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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新青年必讀

    史前時期

    長安地區很早就有都市存在,早在100多萬年前,藍田人就在這裡建造了聚落;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這裡已經出現了城垣的雛形,半坡遺址是仰韶文化的代表。2008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首——高陵楊官寨遺址的發現,將東亞城市歷史推進到了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這個相當於40個標準足球場大小的聚落,也許是東亞最早的城市,城市邊緣有一條長達1945米的環壕。社會已經有了簡單的分工,除了血緣,還有某種制度聯絡。

    豐鎬兩京

    長安地區很早就已經成為中國周朝的國都,西周的國都酆京、鎬京(前1111年—前770年)。

    鎬京又被稱之為酆鎬,酆、鎬本是沿著酆河而修建的兩座頗具規模的城市。灃水西稱酆京,灃水東稱鎬京,史稱“酆鎬二京”,分別由周文王與周武王營建。不過,習慣上將這兩座城市看成一個城市,因為分別承擔了不同的作用。酆京在西周後期更多地承擔了祭祀的帶有宗教性的作用,而鎬京則作為行政中心而存在。西周的首都就是豐鎬兩京。

    經近現代多年考古發掘與研究,在灃水兩岸約15平方公里的遺址範圍內,只發現了多座宮殿、宗廟、貴族與平民居址、車馬坑、青銅器窖藏、大型墓葬、手工業作坊。此外,據《詩經》等文獻記載,還當有辟雍、靈臺、靈沼等禮儀和遊樂性設施。特別是記載都城豐鎬規制、併成為後世都城設計圭臬的《周禮·考工記》中,明確記有“前朝後市”這一規劃與建築內容,結合《周禮·司市》篇中所記,當時“市”已有多種型別:“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同時,還設有專門管理市場的機構,從擔負“平市”、“均市”、“止訟”、“去盜”、“除詐”等職能情況看,豐鎬城中的“市”已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再結合西周經成王、康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至中期工商業日益興盛,平民庶人中不少因從事工商業致富,商人地位提高甚至可做官受爵這一歷史發展狀況看,豐鎬城中不僅集中居住著一大批王族宗室與公侯貴族,還有人數不斷增加的百工、商賈。他們與各類“市”相結合,使豐鎬除具有政治、文化功能外,經濟功能也愈益突顯出來,因而使其成為中國最早的城市。

    第一帝都

    咸陽宮

    秦建都咸陽,古代咸陽的地理位置在渭河兩岸,地理位置涵蓋今天的西安和咸陽部分割槽域。

    咸陽是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變法後秦國的都城。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國都仍在咸陽。當時的秦都咸陽規模巨集大,包括渭河兩岸的廣闊地域。以咸陽為中心,東迄黃河,西達千、渭河之濱;北起九山和林光宮,南至秦嶺北麓,東西400公里,南北200公里的範圍內,都建有離宮別館。渭河以北主要有冀闕、咸陽宮、蘭池宮及各具特色的“六國宮殿”;渭河以南有舉世聞名的“阿房宮”,供皇帝遊玩的甘泉宮和上林苑。渭河穿流於咸陽城的宮殿間。一座寬6丈、長380步的木橋把渭北、渭南聯在一起。咸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城市之一。

    漢都長安

    秦末漢初,長安其地時為秦都咸陽的一個鄉聚,是秦始皇的兄弟長安君的封地,因此被稱為“長安”。漢初,高祖劉邦下詔,相國蕭何主持營造都城長安,開啟了漢帝國的巨集大基業。

    公元前202年劉邦擊敗項羽,婁敬建議定都關中,但群臣大多是從東方而來,紛紛反對。劉邦徵詢張良,張良說:“東周雖然比秦晉兩世好,但雒邑城郭僅數百里,田地太薄,四面都是平地,容易遭受到攻擊。反觀關中有函谷關、隴蜀的沃野千里,南邊有巴蜀的富庶,北邊有胡人畜牧的便利,可以在三面防守,並向東方牽制諸侯,只要握住渭水通運京師,當東方有變,就可以順流而下。正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的沒錯。”於是劉邦決意定都長安,並拜婁敬為郎中,賜劉姓。

