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城市化程序的加快，人口增加，隨之而來的問題越來越多。原來只靠政府治安部門管理城市就行了，但後來由於人手不夠用，又有人員編制的限制，這樣下去肯定不利於城市發展，那就得增加人員了。於是監市應運而生。

古代的監市並不是正式在編人員，而是由政府從民間挑選組建，屬於外聘人員，相當於今天的協管員。組建期間他們的薪水由衙門發放。

唐代城市規模擴大，都城長安成了國際都市，政府愈加重視城管了。

制訂了比較規範的城管法律條文。《唐律》規定:“距府十丈無市，商於舍外半丈，監市職治之”。也就是說做買賣需在官衙十丈、民房半丈外，由監市管理。

如果“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種植墾食者，笞五十。各令復故。”也就是侵街佔道、種植糧食作物，都要處以杖笞之刑，還得限期恢復原貌。

而對擾亂城市秩序者，處罰則更嚴厲:“諸在市及人眾中，故相驚動、令擾亂者，杖八十；以故傷人，減故殺傷一等；因失財物者，坐贓論。”即引起集市騷亂，從而致人傷亡和財物丟失者，均處嚴厲刑法。

傳至宋代，監市職能進一步擴大。如店鋪鋪設地點、如何開辦等都要向監市申請，經稽核發給憑證方能開張。

古代典籍中，監市禍害百姓的記載不多。比較突出的唐代的“宮市”欺擾百姓。

白居易的《賣炭翁》就描繪了宮市的醜惡嘴臉:“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奔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官使軀將惜不得。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

名為採購，實際上就是打劫。“半匹紅綃一丈綾”，沒說不給錢，象徵性的意思一下就算了。這不是欺行霸市，也不算強買強賣，根本就等於明搶。

有權的都容易濫用權力，而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

有，不過不像現在這麼多。《周禮·地官司徒》中曾介紹“司市”，也就是管理市場。裡面的內容拆開後可見描述非常細緻：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約下午兩點以後的市場，百族形容人多）

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一大早就出現的市場，相對專業性強）

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晚麼場以後的，就像現在夜裡的地攤似的）

這裡可以看出有不同的市場，但是提到管理，無論哪種市場，都有“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這樣的規定，說白了就是胥吏掌鞭看門（這很門神）。這個鞭目前定義未明，或丈量貨物或清理閒雜人等，但也不排除它可以用來打人。（伍子胥鞭屍不也是鞭……）

而後便是“市刑”，這說的是“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撲罰……”就是說，小的罪過就告訴入市者，需要小心提防。中等的罪過則是讓他遊街，讓大家都看清楚他的本質。那麼再嚴重的，甭廢話，扒了褲子按地上直接就打屁板了。

聽著挺可怕，但還有減刑。比如說：“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本來要捱打，大王他來了：“喲，這黑，屁股肯定難看，別打了”，於是過錯就這麼揭過去了。

然而延展“城管”一詞，可見它是涉及的是“城市管理”這一大概念。那麼放到古代，“城管”這個詞就被拆分了很多。從職能上，市場緝盜，現在歸警察，但那會就歸“城管”。又或如救火……種種一切，多以地方的劃分來歸屬職能，這其實很有些“刻舟求劍”的意味。

不過還是要說“非法佔道經營”這種事，這個問題只要是做買賣的，就極可能會有。誇張如唐代，李顯，就是唐中宗那會，特意下旨說明：“兩京市場上各行業，凡自有正鋪者，不得在鋪前再建造偏鋪。”到了 宋代更誇張，不僅有“街道司”，每家店鋪前面還立了根木頭叫“表木”，誰家店鋪過了這根木頭，統統拆掉。

