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讓秦國變得強大了，秦國在其刺激之下最終也成功統一了六國，商鞅設計的很多制度和理念其實也一直被沿用至今、澤被後代，所以，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商鞅都是成功了。但是，我依然還是我的那個觀點：歷史不能當作簡單的“成王敗寇”的故事來看。
我們不能因為商鞅和秦國最後成功了，就大力去鼓吹或者吹捧商鞅的全部理念。就好像我們當下，有很多暴利事情是我們不能去觸碰的一樣。儘管政治和道德無關，但是政治也是人性行為，泯滅人性的行為永遠不值得仿效和追捧。
周星馳的電影《少林足球》中，謝賢主演的大反派為了贏球，用激素把球員都弄成了“魔鬼人”，這樣的邏輯和方法，難道大家覺得是理所當然的嗎？難道他最後戰勝了少林足球隊，就應該接受大家的膜拜和敬佩嗎？
商鞅用一種極端的方式把秦國徹底變成了一臺殺戮機器，在邏輯上和少林足球裡的例子是一樣的。前面對他的思路和內容已經介紹得很清楚了，今天，我將會全面、客觀、深入地來分析和評價一下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讓秦國一統天下
通常我們對商鞅變法的效果最直觀的印象就是——秦國橫掃六合、一統天下。商鞅變法之後，秦國只有兩種人：農民和士兵。但實際上，只有一種人：戰士。秦國徹底沸騰成了一個軍國主義國家，全國上下都是好戰份子，典型的法西斯。
商鞅變法的意願基礎其實也是秦孝公要擴張、要地盤，所以檢驗商鞅變法的成果也只能通過戰爭的方式。
秦孝公四年，敗韓軍於西山（山西商南縣以北）；秦孝公八年，佔領魏國少樑（陝西韓城西南），打南韓佔領安陵、山氏，插入魏韓交界地帶；秦孝公十年，圍魏舊都安邑；秦孝公十一年，佔領魏國西北國境最重要的戰略據點，固陽（陝西米脂），同年，修建武關（關中四塞之一），秦楚間必經咽喉；秦孝公十九年，周王國四十一任周顯王封秦孝公為“西部封國盟約長”，一掃當年被斥不得會盟之恥。
上述一連串的勝仗就是商鞅變法的直接成效。所以，不管怎麼說，商鞅這個人是一個有才之人。順便提一下，商鞅不光下馬能管民，上馬還可以管軍，曾多次帶隊伍上前線征伐，像孝公十年圍安邑，十一年的西拔固陽的精彩戰例，就是出自他之手。可以說，他是一個文武全才，但是，商鞅也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無德之人。
司馬遷在給他做傳的時候就直言不諱：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要知道，司馬遷的《史記》被譽為“無韻之離騷”，在創作的時候是很注重春秋筆法的。換作我們的說法就是，這樣的評論已經是很客氣了。刻薄寡恩、冷酷無情，這是商鞅一輩子難以洗脫的背書和註腳。
無論是他對待百姓、同仁還是敵人，商鞅得冷酷得不像一個鮮活、正常的人。秦孝公二十二年，商鞅伐魏，這是他人生中最後一場大勝，就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人格上的卑劣。
魏國公子卬雖然從商鞅這些的狂熱表現中分析，覺得商鞅的說法不怎麼靠譜，但是還抱著幻想去一趟。因為戰國時期，雖然已經禮崩樂壞了，但是諸如信義這些公德、公約還是十分被人重視的，可以說重視程度絲毫不亞於我們今天對於私人財產的重視程度。人們都把“信義”視為“生命”，也從沒有一個大人物公開背信棄義過，所以，雖然兵不厭詐，但是公子卬還是覺得商鞅不至於那麼毫無底線。
但是，商鞅就是這麼沒底線，直接一面喝酒，一面捅刀子。安排伏兵控制了公子卬，然後派先頭部隊冒充魏中國人，大軍掩後，把毫無防備的魏軍殺得落花流水。魏惠王得到訊息後，肝膽俱裂，盡割河西七百里土地求和，並悔恨自己當初不聽老宰相之言。自此黃河天險，秦魏兩國共享，商鞅因戰功，受封於商地，又號商君，公孫鞅變成了商鞅。
商鞅並沒高興幾年，因為他的大限很快就到了。
秦孝公二十四年，孝公逝世，秦惠王上臺，他的老師們被商鞅割掉過鼻子，全秦國的貴族舊勢力們全都被商鞅得罪過，幾乎是同仇敵愾般的想要弄死他。秦惠王剛剛上位，就佈置了全國通緝。
商鞅開始逃亡。他最開始逃亡到魏國，他首先背叛了人家，又陰了人家的公子，還侵佔了人家上千裡的土地，他居然好意思去，但是人家真不好意思接受他。魏惠王恨不得他死，直接明令禁止他入境。