    漢高帝五年(前202年)置長安縣,高帝七年,定都於此。劉邦開始在渭河南岸、阿房宮北側、秦興樂宮的基礎上重修宮殿,命名為長樂宮。高祖七年(前200年)建造了未央宮,同一年由櫟陽城遷都至此,因地處長安鄉,故命名為長安城。漢惠帝元年(前194年)至五年(前190年)建造城牆。漢武帝設京兆尹治理長安,對長安城進行了大規模擴建,興建北宮、桂宮和明光宮,並在城西擴充了上林苑,開鑿昆明池,建建章宮等。

    在西漢的200餘年歷史裡,長安一直是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自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開通商道,長安城成為連線歐亞的橋樑、“絲綢之路”的起點,繁盛一時。全盛時期如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時,城中有8.8萬戶,24.6萬人,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座規模龐大、居民眾多的城市。西漢末年王莽執政時期,長安城一度毀於戰火。至東漢光武帝劉秀建國,長安改稱西京。及至漢末,漢獻帝曾遷都回長安。兩漢時期,長安一直作為都城存在。

    漢長安城位於今西安市區西北郊外,面積約36平方公里,大約是同時期羅馬城的四倍。長安城有12座城門和8條主要街道,最長的街道長5500米。城內的宮殿、貴族宅第、官署和宗廟等建築約佔全城面積的三分之二。宮殿集中在城市的中部和南部,有長樂宮、未央宮、桂宮、北宮和明光宮等。其中未央宮是從漢惠帝開始的許多皇帝的居住和處理朝政的地方,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宮殿之一。居民區分佈在城北,劃分為160個“閭里“。市場在城市的西北角上,稱為“長安九市”。在城西有面積廣大的上林苑,苑內主要有昆明池、建章宮等。在城南有一組王莽時期建造的禮制建築。漢長安城一改戰國時期大小城相套的格局,把居民區、工商業區和宮殿區集中在一座城市裡,後世的都城都沿用了這一構建體系統。

    漢光武帝劉秀中興漢室,東漢建立後,歷代皇帝常常前往長安祭祀宗廟。

    東漢末年,天下紛爭,漢室勢微,初平元年(190),西涼軍閥董卓挾漢獻帝遷都長安,192年4月,董卓被王允、呂布刺殺,192年6月,董卓部將李傕等人又攻入長安,後又相互連兵攻殺。

    隋都長安

    隋文帝楊堅篡北周建立隋朝後,最初定都在漢長安城。當時的漢長安歷經長期戰亂,年久失修,破敗狹小,汙染嚴重,於是隋文帝決定另建一座新城。

    公元582年(開皇二年),文帝在長安城東南龍首塬南面選了一塊“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隋書·高祖紀》)的地方建造新都,新都定名為“大興城”。大興城的面積達84平方公里,主要由建築學家宇文愷主持規劃建設,先造大興宮城,後造皇城。開皇三年(583年)在城西側開挖龍首渠、永安渠和清明渠,引滻水、交水、潞水,直通宮城。第二年由大興城東鑿300餘里至潼關,名為廣通渠,引渭水注入渠中使漕運直通黃河。605年,隋煬帝楊廣即位,同年,建通濟渠運河,自大興至江都(今揚州)。608年,又興建永濟渠運河。大業九年(613年)又動用10萬餘人修築大興城外郭城,大興城的總體格局至此形成。

    唐都長安

    公元618年,李淵稱帝,建立唐朝,改大興為長安,此後進一步修建和完善。唐太宗和唐玄宗年間先後增建了大明宮和興慶宮等宮殿。

    唐長安城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是如今西安城牆內面積的9.7倍,西漢長安城的2.4倍,元大都的1.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達的6.2倍,古代羅馬城的7倍。至盛唐,長安為當時規模最大、最為繁華的國際都市。

