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還記得上中學時，老師總是讓我們背唐宋八大家的名字，並告訴我們：這是必考的。可是當時背了也就背了，並沒有細想，但後來瞭解得多了，卻發現這八大家其實評得有很多看似不太合情理的地方。

既然是散文八大家，那筆者只提兩個問題：1. 曾鞏都能進唐宋八大家，為何更有名氣的范仲淹不能？2.范仲淹不能進八大家，憑什麼蘇洵能進，真的是沾了兒子的光嗎？

要弄明白這個問題，我們先要搞清楚唐宋八大家是誰先提出來的。這個說法是元末明初文人朱右提出來的，當時他要編撰一本《八先生文集》，就定下了這8人。所以從一開始不選范仲淹，而選曾鞏和蘇洵，其實很有可能只是朱右的個人喜好問題，不能說明任何問題。但是到了明朝中葉，文人唐順之在編寫《文編》時，也用了朱右的說法，這就說明當時大家是同意朱右的看法的。

而後，到了明末及清代，這一說法也沒有被打破，就再次印證了八大家這個評法是深得人心的。 因此，筆者提的兩個問題，就值得我們好好考慮。先看第一個問題，論名氣，曾鞏的名氣肯定是不如范仲淹的，事實上不只是名氣，論散文水平范仲淹也更勝一籌。曾鞏的經典散文有《醒心亭記》、《遊山記》、《道山亭記》、《墨池記》等，他的散文質樸婉約，在當時是很受推崇的。

所以，難以進入八大家的原因或許就在於這個“懶”字。不過這個咱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范仲淹一心都在朝堂之事上，寫文章在他心裡只能排在後面。 我們再看第二個問題，范仲淹是因作品太少了，那蘇洵是能進唐宋八大家是不是沾兒子的光呢？筆者認為不是，相反蘇洵是長期被大家忽視的一位散文大家。蘇洵的散文，語言鋒利，縱橫恣肆，字字珠璣，很多我們如今常掛在嘴邊的名句其實都出自他手。比如：一忍可以制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等。

其一，曾鞏因為歐陽修而出名。

當年文壇領袖歐陽修在選擇進士的時候，看到一篇文章寫得極好。他很想把這篇文章的作者選為狀元。但是，他認為，放眼那時候的天下，只有他的學生曾鞏會寫出這樣的好文章。因此為了避嫌，把這個作者選為第二名榜眼。誰知道拆開卷子後，才發現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曾鞏，而是蘇軾。

蘇軾那時候還不出名，因為歐陽修的這個舉動，很快就名滿天下（當然了，他能夠紅遍古今歷史，主要還是靠實力）。而曾鞏因為被歐陽修認為，只有他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他也因此變得不同尋常。

後世在選擇“唐宋八大家”的時候，肯定也聽說了這個故事，因而也就特別留意曾鞏，把曾鞏選入了這個名單之中了。

（曾鞏）

其二，曾鞏的文章具有“道德審美”。

曾鞏的文章沒有什麼突出特別的地方，現在選入教材給孩子們讀的也不多。沒有另外七位那樣特色鮮明。但是，曾鞏的文章卻有一個這樣的特點：含蓄典重，雍容平易。

這個特點，雖然沒有“韓海蘇潮”那樣犀利滂沱，但是，恰恰是這個特點，比較符合古代提倡的文風。

古代對於文章的寫法，有一個總的要求，叫做“衝談平和”。沖淡平和的文章，被稱為文章的最高境界。《紅樓夢》裡面公子小姐們晒詩。第二輪優勝者是林黛玉。但是第一輪優勝者卻是薛寶釵。為什麼薛寶釵的詩歌，會成為優勝者？就是因為她的詩歌符合“沖淡平和”的特點。

“沖淡平和”是一種文章審美的要求，其實同時也是一個道德審美的要求。我們經常說《四書五經》，《四書》中，《中庸》只是一篇文章，為什麼被特別提出來？就是這篇文章所講的，是對古代讀書人的一種道德要求。如果一個讀書人能夠達到一種“中庸”的境界，這個讀書人就可以叫做“君子”了。