可惜……到了清代，這事兒還是屢禁不絕。別說非法佔道了，就是排水道這種東西，都敢有人霸佔（和現在河道建房性質類似）。要不然就不會有“督理街道衙門”這種機構了。

城管在古代管理職能是由衙門來行使的， 有一個古書叫《春渚紀聞》，說的是北宋大臣宗澤在開封府當官時的一則趣聞：宗澤任上，“物價騰貴，至有十倍於前者”。於是宗澤讓廚師去市場買麵粉，做了一籠餅，估價後一個餅只值六錢，而市價卻要二十錢。於是宗澤把一個賣餅的人叫到衙門來責問，那人說，“自都城經亂以來，米麥起落，初無定價，因襲至此，某不能違眾獨減，使賤市也”。這個人的解釋按現在的話說，就是“跟漲不跟跌”。宗澤聽了，非常生氣，責令其只准售八錢，敢增價者斬。結果整個集市的物價應聲而降。 這則故事說明古代的衙門不僅管治安，管集市，還有管物價…….是真正意義的“父母官”。集市辦在什麼地方，店鋪怎樣開設，商家要向衙門提出申請，要有擔保，衙門稽核後發給憑證，這才允許開張。

說到城管，首先得說一下“城市”。從現代考古發現來看，中國至少在夏商周的“三代”時期就有城市了，城市大了，人口多了，治安、衛生、交通等一系列問題也就多了。在這種情況下，古代城管應運而生，如《莊子》一書中提到，戰國時代有“監市”，這監市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城管的雛形。

但是，古代城管與現代城管的概念和職能並不太一致，古代城管的職權範圍相對較廣。從史料上看，古代城管除負責環衛、拆違章建築、禁止佔道經營外，還得“防火緝盜”，如現代消防隊員、聯防隊員一樣要負責救火、抓小賊;有的還有管理市場物價、維持公平交易和社會治安的義務，兼有現代公安、消防、工商、物價、稅務等部門職能，是真正的“綜合執法”，權力也比現代城管大。

古代的城管隊員叫法不少，或稱“胥”，或稱“卒”，還有稱“市吏”、“監市”等。但在事實上，古代並沒有現代城管局這樣的專職機構，自然也無城管隊員一說。古代早期城管常由士兵充當。如在北宋的都城東京開封，朝廷便設有相當於現代街道城管隊的“街道司”，並相應成立了由五百名兵士組成的執法隊伍，以保持開封的正常交通秩序和環境衛生。

明代的北京，由相當於今北京衛戍區或武裝警察部隊的“五城兵馬司”來承擔現代城管局的大部分職能。到了晚清，西方的一套城管制度被引入中國，由警察承擔起了現代城管的工作。如中國歷史上首個警察機構天津警察廳，除了負責當地社會治安外，管理市容市貌、交通、市場秩序等，都是其分內工作。

宋代是有“城管”的——當然那時候不叫“城管”，叫“街道司”。他們的工作是維持城市街道的衛生、整修與日常秩序，而不是成天驅逐小商販、追雞攆狗。

城管的出現，是在城市出現之後。雖然從考古發現來看，商周時期就有了城市，但和現代功能較為接近的城市，到春秋戰國時期才出現。

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出現在秦漢之時。漢代的首都長安城，比同時代歐洲最大的發達城市羅馬面積大三倍以上，有 8 萬多戶。到了唐代，10 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已有十多個，其中又以長安、洛陽兩京最為繁華。長安設有東西二市，一百零八坊，生活著百萬以上的居民，可見長安之大之盛。

古代的城管隊員叫法不少，或稱“胥”，或稱“卒”，還有稱“市吏”“監市”等。“城管”的身份比較複雜，既有軍人城管，也有警察城管，當然更多的是行政人員來當城管。如漢唐時相當於現代首都市長的“京兆尹”，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城管執法。