    長安城規模巨集偉,佈局嚴謹,結構對稱,排列整齊。外城四面各有三個城門,貫通十二座城門的六條大街是全城的交通幹道。而縱貫南北的朱雀大街則是一條標準的中軸線,它銜接宮城的承天門、皇城的朱雀門和外城的明德門,把長安城分成了東西對稱的兩部分,東部是萬年縣,西部是長安縣,東、西兩部各有一個商業區,稱為東市和西市。城內南北11條大街,東西14條大街,把居民住宅區劃分成了整整齊齊的110坊,其形狀近似一個圍棋盤。

    唐長安城由外郭城、宮城、皇城3部分構成,總面積87.27平方公里。外郭城平面長方形,東西長9721米,南北寬8651.7米,周長36.7公里。每面有3座城門,南面正門明德門和丹鳳門為5個門道外,是都城的最高等級。宮城位於廓城北部中央,平面長方形、南北1492米,東西2820米。中部為太極宮(隋大興宮),正殿為太極殿(隋大興殿)。東為皇太子東宮,西為宮人所居的掖庭宮。皇城接宮城之南,有東西街7條,南北街5條,左宗廟,右社稷,並設有中央衙署及附屬機構。後來,唐太宗(李世民)到唐高宗時期修建大明宮,唐玄宗(李隆基)又把自己當臨淄王時的王府改擴建成了興慶宮,三座宮殿合稱“三內”。東城西城分別有東市和西市兩座市場,集中了長安城的主要商業。城內有四條溝渠提供生活和環境用水。城東南角有一座人工園林——芙蓉園,園中有曲江池。

    長安城(外郭城開十二座城門,南面正中為明德門,東西分別為啟夏門和安化門;東面正中為春明門,南北分別為延興門和通化門;西面正中為金光門,南北分別為延平門和開遠門;北面的中段和東段分別與宮城北牆和大明宮南牆重合,西段中為景耀門,東西分別為芳林門和光化門。除正門明德門有五個門道外,其餘各門均為三個門道。據實測,明德門址東西廣55.5米,南北長17.5米,每個門道寬5米。特別是明德們內的南北大街朱雀大街更是寬達150米至155米。其他的不通城門的大街寬度也普遍在35米至65米之間,而順城街寬20米到25米。明德門原有臺閣式門樓建築。宮城位於郭城北部正中,平面為長方形,東西長2820米,南北寬1492米,周長8.6公里。城四周有圍牆,南面正中開承天門(隋稱廣陽門),東西分別是延喜門和安福門,北牆中部開玄武門。宮城分為三部分,正中為太極宮(隋稱大興宮),稱作“大內”,東側是東宮,為太子居所,西側是掖庭宮,為後宮人員的住處。今天西安城內西五臺和北城外自強西路北側鐵路中學內的土崗則是為數不多的大興宮城遺址。

    皇城亦為長方形,位於宮城以南,其東西與宮城等長,南北寬1843米,周長9.2公里。城北與宮城城牆之間有一條橫街相隔,其餘三面闢有五門:南面三門,中為朱雀門,兩側為安上門和含光門;東西面各一,分別為景風門和順義門。南面正中的朱雀門是正門,向南經朱雀大街與外郭城的明德門相通,向北與宮城的承天門相對,構成了全城的南北中軸線。城內有東西向街道7條,南北向5條,道路之間分佈著中央官署和太廟、社稷等祭祀建築。從城市的平面佈局來看,規劃者嚴格講求左右對稱。全城以宮城的承天門、皇城的朱雀門和外郭城的明德門之間的連線,也即承天門大街(亦名天街)和朱雀大街為南北向中軸線,以此為中心向左右展開。為突出北部中央宮城的地位,以承天門、太極殿、兩儀殿、甘露殿、延嘉殿和玄武門等一組組高大雄偉的建築物壓在中軸線的北端,以其雄偉的氣勢來展現皇權的威嚴。之後,隨著不斷增添新殿,才使這種格局有所變化。