曾鞏的文章，雖然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但是達到了文章的最高境界，並且符合對文章的“道德審美”。因此，他的文章也就特別引起了後世的注意。

不過，卻也因為他的文章缺乏鮮明的特色。雖然被選入“唐宋八大家”之中，但是在後世的影響較小，因此大家感覺，曾鞏有些“名不副實”。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這裡先要了解一下“唐宋八大家”的由來，才能評說。

簡介

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特點是質樸自由，以散行單句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於反映現實生活、表達思想。

反對，自南北朝以來，文壇上盛行駢文，流於對偶、聲律、典故、詞藻等形式，華而不實,不適於用。

唐代中葉及北宋時期以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為特點的文體改革運動。因同時涉及文學的思想內容，所以兼有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性質。這一運動發起於中唐，但它的成功卻在北宋。除韓愈、柳宗元外，唐宋八大家中的其餘6人，即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都是北宋中期人。

韓愈的古文，本有“文從字順”和“怪怪奇奇”兩種風格，後追隨者們片面發展了韓文奇崛艱深的一面，古文運動逐漸衰落，駢文又在晚唐五代的文壇上佔據了主導地位。

北宋建國之初，柳開曾大聲疾呼恢復韓柳的古文傳統，但所繼承的則是唐代古文運動末流奇澀古奧的遺風，王禹偁也反對五代以來浮豔相尚的文風，但所見與柳開不同，他在提倡“韓柳文章李杜詩”的同時，把“傳道而明心”和“句易通、義易曉”作為古文寫作的標準，糾正了柳開等人文風的流弊。繼承王禹偁古文傳統而作出了較大貢獻、成為北宋古文運動中堅的是歐陽修等人。

歐陽修等人也主張“文與道俱”，但已偏重於實用，而不專指遙遠的道統和空洞的性理，對四六文的駢偶形式，也採取了比較實事求是的靈活態度。歐陽修進一步開創了平易流暢、駢散結合的古文新體制，使其成為宋代古文的基本特色，併為此後元明清諸代所遵循。

於是明人朱右把歐、曾、王、三蘇六家與韓、柳合稱為“八先生”，茅坤編選了《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禮的地位。明代宋濂、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等人以及清代桐城派、陽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無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運動的啟發或影響。唐宋古文運動，可說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由唐宋古文運動開始的古文新傳統，支配文壇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才被白話文所代替。

《宋史》曾鞏本傳記載其政績卓著，為政廉明，所至興利除弊，剪滅凶頑，關心民瘼，發展生產，深得百姓擁戴。曾鞏業績主要在文學，《宋史》評價：“曾鞏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宋之中葉，文學法理，鹹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曾鞏的歷史影響表現在政績和文學。

曾鞏治齊（濟南），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得意的一筆，《宋史》本傳載“知齊州，其治以疾奸急盜為本”。興修水利、疏通大明湖，惠澤後世。齊人在大明湖畔建“南豐祠”以志紀念，至今仍為大明湖公園一景。明景泰年，南豐縣學汪倫在他苦讀的南山岩洞前建一亭臺和祠堂，紀念先賢，激勵後人。

曾鞏的文學成就，在當時產生過很大影響，文名一度僅次於歐陽修。曾肇作《行狀》說：“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日而周天下”。南宋思想家朱熹將他目為理學先驅，多次到南山苦讀遺蹟處憑弔，相傳留有手跡“墨池”二字，鐫刻石壁。明代唐宋派茅坤將其文章列入八大家。清代桐城派將其散文為作文楷模，備受推崇。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還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和教育家。

其代表作散文《岳陽樓記》駢文味道很濃，詞藻華麗，音韻鏗鏘，多用對偶句以寫景狀物。不僅對仗工整，含意深刻，且句法多變多樣，多姿多彩。這一特色和全文其他因素共同組成這篇文情並茂、膾炙人口的佳作。