據考證，“街道司”的成員一度由士兵擔任，史載汴梁城中，就有500士兵組成的城管大隊。他們比起唐代的監市，明顯更有戰鬥力，遇到類似牛二這樣的流氓無賴，也可制伏。

明代的北京，由“五城兵馬司”來承擔城管的大部分職能。清代還專設了“督理街道衙門”，其部分職能也與現代城管局比較接近。

宋代名臣宗澤就當過城管大隊長的職務。《春渚紀聞》記載：宗澤在汴京任官時，“物價騰貴，至有十倍於前者”。他便派廚師暗訪餅市，發現一個餅估價僅六錢，市價卻要二十錢。宗澤大怒，嚴令賣家不得超過八錢，敢抬價者殺無赦，結果集市物價應聲大跌。

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在非戰爭年代，主要職能不是招商引資，而是維護市場秩序、城市安全等等。也就是說，城管是當時政府的主要工作內容。據考證，宋代城管的職能相當多，類似於集納今天的警察、環衛工、稅務員、消防員、物價檢查員、工商執法人員……反正一上街，大小事等均得管。他們當然也得管佔道經營什麼的，但絕非他們工作的重點，他們更多是綜合執法。

城市管理光憑嘴說是不行的，古人為此想出了不少管理手段，其中最值得現代城管借鑑的是“城管立法”，而非罰款了事。唐代在城管立法方面頗為成熟，其《唐律》規定：“距府十丈無市，商於舍外半丈，監市職治之”，即擺攤設點至少要遠離政府辦公地30米，也不能離民房太近，要在1.5米以外，由監市負責督管。

在執法方面，宋仁宗頗有創意，他在要求開封府官員強拆違章的同時，特別指示相當於現代司法機關法院的左、右軍巡院，配合“開封城管”行動，“懲治侵街者”。明太祖朱元璋在管理城市方面也不含糊。《明會典》規定在京城，“凡侵佔道路，而起蓋房屋，及為園圃者，杖六十，各令復舊”；對往街上丟垃圾、放汙水的，“其穿牆而出汙穢之物於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論”。另外，明代對破壞公共設施、不按規定行車，以及在禁區內擺攤設點、取土作坯、隨地大小便等行為，也一律“問罪”，涉事者要被強行戴上刑具，在街頭示眾一個月，即所謂“枷號一個月發落”。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開寶九年，宋太祖趙匡胤在會節園宴請大臣之後，經通利坊返回宮殿。途經通利坊時，擁擠的街道竟然使堂堂皇家儀仗無法展開。趙匡胤勃然大怒，第二天便下令要狠狠整治侵街現象。為此，宋代制定了專門處罰侵街行為的法規。《宋刑統·侵巷街阡陌》規定，凡是侵佔街道、巷道、鄉道來搭建經營的，都要罰以 70 大板。藉著這次契機，宋代在京城組建了類似於現代城管的專職執法隊伍——“街道司”。成建制的街道司由 500 人組成，統一穿“青衫子”制服，負責維持市場秩序和街道衛生，還要疏導交通、治理侵街等。

雖然有法可依，但是北宋京城侵街現象屢禁不止，街道司和侵街現象之間的執法與反執法纏鬥，幾乎與北宋一朝相始終。商業的繁榮與城市的發展，要求城市適應形勢需要，適時擴建擴容。當兩者不能同步時，侵街現象也就在所難免。在這樣的情境下，城管工作自然就不容易做了。

人的智慧是無窮的。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尋找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既能保護市民社會的繁榮，又能維護城市的秩序。宋朝的政府部門在街道兩旁測量距離，豎立“表木”，作為禁止“侵街”的紅線。紅線之內，允許設攤、開店，但不得侵出紅線之外。這個規定在《清明上河圖》中還可看到：虹橋兩頭，就立有四根“表木”，橋上兩邊，小商販開設的攤位，都在“表木”的連線之內，中間留出通行的過道。如此一來，既照顧了商販的生計，也不致妨礙公共交通。就這樣，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在城市“面子”與老百姓的“肚子”中，找到了平衡。

【純屬惡搞，圖源網路，侵刪】

北宋時，朝廷在都城東京開封府設“街道司”，並相應成立了由500名士兵組成的執法隊伍，專司交通秩序和環境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