    唐長安的人口中,除居民、皇族、達官貴人、兵士、奴僕雜役、佛道僧尼、少數民族外,外國的商人、使者、留學生、留學僧等總數不下3萬人。當時來長安與唐通使的國家、地區多達300個。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飲食風尚等從長安傳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過唐長安城消化再創造後又輾轉傳至周邊的日本、北韓、緬甸等國家和地區。唐長安成為世界西方和東方商業、文化交流的彙集地,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大都會。

    唐長安城的形制是中國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建設的典範,在當時也影響了鄰近國家的都城建設。

    日本國的平城京和平安京、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都高度效仿了長安城的規劃結構。

  • 2 # 晝研影視分享

    我個人認為:

    從西周到漢唐,中國是從貴族社會進入半貴族社會,西周要面對關東封建諸侯、西漢要面對關東諸侯王和豪強門閥、唐朝要面對關東世家大族,姬周、劉漢、李唐本身就是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為主要封地的第一大貴族,從封建割據的角度看關中地區無疑是當時最適合封建割據的地盤,以其它地區為首都(主要封地)的朝代在中央集權上顯然不如西周西漢前唐。

    但是從隋唐到宋元,中國從半貴族社會進入了平民社會,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大大加強,王朝的首都放在關中的渭河平原顯然就不如放在關東的黃淮海平原更有利於統治全國(長江中下游平原和海河平原的大發展);與此同時關中地區也因為水土流失荒漠化、絲綢之路衰落等原因無力承載越來越龐大的帝國的中央政府和中央軍了,安史之亂前的盛唐就不得不經常“就食東都”了(差不多有一半時間待在洛陽解決吃飯問題)。

    然而與此同時,北方的遊牧文明也因為社會發展實力大增,遼金元清等遊牧王朝對黃淮海平原的農耕王朝產生了巨大威脅;再加上北宋“三易回河”導致黃河又開始亂流對黃河中下游平原造成巨大破壞,王朝的首都開始從黃淮海的中心(洛陽-開封)要麼往南到江淮平原偏安(南京-杭州)要麼往北到海河平原守邊(北京),反正黃泛區是待不下去了。

    再往後就是海洋時代了,把首都縮到深處內陸的關中地區去更沒意義了。

  • 3 # 鹿師閱史

    西漢、唐初定都長安(今西安)有歷史相似之處,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具有優越的區位地理優勢。但一個國家的國都選擇除了地理優勢外,還需要綜合政治、經濟、文化、統治者意志等因素來進行選擇。西漢與唐都是大一統的朝代,故此統治者對國度的選擇必然是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權衡、綜合考慮,不會像割據政權一樣僅僅考慮某一地區小範圍的區位地理優勢。現就從全國範圍內巨集觀地理形勢並結果國情來看,漢、唐兩代皆立都關中長安都是當時客觀形勢造就

