收入，官員也是人，只有收入有了保障，無後顧之憂，才能盡職盡責去辦事。

6、修武備。即整治軍備，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三季務農，一季從兵，用來輔助正規軍。

7、厚農桑。即重視農桑等生產事業，各級政府要講究農田利害，興修水利，大興農利，並制定一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制度長期實行。

9、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另外，還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

10、重命令。即要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對長久推行的條令，刪去繁雜冗贅的條款，裁定為國家法令頒佈下去。這樣，朝廷的命令便不至於經常變更了。

經過幾個月的改革，大宋社會面貌煥然一新，政治局面為之提振：

1、官僚機構開始精簡；

2、以往憑家庭關係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

3、昔日單憑資歷晉升的官僚，增加了調查業績品德等內容的程式，某些領域特別優秀的人員得到破格提拔；

4、科舉考試中，突出了實用性內容的考核；

5、全國普遍辦起了學堂。

那麼，如此成效顯著的改革，為什麼最終會以失敗而告終呢？

第一，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甚至包括減徭役，這些措施都觸及了貴族官僚們的利益蛋糕，既侵犯了他們的既得利益，又影響了他們的長遠利益。所以，這些貴族官僚們就跳出來，以改革違背了“祖宗之法”之名肆意攻擊，表面上是冒犯了“祖宗之法”的“正統地位”，實際是觸動了他們本身的利益。

第二，新政切中時弊，但與宋朝的立國方針相沖突。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但是范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當時的北宋官僚已成為暮氣沉沉的腐朽政治集團，真要實行上述改革，百分之九十以上官員都得丟官，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大宋的統治基礎。權衡之下，宋仁宗只好選擇因循守舊，穩定大局。

第四，宋仁宗的懦弱性格，註定了改革失敗。宋仁宗的性格就是一個“仁”字，守江山做一個仁君綽綽有餘，無人能及。但是在改革面前，“仁”就是懦弱，想要改革就要有大刀闊斧的魄力，很顯然宋仁宗不行。想改革的時候急不可耐，遇見困難就撤手不管，頂不住壓力了再找人背鍋。“一將無能累死千軍”，這樣的皇帝，這樣的做事風格，虧的范仲淹還為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不是病死的，是惱死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哲學研究室主任、當代學者李存山這樣評價:“如果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得以‘盡行’，則不會有‘熙寧之急政’。”很多歷史學家也曾有過類似的言論，他們認為“慶曆新政”的失敗意味著宋王朝從此失去了圖強的機遇。

“功名得喪歸時數。鶯解新聲媒解舞。天賦與。爭教我悲無歡緒。”若干年後南宋滅亡，文天祥在大都的牢中輕輕吟唱范仲淹的《定風波》，痛心文正公的改革措施沒有得到實施，痛心自己的改革主張沒有得到實施，宋朝錯失了一次又一次拯救自己的機會。而在他的前輩慶曆新政失敗的時候，宋朝就已經將自己即將滅亡的資訊隱隱透露給了天下之人。

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的新法，是以市場經濟手段推動國家經濟，政府短期內可以得到財政收入。對於王安石變法，通常說法是保護中下階層利益，剝奪貴族大地主的利益，受到貴族的反對，但是反對者中有韓琦、富弼、蘇軾、蘇轍、司馬光、歐陽修和文彥博等等，這些人並不是貴族大地主。實際上王安石變法是在國家角度，對於國家各個階層、家庭的經濟內容改革，於是變法就引起了社會各階層不同的反響，越是富裕的階層，被剝奪的利益就越多，本來存在於地主、商人、消費者等人之間矛盾，變成了和政府的矛盾，導致宋朝政府成為矛盾的焦點，官員們成為王安石的對立面，為了個人利益反對國家利益，同樣這樣也在損害國家的根基。王安石的變法是有前瞻性，接近現代經濟學原理，但是步子太大，當時的社會沒有配套的軟體設施輔助，導致破產。

如果王安石變法成功，北宋會不會走上滅亡，也未可知。

蝴蝶翅膀扇過，可能都會在亞馬遜引起一陣颶風，任何歷史的改變都會將歷史引到另一條道路。遍覽中國古代歷史，漫長的歲月無非王朝更替，改革的目的也不過是為王朝續命，於國於家何益。

歷史這個東西有兩大魅力，一個是不能假如，另一個是沒有真相。不能假如好理解，指的是如果歷史的走向發生了變化，那麼歷史的結果肯定有千萬種變化，誰也無法預料。沒有真相指的是歷史經過了太久的時間，沒有足夠的時空條件來還原當時的具體事實。如果問歷史上哪些失敗的改革能夠改變歷史，那麼任何一場改革都是如此，只要是成功了都會改變歷史。在這裡，只回答一個比較典型的全面失敗的改革案例：王莽改制。