他逃亡的路途中無法進旅店，因為他當年自己設定的法律規定，沒有檔案不得住店。他的亡命天涯之路處處被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打臉。
最終萬般無奈下，他逃往自己的封地商地，然後被捕。仇滿天下的他，最後還是自食其果地死在他自己發明的酷刑——五馬分屍。
一個有才華、有主張、有魄力、有手段，但刻薄寡恩、狡詐冷酷的人，就結束了他的人生劇本。歷史上關於商鞅的評價很多，但還是覺得司馬遷的版本最好：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關於商鞅的死因，人們有多看法，說“功高蓋主”者有之，說“樹敵太多”者也有之，說“卸磨殺驢”者也有之。但是，我還是要把我的看法說一下：
商鞅其實是死在自己的身份上，他從來都沒能擺脫一個工具的身份。他這個工具只有掌握在秦孝公手裡才有價值。秦孝公一死，他的價值其實已經基本上所剩無幾了。因為他已經完成了他的使命，有他沒他，對秦國來說沒什麼太大的影響了。
而且，這還有一個隱藏的邏輯，商鞅其實是一個犧牲品。細想一下，商鞅變法時，秦國上下充滿著各種社會矛盾，這種社會矛盾以前是靠秦孝公強力壓制著，因為要實現“強國”的目標。現在目標實現了，秦孝公也死了，矛盾無人壓制了，也無需壓制了。那麼只有犧牲商鞅了。而且犧牲商鞅的利益是多方面的，一是消除社會的負面影響，二是抬高秦惠王的政治聲望。這和乾隆縱容和珅、嘉慶殺和珅的邏輯和道理是一樣的。
商鞅的變法，在秦國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我們也要更深層次的看，為什麼商鞅的變法會成功？或者說，商鞅的變法為什麼會在秦國獲得成功？
比如，李悝的變法，在魏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幫助魏國成為了戰國初期的霸王。不過後來吳起在逃離魏國後（被宮廷政治陷害），在楚國也依樣畫葫蘆的搞了變法，但都僅僅是短時間內使國力得到了有限的提高，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變法的效果也越來越有限。
只有商鞅的變法卻隆隆的開動了戰爭機器，根本就停不下來。有人說商鞅的變法堅決，李俚的變法不堅決。有人說商鞅的變法敢於得罪人，李俚的變法不敢得罪人，一直在既得利益周圍繞圈子。
比如說商鞅和李俚都說了廢除世襲制度，但卻只有商鞅堅定的執行了軍爵制度；比如說兩種變法都強調了廢“井田”改“授田”，但實際上只有秦國真的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比如說兩個人都在軍事改革上下了大力氣，但魏國僅僅短期內培養出了魏武卒，但後期還漸漸成為了稅收乏力的大難題，而商鞅卻成功的將統治者自己慾望的殺伐兼併變成了一場人民戰爭。
造成兩人性質類似但效果相差甚遠的原因是什麼呢？從春秋，至戰國，好幾百年間，如此多的名相為什麼都沒有做到過如此成功的變革呢？
要知道，自商鞅起，直到新中國的成立，才再次出現瞭如此翻天覆地的從上層到中層再到底層的全社會性質的體制與法律的改變，剩下的大多要麼胎死腹中，要麼過早夭折，比如王莽新政，比如王安石變法；比如表面成功的張居正變法其實是隻是微調，基本面是沒敢動的。
改天換地的成功改革，在中國古代，只有商鞅變法這一家，別無分號。仔細分析，只能說這是在諸多湊巧中的一系列因緣際會。
比如說當時的商鞅，趕上了想出息的秦孝公，這點很重要。每一次改革都有一個最重要的前提，領導人慾求變，而且不是三天熱度而是發自內心的，這點就往往是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碰上的機會。
比如說秦孝公遇到了商鞅，如此政務型的天才，既有與當時情況相適應的綱領，又有執行力，這種大才往往也是幾十年出一個。
不過更重要的在於，當時的秦國很落後，這恰恰是變法能夠成功關鍵的關鍵。因為越落後，改革的阻力越小。由於中原各國發展較早，國家內部經過數百年的耕耘早已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即便經過了艱難的合併與整合，領導人往往還是難以將資源統一的集中起來。你變的每一條法，動的都是別人的利益，你擋人家的財路，人家就該斷你的生路了。但秦國因為起步晚，而且一直被當做蠻夷，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都比較落後，所以國內的利益關係更為簡單，沒有什麼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團，這也是商鞅的鐵腕可以鐵到底的原因。