    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來分析一下漢、唐兩代為什麼選擇定都西安。

    一、西漢定都長安的歷史過程

    定都長安並非是劉邦及其統治集團的自主、自願選擇,而是在東、西兩大地域集團對峙局面下迫於戰爭形勢的客觀選擇,劉邦最看重的是長安所在地關中的軍事地理優勢。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在定陶氾水之陽即皇帝位定都洛陽。從大地理環境來看屬於“關東”(函谷關以東)地區。對於定都地點洛陽劉邦和群臣都持贊同意見,《史記·劉敬列傳》:“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又《史記·留侯世家》:“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一方面是因高祖劉邦欲自比周成王、康王的虛榮心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都是關東人,對定都洛陽有文化認同感;此外洛陽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軍事地理優勢,“雒陽東有成皋,西有觳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再加上其位於“天下之中”,具有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優越交通條件,便促成了漢初劉邦與群臣一致選擇定都洛陽。但若是結合漢初的軍事形勢來看,定都洛陽並非是一個符合天下形勢的選擇,中國的幅員遼闊所以各地區歷史、文化差異顯著,隨著秦國的強大,到戰國晚期逐漸形成關東列國與關中秦國對抗的局面,這不僅表現為軍事對抗、也涉及經濟、文化的對抗,漢初東西兩大地域實際仍處於這種對峙局面,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景帝時期先後面臨關東異性諸侯王、同姓諸侯王的強大軍事威脅,他們對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和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形成包圍之勢。所以西漢王朝的都城選址就勢必要受到這兩大地域的影響。這對於一個統一的國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鑑於此形勢,居於天下之中的洛陽不但無法得到周邊諸侯國提供的貢賦、只能依靠百里狹地來自給自足,而且其四通八達的便利交通條件還易於被反叛者利用起來,作為進攻國都的便捷通道。反觀位於關中的長安,則處於一個偏僻封閉的自然地理空間內,從婁敬和張良兩人提出定都長安的說詞內容來看,他們都是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巨集觀考慮,著眼於國都安全與中央朝廷對地方的控馭,故此一語道破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這種既與關東有所聯絡、又與關東有所分割的軍事地理優勢。所幸作為“馬上天子”的劉邦對軍事威脅也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因此力排眾議直接決定立都長安,這也避免了劉邦統治集團在建國以後如項羽定都彭城後四方叛亂、不斷東擋西殺的軍事地理劣勢。從後期西漢中央政府最終贏得平叛戰爭的史實來看,立都長安是非常正確的。

    二、唐代定都長安的歷史過程

    瞭解西漢初期的定都之爭後,對唐代定都關中長安就不難理解了。唐代定都關中的長安與漢代稍有不同,這是李淵自主、自願選擇的,因為此時已有西漢立都關中長安後得天下的先例。李淵不但看重關中的軍事地理優勢,作為舊貴族還對關隴一帶具有文化認同感。作為隋朝貴族,李淵在隋末天下動盪時與一般揭竿而起的農民軍領袖不同,他在積極籌備後才正式起兵。此時隋末首都實際上已經東移到洛陽,所以唐高祖李淵利用關中空虛迅速從晉陽南下佔領關中,從軍事地理角度來看仍是看重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的優越地理環境,使自己首先立於不敗之地。其次,北周、隋、唐初統治者皆是關隴貴族,佔據關中就收攏了大部分擁有實力的關隴貴族,他們對立都長安有文化認同感,這意味著李淵在文化與政治上取得了勝利,而剩下的起義軍都是毫無根基、目光短淺的農民起義領袖如李密、竇建德、杜伏威、王世充等,而且他們的國都如洛陽、洺州等從大地理環境來看都是四戰之地。故此李淵佔據關中立都長安後,唐朝統一天下就已經是勢在必得的歷史大趨勢。

    綜上所述,漢、唐定都西安都是在當時戰爭形勢下倚重關中的軍事地理優勢。這也是漢唐時期長安所在地關中最大的地理優勢。

  • 4 # 生活之路一帆風順

    可能有人不知道什麼叫溫暖期,這裡簡單地說一下,五千年的中國歷史,有多次環境變遷,今天的黃土高原,在千年前是一片森林,在隋唐的某段時間西安的冬天也不會結冰,但在兩宋時期,南方的太湖會結上堅冰,上面甚至可以走車。

    西安做首都的時間,是中國處於溫暖的時期,這時的西安地區,溫潤多雨。第二個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東周到秦漢溫暖期。這時的西安因為溫潤多雨,才有司馬相如的“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第三個溫暖期從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長安無雪無冰,大家可以想象當時的西安地區是多麼溫潤多雨。

    宋朝之後,政治中心轉移到了北京,西安從此和首都無緣,在明清時期,中國氣候處於寒冷期,最著名的是崇禎時期的乾旱,那時的陝西,旱的人活不下去,到處逃荒,這種環境下的西安更不可能做首都。

