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點符號的發明是眾多人的智慧和結晶，代表性人物有：胡適、錢玄同、劉復、朱希祖、周作人、馬裕藻、陳獨秀等。標點符號古希拉就使用了。其主要作用是用於語氣的表達，至今標點符號的發展，己很完備了。

中國古代文言文一般是不用標點符號的，不但沒有標點符號，也沒有分段，沒有章節，就那樣一洩直下地寫下去。所以古人讀書，首先要下“句讀”的功夫，“語絕為句，語頓為讀。”即語氣結束的地方為“句”，用圈來標記；沒有結束的文句叫作“讀”，用點來標記。如果你不會斷句，說明文章的意思你沒讀懂；反過來，如果你沒讀懂文章的意思，斷句肯定也斷得不對。當然，中國古代有些典籍在印刷或抄寫的時候，也把“句讀”標了出來，但既不常見也不規範。

不但中國古人不用標點符號，西方古人也一樣不用標點符號。標點符號的出現是相當晚近的事情，直到15世紀中葉古登堡印刷術發明以後，標點符號才被髮明並被大量使用。

為什麼斷句的需要明明存在，中西方的古人們卻都想不起發明並不複雜的標點符號？梁文道先生對此有過一個解釋：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古代書的數量是很少的，一個讀書人一生要讀的書就是那麼一些，讀完就沒有了。所以古人讀書和現在的人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要一個字一個字地讀，細細地品味，標點符號對他們來說不是必要的——不自己下一番句讀的功夫，而是讓別人標記好了你再讀，簡直是吃別人嚼過的饃，還有什麼讀書的樂趣呢？

15世紀中葉，西方出現了古登堡印刷術，書籍成了容易獲得的商品，為了讓書讀得方便，讀得快，自然就發明出了一套標點符號體系。這不過是距今五六百年前的事情。

中國文字的新式標點符號是近代以來向西方學來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大門被西方的堅船利炮開啟，西方的文明文化也隨之湧入。一些華人開始瞭解並主動使用了西方文字中的標點符號。比如嚴復就有這方面的嘗試。

而在中國語言文字中推廣普及新式標點符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胡適在美國留學期間，就進行了中文標點符號的實際創制，並在1918年寫作《中國哲學史大綱》時進行了使用。《新青年》雜誌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喉舌”，自創刊之日起，一直堅持使用新式標點符號。劉半農更是不遺餘力為新式標點符號搖旗吶喊。

1919年4月，北京大學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劉復、錢玄同、胡適六教授，聯名提交《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1920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訓令批准了這一議案。這標誌著新式標點符號成了國家標準。

中國漢字是蒼頡發明的。拼音是近代吸收西方文字，來創造成的拼音，四聲是根據古代漢字四聲衍變而來的。標點是借用西方文字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