商鞅之所以能鐵腕，在於秦孝公在後面能站得住臺。而秦孝公能站得住臺，本身也在於能夠威脅到他的利益群體不多，他可以鎮得住。
也可以說，秦國在變法前，就具有成為專制國家的基本條件。比如說實行軍爵制，之前的貴族世襲說不算數就不算數了。比如說西邊移民，說移就移了。因為說到底，還是因為地能夠分出去，中央之所以能夠大批量的派官員下郡縣去當官，是因為原本那個地方就沒有被分封出去。
說到底，秦國一切成功的根源，在於它原本的落後。直接翻譯過來就是，越破的房子越容易推倒重建！
“先胖不算胖”似乎是個永恆的歷史命題，在亂世中最後出手清盤的人往往都是那個開始時並不起眼的人，比如劉邦、司馬懿、朱元璋……
商鞅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商鞅變法的成功其實是戰國時期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法家思想對政治的一次強有力的介入、支配和成功。所以，在評價商鞅變法的同時，其實也是在評價法家思想到底適合不適合治國的問題。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從來都沒有擺脫過商鞅變法的影響，他的很多舉措和構想都在被後世的王朝反覆引用，因為中國的歷史也從來沒有擺脫法家思想的影響。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儒家思想成了中國的古代政治的門頭。三綱五常、仁義道德這些才是主流社會價值觀的骨架。但是，正如我們通常所說的“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自由”一樣，其實任何儒家思想的“仁治”背後都有法家思想的“法治”在作為支撐。
中國的封建政治其實一直是“外儒內法”的格局。那麼，朋友們會說，這不恰恰證明商鞅的所作所為是偉大的嗎？是可取的嗎？商鞅確實偉大，但是商鞅變法的那一套也確實不完全可取。
這其中牽涉到一個“度”的問題，比如砒霜，少量的砒霜可以作為治病良藥，但是大量的砒霜卻是要人命的；又比如安眠藥，少量的安眠藥可以讓人睡得安穩，大量的安眠藥卻能讓人長眠不起。我們在看待商鞅變法的問題上，就是要把握好一個度的問題。
有人說我批判商鞅過於冷血和狠毒，純粹就是可笑地用道德去綁架政治。這個我很不認同，因為這並不是一個很複雜的邏輯。我們看歷史不能光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去看，很容易站著說話不腰疼，設身處地去想一下就可以了，假設你是當時的秦國子民，並商鞅逼得變成一個個冷血無情的殺手，不殺人就被人殺，你還會覺得商鞅那麼可親可愛嗎？如果你是當時的六國子民，你看著商鞅把一個國家訓練成核威脅的國家，天天追著你殺，你還會覺得商鞅的行為無可厚非嗎？
商鞅的邏輯錯誤在於哪裡？戰爭無情，但是不能為了戰爭，就把所有人變成無情的人去開啟戰爭。人類文明和社會，都是由人組成的，所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應該有情感、道德、人性。活在當下，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積極向上、努力工作，但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被訓練成不擇手段、只會幹活的機器人，這樣的社會能穩定和諧嗎？
前文也說了，商鞅變法能夠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於秦國當時的國情給商鞅這劑猛藥潛在的副作用提供了很大緩衝空間而已。比如一個統治者不斷地逼迫、欺壓一個老百姓，老百姓之所以沒有反抗，只是這個老百姓感覺還到絕路或者沒有鼓起反抗的勇氣，並不能說明，統治者這種欺壓行為不會引起老百姓的反抗。
有人問我，如果秦始皇死後，留在胡亥身邊的商鞅而不是李斯，秦朝會亡嗎？我很認真地回答：“還是會！”因為，人到了一定的年紀會死，病到了一定的程度也是醫生治不了的。
最後，我還是要重申一下，商鞅變法要理智、辯證地來看待，雖然它足夠偉大，但並不適合全盤吸收。本質上它是一劑春藥，可以讓人重整雄風，但也是後患無窮的！