    西安地處關中平原被稱為八百里秦川,關中平原四周皆是天險,僅有為數不多的幾條通道可以與外界溝通。最重要的有四個關口,潼關、武關、蕭關、大散關,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王朝在哪裡建都城還不是看哪裡的土地肥沃,資源多,人口多的地方,地形好防守,氣候條件好的地方,環境破壞了,氣候惡劣了,都遷都,漢唐時期,西安地區森林資源豐富,氣候溫暖溼潤,適合百姓安居樂業,人生活就對環境造成了破壞,不及時回覆,到了明朝大地乾旱人都活不下去。

    我們國家現在重視環境得保護,誰破壞誰治理,一開始三北防護林,再到我們對沙漠地區的治理,對水源地得保護,使我們的環境得到了改善,國家又提出退耕還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的人民保護環境意識也挺高了,支援國家對環境得決策,積極響應,加大了植樹造林的力度,使發生沙塵暴的係數降低了,沙漠也不再是荒蕪的代名詞,也在為人民增收做貢獻了。

  • 5 # 普加喬夫

    有歷史和地理兩方面因素。

    主要是中國古代西北勢力統一中國很多,西北勢力統一北方或中國肯定會把國都建在關中大本營,周之鎬京、秦之咸陽、唐之長安等等,凡是關中勢力統治北方或全國,必然會將國都建在本土,頂多會在東出統治華北黃淮的據點河洛盆地再建一個陪都:洛陽,這是政治文化勢力的必然選擇。

    再一個就是長安的地理優勢,其所處的關中自古以來便號稱“四塞之國,金城千里。”關中平原北邊黃土高原,西有隴山,南秦嶺,東邊黃河出龍門後幾十裡寬的河道一直綿延到潼關。位於關中的秦國,在四面崇山峻嶺上,又修築關隘,北方的蕭關,西方的大散關,南方的武關,和東方的函谷關等四關,把關中變成名副其實的“四塞之國”。後來雖然歷朝歷代屢次經歷廢棄、移建、修復等等改變,但是其主體依然儲存良好,甚至後來更加新建了潼關,使得到了唐朝時,關中有超過五個關隘的保護。依託著險峻的山勢以及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雄關,漢朝和唐朝定都於位於關中的長安,則可以得到“山川以為固”的效果,奠定首都易守難攻,牢不可破的格局

  • 6 # 東漢末年100年

    以唐朝為例,從以下幾個方面說明地理位置

    長安有天險可守。長安北依渭河,南依秦嶺,這些自然屏障可以把長安置於安全地帶。而且長安周圍東有潼關,南有武關,西有大散關,北有蕭關,這四處關隘每處都是易守難攻,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以朝代定都長安,安全問題是有保障的。

    經濟中心

    唐代之後,就沒有朝代定都於長安了,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中心已經南移,南方經濟的發展已經漸漸超過了北方,在隋唐之前,中國的經濟中心還處於北方,北方的經濟遠遠高於南方,長安也是北方經濟中心的最活躍的地區。

    戰略。

    中國曆朝歷代,都把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放在第一位,比如匈奴和突厥,所以把長安定於都城,全國的物資可以向長安方向彙集,以長安為屏障抵禦蠻夷入侵,確保內陸地區不受匈奴的威脅,確保西南各地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而放棄長安為都城的朝代,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要比定都於長安的朝代大的多,因為都城遷移到內陸,西北地區的經濟逐漸衰退,統治者也對西北地區缺乏足夠的重視,西北地區也就屢次遭到匈奴的攻擊,而且屢屢得手。

  • 7 # 物來則應

    漢朝和唐朝把長安定為都城,首先考量的便是長安的地理優勢,那麼長安的地理優勢是什麼呢?