結合史實可以看出，曾鞏在古文運動的貢獻大於范仲淹。嘉佑二年(1057)的科舉改革，古文運動取得成功時。范仲淹已去世5年，生平出任參政知事，相當於副宰相，提倡科舉改革的古文運動輕而易舉，但並沒有。曾鞏的在貢獻主要體現在文學上，范仲淹的貢獻主要體現現在思想方面，對文學體裁併不是十分重視。因此唐宋八大家曾鞏入選無疑。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時期八個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稱，具體指唐朝的韓愈、柳宗元以及宋朝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和曾鞏。這八位散文代表作家均是主持唐宋時期古文運動的核心人物，他們提倡散文，反對駢文，主張尊奉儒教道義，文風應該質樸流暢，而非綺靡雕琢、浮豔晦澀。北宋文學家范仲淹也有著相似的文學主張，認為“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於文章”，反對“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古道不適用”的浮華文風，卻沒能入選“唐宋八大家”之列，這與范仲淹本人所處的時代、范仲淹的政治成就有關。但曾鞏作為歐陽修的學生，之所以能夠入選“唐宋八大家”，與曾鞏“自然淳樸、細密條理”的文風有關，也與他是古文倡導領袖歐陽修的學生有關，他能位列八大家，是理所應當。

范仲淹（989-1052）稱得上是北宋開國的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27歲的范仲淹進士及第，在廣德軍司理參軍事擔任訟獄勘鞠一職，主要負責案件審理的工作。宋仁宗天聖四年（1026），38歲的范仲淹在應天府書院興辦教育，此時的他熟知社會發展狀況，上書仁宗稱“國家進入繁榮時期，應大力興辦教育，培養人才為國所用”，並做文章《南京書院題名記》來盛讚應天府書院的教育成效，文中寫道：

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為海，則九河我吞，百穀我尊；淬詞為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

在這段記載中，范仲淹提倡“文以明道”的思想，認為做文章應該宗經明道、重視用嚴謹的道理鍼砭時弊，只有這樣，才能吸納四海的名士，共建北宋的繁榮盛世。這一主張與中唐時期古文運動的提倡者韓愈“志在古道，文以載道”的文學思想如出一轍。

然而北宋的古文運動倡導者歐陽修於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利用主貢舉的機會，對文風險怪的士子痛斥，力在改變“太學體”的淫巧侈麗，浮華纂組，主張“知古明道而後履之身，施之於事”緊密關切現實問題，鍼砭時弊，文道統一。

此時，范仲淹已去世，歐陽修作為北宋文壇領袖，開始帶領學生蘇軾、蘇轍、曾鞏，在王安石和蘇洵的鞏固下，沿著唐代古文的發展道路，結合當時的詩風改革，並吸取了唐代古文運動的經驗教訓，主張“道文至勝”、“簡而有法”的創作原則，奠定了古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結合唐宋古文運動的社會背景可知，中唐時期由韓愈、柳宗元領導的文學革新運動是以儒學為旗幟，以復古為號召，以文體改革為中心，以保護唐王朝的統治，所以韓愈、柳宗元開始注重先秦兩漢時期的散體文，反對六朝駢體文，力圖恢復言之有物、自由靈活的散文；到了北宋年間，以歐陽修為代表的文壇領袖，吸取晚唐五代時期駢文優勢迴歸，導致政治滅亡的教訓，開始繼承創新古文核心思想，發動“新古文運動”。

而范仲淹作為北宋文人，他的一生功績都在對國家的貢獻，如興辦教育、抗擊西夏、慶曆新政等政治領域，文學作品數量甚少，一首《漁家傲·秋思》開拓了詞的意境，一篇《岳陽樓記》展示了他憂國憂民的情思，然而其他文章均屬政論散文，多是為國家政策、社會現狀提出建議，並未展現出散文的特點，如他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提出：

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這篇政論散文中，范仲淹在仁宗的應允下，總結了28年來的從政經驗，轉化為改革思想，提出十項改革主張，此時的范仲淹已經55歲，他在抗擊西夏戰役中，以“修建堡壘，攻破西夏”的戰績深得仁宗歡心，便下旨任范仲淹為宰相，大刀闊斧進行政治改革，史稱“慶曆新政”。在這篇政論文中，我們看到范仲淹極高的政治見解，可見，范仲淹的政治成績遠高於文學成就。

