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荊公的改革，包括青苗法保馬法等等，本質上是利用數字來管理國家財政，進行由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這一理念非常超前，超前到當時人無法理解的程度。中國古代王朝，一直宣揚得民心者得天下，宣揚仁政，恥於談錢財與商業，而王荊公敢於打破這一魔咒，“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大膽地進行金融財政改革。

而司馬溫公是傳統計程車大夫，主張得民心者得天下，應該讓百姓俯首農桑，男耕女織，不能更改祖宗成法，更不能由政府扶植髮展商業。否則，國家和政府淪為與民爭利的商人，有損國體，更有損一直以來的建國原則，所以極力反對王荊公的改革。

兩位先賢都是博學鴻儒，人品無可挑剔，只是政見不同。千百年後，我們的共和國正在進行包括金融財政的改革，自然對11世紀北宋時期的改革家王荊公推崇備至，但不能因此否認司馬溫公，畢竟，任何事都要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看待！

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主張節流；王安石說:“不加賦則國饒用”，司馬光說:“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是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王安石主張增加國庫收入，司馬光主張藏富於民。兩人政見上的不同，但出發點都是為了國家，在品德、學識、性格有很多想通之處，且在變法之前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們之間因為政見不同引起的爭鬥還算是君子之爭。後來王安石辭相回鄉，神宗去世後，朝中不少人想要彈劾，司馬光一句“王安石變法並沒有謀私利，只是性格執拗爾。”

司馬光秉承著孟子重義輕利的學說，認為國君不能與民爭利思想來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主張要藏富於民，國君要節用，反對宋朝皇帝大肆賞賜官員，帶頭不接受皇帝的賞賜。司馬光的主張更符合儒家思想，被當時大部分的官僚所接受。（宋太祖提出與士大夫共天下，宋朝計程車大夫集團是歷朝歷代中最負責，對國家最忠心耿耿的。）所以當士大夫集團看到王安石變法引起擾民，坑民事件越來越多時，越來越多的有責任心，正直的官僚走向了王安石的對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