商鞅變法讓秦國變得強大了，秦國在其刺激之下最終也成功統一了六國，商鞅設計的很多制度和理念其實也一直被沿用至今、澤被後代，所以，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商鞅都是成功了。但是，我依然還是我的那個觀點：歷史不能當作簡單的“成王敗寇”的故事來看。
我們不能因為商鞅和秦國最後成功了，就大力去鼓吹或者吹捧商鞅的全部理念。就好像我們當下，有很多暴利事情是我們不能去觸碰的一樣。儘管政治和道德無關，但是政治也是人性行為，泯滅人性的行為永遠不值得仿效和追捧。
周星馳的電影《少林足球》中，謝賢主演的大反派為了贏球，用激素把球員都弄成了“魔鬼人”，這樣的邏輯和方法，難道大家覺得是理所當然的嗎？難道他最後戰勝了少林足球隊，就應該接受大家的膜拜和敬佩嗎？
商鞅用一種極端的方式把秦國徹底變成了一臺殺戮機器，在邏輯上和少林足球裡的例子是一樣的。前面對他的思路和內容已經介紹得很清楚了，今天，我將會全面、客觀、深入地來分析和評價一下商鞅變法。
公孫鞅是這樣變成商鞅的商鞅變法讓秦國一統天下
通常我們對商鞅變法的效果最直觀的印象就是——秦國橫掃六合、一統天下。商鞅變法之後，秦國只有兩種人：農民和士兵。但實際上，只有一種人：戰士。秦國徹底沸騰成了一個軍國主義國家，全國上下都是好戰份子，典型的法西斯。
商鞅變法的意願基礎其實也是秦孝公要擴張、要地盤，所以檢驗商鞅變法的成果也只能通過戰爭的方式。
秦孝公四年，敗韓軍於西山（山西商南縣以北）；秦孝公八年，佔領魏國少樑（陝西韓城西南），打南韓佔領安陵、山氏，插入魏韓交界地帶；秦孝公十年，圍魏舊都安邑；秦孝公十一年，佔領魏國西北國境最重要的戰略據點，固陽（陝西米脂），同年，修建武關（關中四塞之一），秦楚間必經咽喉；秦孝公十九年，周王國四十一任周顯王封秦孝公為“西部封國盟約長”，一掃當年被斥不得會盟之恥。
上述一連串的勝仗就是商鞅變法的直接成效。所以，不管怎麼說，商鞅這個人是一個有才之人。順便提一下，商鞅不光下馬能管民，上馬還可以管軍，曾多次帶隊伍上前線征伐，像孝公十年圍安邑，十一年的西拔固陽的精彩戰例，就是出自他之手。可以說，他是一個文武全才，但是，商鞅也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無德之人。
司馬遷在給他做傳的時候就直言不諱：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要知道，司馬遷的《史記》被譽為“無韻之離騷”，在創作的時候是很注重春秋筆法的。換作我們的說法就是，這樣的評論已經是很客氣了。刻薄寡恩、冷酷無情，這是商鞅一輩子難以洗脫的背書和註腳。
無論是他對待百姓、同仁還是敵人，商鞅得冷酷得不像一個鮮活、正常的人。秦孝公二十二年，商鞅伐魏，這是他人生中最後一場大勝，就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人格上的卑劣。
魏國公子卬雖然從商鞅這些的狂熱表現中分析，覺得商鞅的說法不怎麼靠譜，但是還抱著幻想去一趟。因為戰國時期，雖然已經禮崩樂壞了，但是諸如信義這些公德、公約還是十分被人重視的，可以說重視程度絲毫不亞於我們今天對於私人財產的重視程度。人們都把“信義”視為“生命”，也從沒有一個大人物公開背信棄義過，所以，雖然兵不厭詐，但是公子卬還是覺得商鞅不至於那麼毫無底線。
但是，商鞅就是這麼沒底線，直接一面喝酒，一面捅刀子。安排伏兵控制了公子卬，然後派先頭部隊冒充魏中國人，大軍掩後，把毫無防備的魏軍殺得落花流水。魏惠王得到訊息後，肝膽俱裂，盡割河西七百里土地求和，並悔恨自己當初不聽老宰相之言。自此黃河天險，秦魏兩國共享，商鞅因戰功，受封於商地，又號商君，公孫鞅變成了商鞅。
商鞅為什麼會政存人亡？商鞅並沒高興幾年，因為他的大限很快就到了。
秦孝公二十四年，孝公逝世，秦惠王上臺，他的老師們被商鞅割掉過鼻子，全秦國的貴族舊勢力們全都被商鞅得罪過，幾乎是同仇敵愾般的想要弄死他。秦惠王剛剛上位，就佈置了全國通緝。
商鞅開始逃亡。他最開始逃亡到魏國，他首先背叛了人家，又陰了人家的公子，還侵佔了人家上千裡的土地，他居然好意思去，但是人家真不好意思接受他。魏惠王恨不得他死，直接明令禁止他入境。
他逃亡的路途中無法進旅店，因為他當年自己設定的法律規定，沒有檔案不得住店。他的亡命天涯之路處處被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打臉。