    咱們在說長安的地理優勢之前,先講一個歷史小故事,長安的地理優勢,便在這個歷史故事中,被解答的一清二楚。

    這個人便是婁敬,生卒年不詳,史書只說他是齊中國人,是一個要戎邊的士卒,在奔赴邊疆的途中,路過洛陽,這一年正好是劉邦稱帝的那一年,於是這位婁敬在洛陽停下了腳步,居然想要面見劉邦提一個建議,他的運氣也非常好,劉邦身邊有一位“虞將軍”據說是婁敬的同鄉,就幫他引薦給了劉邦。

    婁敬看到劉邦以後,直接建議劉邦不要在洛陽居住,應該把國都遷到長安。劉邦聽到這個建議後很疑惑,自然要問是什麼原因,婁敬便說,周朝的國都是洛陽,洛陽位於周朝的中心位置,是因為周朝當初以德建國,四方來朝比較方便,但是周朝末年,四方諸侯討伐洛陽也很方便,如今陛下您得天下,不是靠德政,是靠武力,所以您不適合居住在洛陽,反而適合居住在長安,因為您當初被封為漢王,發家在漢中,那裡才是您的根據地,更安全。

    這一觀點許多漢朝大臣是反對的,在洛陽生活的挺好,幹嘛要費大力氣遷都呢,但是有一個重量級的大臣卻支援這個建議,那就是運籌帷幄的張良。

    張良對劉邦說,長安位於關中地區,左面有崤山和函谷關,右面隴山和岷山,南面挨著巴蜀,盛產糧食,北面胡地更適合畜牧養馬,可以說背靠西、南、北方的天險,只要守好東方一面,便可保首都安穩,天下太平。

    劉邦肯定了張良的分析,因此接納了婁敬的建議,將都城最後定在長安,而婁敬也因此被劉邦提拔賞賜,拜為郎中,更賜名劉姓,改叫劉敬,這便是漢朝定都長安的歷史故事。

    首先李淵建立唐朝之初,全國各地因為連年戰亂,破敗不堪,其實可選的地方並不多,長安和洛陽這兩個曾經的都城本身有歷史規模,比較好重建,之所以最後選擇了長安,應該也是考慮到了長安易守難攻的戰略位置。

    其次李淵手下很多將士是關中人,如果把都城選在長安,那麼手下這些將士便可以衣錦還鄉,人心所向,提高團隊凝聚力。

    最後的原因也很重要,洛陽在隋煬帝時期被大肆修建,非常奢靡,如果選擇洛陽,很容易讓老百姓覺得唐朝跟隋朝一個樣,不利於開國之初,安撫百姓。

    綜上所述,李淵最後定都長安。

  • 8 # 淡漠行者613

    長安便是今天的西安,曾是16個朝代的首都,眾所周知首都選址是非常考究的,地理位置,經濟狀況,民生狀況,交通等等都在考慮範圍之內。長安能得眾多君王青睞,想來也是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條件

    大概從三個方面講講吧。

    不可不談的地理位置。要是打仗的話,長安的位置真的是絕了,本國易守,別國難攻。此地居於關中,東有險峻之崤函,南邊有武關,西臨散關,北及蕭關,可以說四面皆有保護的屏障,有戰亂時完全不用太擔心,想想那畫面,任你戰火四起,我坐居長安紋絲不動,就是一個活脫脫的大佬啊!

    2.物質基礎。地理位置優越,那就啥都好辦了,戰亂不是問題,百姓安居樂業,農業也相當發達,歷史上長安處於關中平原,氣候優越,土地富饒,物產豐富,為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

    這樣的地方又有哪個君王不愛呢,國家又怎能不繁榮呢?

    3.對外交流。之所以現今長安名為西安,想來是因為它比較靠近西邊的邊疆之地吧。這也是一個不得不說的優勢,因為與少數民族離得較近,一方面,某些暴虐的君王可以進攻他們,獲取更多的物資來充實己國。一方面,他們可以通過與其他民族的交流促進生產方式的變革,促進文化多樣化繁榮發展。據說,長安還是絲綢之路的起點,這不又是交通優勢嗎?這就更加促進了國家與外國的發展,和葡萄、玉米等農作物傳入中國是一個道理,加強了與外界的交流,國家才會有更多繁榮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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