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挺喜歡他批判集權的一些文章，他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政治家，所以他的思想有侷限性，骨子裡有堂吉克德的影子。

由於左翼共和政府內部分裂，最後竟失敗了。沒有死於法西斯槍彈下的奧威爾，竟差一點喪身在共和政府內部黨派之爭的傾軋中。這個慘痛的經驗對奧威爾影響巨大。他曾說自己“從1930年起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而這時候，他又開始考慮“捍衛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了。這個思想出發點，一直影響到他後期的兩部名作《動物莊園》和《1984》（NineteenEighty-Four,1949）創作。[5]

奧威爾短暫的一生，顛沛流離，疾病纏身，鬱郁不得志，一直被視為危險的異端。在他為數不多的作品中，《動物莊園》與《一九八四》都影響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筆調勾畫出人類陰暗的未來，令讀者心中震顫。他將悲喜劇融為一體，使作品具有極大的張力。奧威爾的卓異之處就在於，並非僅僅用小說來影射個別的人與政權，而是直接揭露語言的墮落。在奧威爾眼裡，語言是掩蓋真實的幕布，粉飾現實的工具，蠱惑民心的藝術。他堅信，“在一個語言墮落的時代，作家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擔苦難的意義上做一個永遠的抗議者。” 他因作品中的深刻思想，被稱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有評論家如此說：“多一個人看奧威爾，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奧威爾以銳目觀察，批判以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為首、掩蓋在社會主義名義下的極權主義，以辛辣的筆觸諷刺泯滅人性的極權主義社會和追逐權力者。小說中對極權主義政權的預言在之後的五十年中也不斷地為歷史印證，所以兩部作品堪稱世界文壇政治諷喻小說的經典之作，他因此被稱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但其影響絕不僅僅侷限於文學界。他在小說中創造的“老大哥”、“新話”、“雙重思想”等詞彙，皆已收入英語詞典；而由他的名字衍生出的“歐威爾主義”、“奧威爾式的”等新詞，甚至成為日常通用語彙，從而可見奧威爾和其作品在英語國家的巨大影響。

奧威爾的批評風格是一貫的，始終影響他自己的寫作取向，他總是受到一種寫作之外的力量的左右，所以寫作的形式、審美意趣對他來說都不是一種目的，他也從來不會為寫作技巧本身而去追求其完美。哪怕在討論其他作家的時候，即使有精緻藝術的一面，他也會一掠而過，不再去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