最終萬般無奈下，他逃往自己的封地商地，然後被捕。仇滿天下的他，最後還是自食其果地死在他自己發明的酷刑——五馬分屍。
一個有才華、有主張、有魄力、有手段，但刻薄寡恩、狡詐冷酷的人，就結束了他的人生劇本。歷史上關於商鞅的評價很多，但還是覺得司馬遷的版本最好：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關於商鞅的死因，人們有多看法，說“功高蓋主”者有之，說“樹敵太多”者也有之，說“卸磨殺驢”者也有之。但是，我還是要把我的看法說一下：
商鞅其實是死在自己的身份上，他從來都沒能擺脫一個工具的身份。他這個工具只有掌握在秦孝公手裡才有價值。秦孝公一死，他的價值其實已經基本上所剩無幾了。因為他已經完成了他的使命，有他沒他，對秦國來說沒什麼太大的影響了。
而且，這還有一個隱藏的邏輯，商鞅其實是一個犧牲品。細想一下，商鞅變法時，秦國上下充滿著各種社會矛盾，這種社會矛盾以前是靠秦孝公強力壓制著，因為要實現“強國”的目標。現在目標實現了，秦孝公也死了，矛盾無人壓制了，也無需壓制了。那麼只有犧牲商鞅了。而且犧牲商鞅的利益是多方面的，一是消除社會的負面影響，二是抬高秦惠王的政治聲望。這和乾隆縱容和珅、嘉慶殺和珅的邏輯和道理是一樣的。
商鞅變法為什麼會成功？商鞅的變法，在秦國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我們也要更深層次的看，為什麼商鞅的變法會成功？或者說，商鞅的變法為什麼會在秦國獲得成功？
比如，李悝的變法，在魏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幫助魏國成為了戰國初期的霸王。不過後來吳起在逃離魏國後（被宮廷政治陷害），在楚國也依樣畫葫蘆的搞了變法，但都僅僅是短時間內使國力得到了有限的提高，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變法的效果也越來越有限。
只有商鞅的變法卻隆隆的開動了戰爭機器，根本就停不下來。有人說商鞅的變法堅決，李俚的變法不堅決。有人說商鞅的變法敢於得罪人，李俚的變法不敢得罪人，一直在既得利益周圍繞圈子。
比如說商鞅和李俚都說了廢除世襲制度，但卻只有商鞅堅定的執行了軍爵制度；比如說兩種變法都強調了廢“井田”改“授田”，但實際上只有秦國真的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比如說兩個人都在軍事改革上下了大力氣，但魏國僅僅短期內培養出了魏武卒，但後期還漸漸成為了稅收乏力的大難題，而商鞅卻成功的將統治者自己慾望的殺伐兼併變成了一場人民戰爭。
造成兩人性質類似但效果相差甚遠的原因是什麼呢？從春秋，至戰國，好幾百年間，如此多的名相為什麼都沒有做到過如此成功的變革呢？
要知道，自商鞅起，直到新中國的成立，才再次出現瞭如此翻天覆地的從上層到中層再到底層的全社會性質的體制與法律的改變，剩下的大多要麼胎死腹中，要麼過早夭折，比如王莽新政，比如王安石變法；比如表面成功的張居正變法其實是隻是微調，基本面是沒敢動的。
改天換地的成功改革，在中國古代，只有商鞅變法這一家，別無分號。仔細分析，只能說這是在諸多湊巧中的一系列因緣際會。
比如說當時的商鞅，趕上了想出息的秦孝公，這點很重要。每一次改革都有一個最重要的前提，領導人慾求變，而且不是三天熱度而是發自內心的，這點就往往是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碰上的機會。
比如說秦孝公遇到了商鞅，如此政務型的天才，既有與當時情況相適應的綱領，又有執行力，這種大才往往也是幾十年出一個。
不過更重要的在於，當時的秦國很落後，這恰恰是變法能夠成功關鍵的關鍵。因為越落後，改革的阻力越小。由於中原各國發展較早，國家內部經過數百年的耕耘早已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即便經過了艱難的合併與整合，領導人往往還是難以將資源統一的集中起來。你變的每一條法，動的都是別人的利益，你擋人家的財路，人家就該斷你的生路了。但秦國因為起步晚，而且一直被當做蠻夷，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都比較落後，所以國內的利益關係更為簡單，沒有什麼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團，這也是商鞅的鐵腕可以鐵到底的原因。