縱觀范仲淹一生的文學成就，便是他在鄧州期間寫的《岳陽樓記》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句詩文稱得上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精神境界的最高寫照。范仲淹一生以政治建設為主，報國利民、建功立業、鞠躬盡瘁地做了一位直言納諫、政績顯赫的賢臣，他的政治形象掩蓋住了文學的鋒芒，並不及歐陽修、蘇軾等人著文無數。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北宋的科舉考試群星璀璨，蘇軾、蘇轍、曾鞏三人均在這場考試中脫穎而出，這三位文人均成為歐陽修一手提拔的後起之秀，為“新古文運動”的革新做出了極大貢獻。其中，曾鞏最為才華橫溢，深得歐陽修器重，甚至被歐陽修評價為“最喜歡的學生”。歐陽修第一次見曾鞏的文章，就感嘆道：

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學。初謂獨軒然，百鳥而一鶚。《送楊闢秀才》

在歐陽修看來，曾鞏的文章是學習雕琢浮豔的“太學體”，卻能夠脫離太學體的束縛，猶如百鳥中的魚鷹，文風成熟自然不事雕琢，可謂是立意高遠。而在曾鞏入歐陽修師門後，歐陽修也曾直面誇讚曾鞏：

所深念者，執事每曰：“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在歐陽修看來，門下弟子千百人，唯獨曾鞏是最得意的弟子，言語間看得出歐陽修對曾鞏的喜愛。曾鞏的文章源自儒家的“六經”，繼承了司馬遷、班固的文章傳統，強調孔孟哲學觀中的“仁”和“致誠”，在他的散文中，常以“自然質樸”之風說理論事，如曾鞏的《墨池記》，將記敘、抒情與議論融合一起，引用王羲之的勤奮刻苦來揭示後天學習的重要性，文中寫道：

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

曾鞏在這篇散文中開篇寫墨池的位置、形狀等，轉而寫道王羲之“臨池作畫”的情景，來探討王羲之成功的原因是“以精力自致，非天成”，意在說明王羲之能夠取得優秀書畫家的名譽，是靠他自己後天勤學苦練的結果，夾敘夾議中抒發著內心的情感，然後又進一步推論道“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將散文題旨昇華到後世的仁人志士，啟示世人勤學苦練的重要性。

曾鞏的論事之文寫得紆餘委備，委婉曲折，生動形象揭示道理，深入人心，蘇軾曾稱讚道：“醉翁門下士，雜沓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所以，曾鞏能位列“唐宋八大家”確實是實至名歸。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時期八個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稱，指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和曾鞏。明代初年，有個叫朱右的讀書人選了他們的文章編成《八先生文集》，八家之名便始於此。明代中葉的散文家唐順之所編纂的《文編》中也僅收了上述八個人的作品。另外一個叫茅坤的人也根據朱右、唐順之的編選方法選了八家的文章，編輯為《唐宋八大家文鈔》，共一百四十四卷。由於這部書流傳很廣，“唐宋八大家”這一名稱也得以廣泛流行，至今仍為人所沿用。

　　“唐宋八大家”是主持唐宋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所謂古文也就是針對六朝時期華麗無物的“駢體文”而言，“駢體文”往往講究華麗的詞藻、工整的對仗、優美的文字等，但是卻不能表達具體的思想內容。唐宋八大家，他們提倡言之有物的散文，反對六朝的浮麗文體，給予當時和後世的文壇以很大的影響。

　　由此，可以看出：入選“唐宋八大家”必須是唐宋時間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范仲淹雖然也有很不錯的古文，比如《岳陽樓記》，但是他與上列的八位人物相比，在古文運動方面的成就遠不如他在詩詞方面的成就，也就是說，他不屬於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還沒有成為當時古文運動的領導層的人物，因而，後來的朱右、唐順之、茅坤等都沒有將范仲淹列入“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