故事從西漢末年說起。作為當時最有權勢的外戚，王莽接受孺子嬰（劉嬰）的禪讓後稱帝，改國號為“新”。為了緩和當時激烈的社會矛盾，王莽推出了一系列頗具理想主義色彩的改革，堪稱共產主義的雛形。最終由於歷史條件不具備而失敗。王莽的改革主要分為土地改革、經濟改革和幣制改革。

在土地改革上，將全國土地改稱“王田”，實行土地國有制，禁止自由買賣。土地國有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以避免豪強兼併土地。改革的出發點是很好的，但卻是紙上談兵。當新朝的首批詔令發到各地時候，引起了豪強地主的強烈抵制，有三個地方的大地主糾集人馬發動叛亂，後來雖然被鎮壓，但是其餘的地主仍沒有一個願意均田，於是王莽動用皇權將他們關起來治罪，仍然沒有效果。再到後來，王莽一看監獄裡面關的都是各個地方的頭面人物，害怕危及到自己的皇權，就釋放了他們並取消了均田令。

在經濟政策上，王莽推行了比較超前的政策。首先就是實行了酒、鹽、鐵等重要經濟產業的國家專賣制度，以防止商賈哄抬物價。其次實行了政府貸款制度，類似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如果百姓遇到重大災禍或者需要週轉資金，可以向政府借貸，政府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息，以防止百姓自賣為奴。王莽還推行了幣制改革，廢除五銖錢及刀幣，另外發行寶貨，以削弱貴族豪強手中持有的財富總量。

王莽的一系列改革非常具有早起的空想社會與主義色彩，如同一個現代的理想主義者穿越回古代進行了一次破壞性試驗。如果王莽的改革在破除了一切阻力之後成功了，那麼很可能中國提前進入社會主義，進而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然後依靠強大的綜合國力征服亞洲，進而帶動全世界那些受苦受難的中下階層起來建立公平公正的新秩序。共產主義社會將提前兩千年在全球建立。我們這個民族再也不用經歷那麼多的苦難與曲折，穩穩妥妥、優哉遊哉地當我們的世界老大。創造出超越秦漢和隋唐的中華盛世。

當然，假如只是一種想象。真實的人類歷史社會發展程序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生態系統，任何一個變數的增減都會影響整個社會發展走向。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即使改革偶然成功，但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意識觀念乃至政權統治方式的侷限性，都不可能把天下大同的理想改革成功。經過幾次社會運動，必將把經濟社會發展形態拉回原來的樣子。這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在歷史發展中的必然規律。

總之，我們還是要讚揚那些破舊立新、革故鼎新的改革者。他們胸懷天下，大公無私，以一己之力挽時代狂瀾，賭個人榮辱求天下大同，為國為民做了廟堂之謀，為華夏文明貢獻了政治智慧。歷史將永遠銘記那些改革者、創新者、探索者。

歷史上出現過很多次的改良、改新、改革，但多以失敗而告終。如北宋時期，就曾發生過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和與以呂夷簡為代表的保守派的鬥爭，王安石的新法和以司馬光等保守勢力的鬥爭。特別是王安石的新法，如果實行成功，很可能北宋時期的階級矛盾就會得到一定緩和，推遲其王朝的覆滅。

王安石(1021～1086)，江西臨川人。他出身於中下層官僚家庭，較留意民生疾苦，曾多次上書上級官吏乃至皇帝，建議興利除弊，以舒民困。熙寧二年，他得到宋神宗的支援，從此積極推行新法。

王安石的新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在理財方面。他的新政一是方田均稅，重新丈量土地，均定賦稅；二是“均濟疏通"，獎勵地方興修水利；三是免除充役，改為出“助役錢"，減輕百姓負擔；四是實行青苗法，官府賒貸，以濟青黃不接；五是官府調劑市場，以穩定供需物價。

第二，在教育方面。一是改革科舉辦法，專考經義和時務策，強調學以致用；二是改革學習內容，增設武學、律學、醫學等，以培養專門人才。

第三，在整軍方面。一是軍馬民養，廢掉牧馬監；二是實行保甲法，擔負地方治安；三是置將定員，裁減老弱，加強軍訓，提高軍隊戰力。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下層百姓都可以從中得到好處。而且在推行的十幾年裡，其功效也逐步顯現出來：朝廷的財政收入增加，一度出現“中外府庫無不充衍"的局面；軍事力量也有增強；“積貧積弱"的現象有所改善。但是，這個新法觸動和損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切身利益，遭到了他們的激烈反對和圍攻，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新法的廢止，也標緻著北宋王朝進一步走向腐敗和沒落。農民起義不斷，北方政權入侵，最終導致一個王朝覆滅。

光緒維新也就是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思想解放，對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假如變法成功，可以增強大清國力，緩解國內外矛盾，但不改變封建落後的社會制度，是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發展的走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