商鞅之所以能鐵腕，在於秦孝公在後面能站得住臺。而秦孝公能站得住臺，本身也在於能夠威脅到他的利益群體不多，他可以鎮得住。
也可以說，秦國在變法前，就具有成為專制國家的基本條件。比如說實行軍爵制，之前的貴族世襲說不算數就不算數了。比如說西邊移民，說移就移了。因為說到底，還是因為地能夠分出去，中央之所以能夠大批量的派官員下郡縣去當官，是因為原本那個地方就沒有被分封出去。
說到底，秦國一切成功的根源，在於它原本的落後。直接翻譯過來就是，越破的房子越容易推倒重建！
“先胖不算胖”似乎是個永恆的歷史命題，在亂世中最後出手清盤的人往往都是那個開始時並不起眼的人，比如劉邦、司馬懿、朱元璋……
商鞅變法的辯證評判商鞅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商鞅變法的成功其實是戰國時期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法家思想對政治的一次強有力的介入、支配和成功。所以，在評價商鞅變法的同時，其實也是在評價法家思想到底適合不適合治國的問題。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從來都沒有擺脫過商鞅變法的影響，他的很多舉措和構想都在被後世的王朝反覆引用，因為中國的歷史也從來沒有擺脫法家思想的影響。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儒家思想成了中國的古代政治的門頭。三綱五常、仁義道德這些才是主流社會價值觀的骨架。但是，正如我們通常所說的“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自由”一樣，其實任何儒家思想的“仁治”背後都有法家思想的“法治”在作為支撐。
中國的封建政治其實一直是“外儒內法”的格局。那麼，朋友們會說，這不恰恰證明商鞅的所作所為是偉大的嗎？是可取的嗎？商鞅確實偉大，但是商鞅變法的那一套也確實不完全可取。
這其中牽涉到一個“度”的問題，比如砒霜，少量的砒霜可以作為治病良藥，但是大量的砒霜卻是要人命的；又比如安眠藥，少量的安眠藥可以讓人睡得安穩，大量的安眠藥卻能讓人長眠不起。我們在看待商鞅變法的問題上，就是要把握好一個度的問題。
有人說我批判商鞅過於冷血和狠毒，純粹就是可笑地用道德去綁架政治。這個我很不認同，因為這並不是一個很複雜的邏輯。我們看歷史不能光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去看，很容易站著說話不腰疼，設身處地去想一下就可以了，假設你是當時的秦國子民，並商鞅逼得變成一個個冷血無情的殺手，不殺人就被人殺，你還會覺得商鞅那麼可親可愛嗎？如果你是當時的六國子民，你看著商鞅把一個國家訓練成核威脅的國家，天天追著你殺，你還會覺得商鞅的行為無可厚非嗎？
商鞅的邏輯錯誤在於哪裡？戰爭無情，但是不能為了戰爭，就把所有人變成無情的人去開啟戰爭。人類文明和社會，都是由人組成的，所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應該有情感、道德、人性。活在當下，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積極向上、努力工作，但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被訓練成不擇手段、只會幹活的機器人，這樣的社會能穩定和諧嗎？
前文也說了，商鞅變法能夠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於秦國當時的國情給商鞅這劑猛藥潛在的副作用提供了很大緩衝空間而已。比如一個統治者不斷地逼迫、欺壓一個老百姓，老百姓之所以沒有反抗，只是這個老百姓感覺還到絕路或者沒有鼓起反抗的勇氣，並不能說明，統治者這種欺壓行為不會引起老百姓的反抗。
有人問我，如果秦始皇死後，留在胡亥身邊的商鞅而不是李斯，秦朝會亡嗎？我很認真地回答：“還是會！”因為，人到了一定的年紀會死，病到了一定的程度也是醫生治不了的。
最後，我還是要重申一下，商鞅變法要理智、辯證地來看待，雖然它足夠偉大，但並不適合全盤吸收。本質上它是一劑春藥，可以讓人重整雄風，但也是後患無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