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7年，魯國發生了一場大政變，叫做“鬥雞之變”。顧名思義就是因為一場鬥雞引發的政變，它直接導致魯國大臣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共同討伐魯昭公，最後魯昭公大敗，被迫逃亡齊國，孔子作為魯昭公的小弟，也只能被迫逃亡到齊國。

所以當孔子來到齊國後，齊景公就當即把他當作貴客一樣招待，還打算讓孔子協助自己治理國家。 在這段時間裡，齊景公曾向孔子請教如何治理國家，孔子告訴他說：“治國的要點在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意思就是國君要有國君的樣子，大臣要有大臣的樣子，父親、兒子也都要有各自的樣子，上下各守秩序，國家就可以走上正軌。

對於孔子的這番回答，齊景公非常高興，他說道：“講得好啊！如果真的國君不像國君，臣子不像臣子，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不像兒子，縱然有糧食，我怎麼能吃得到呢！”

簡單來說，孔子治理國家的理念，就是臣子對國君忠心。 對此，齊景公自然願意聽，因為齊景公所處的時代，正是社會大變遷的時代，總而言之，臣子一不爽，就聯合起來攻打國君。

別的不說，就說齊景公自己，在他登基的前十六年，齊國的政權基本上被幾個貴族大臣所壟斷，他們之間為此展開了長達16年的大火併。 後來，直到這些貴族大臣相互火併得都元氣大傷，齊景公在國弱、晏嬰等忠貞之臣的輔佐下，才終於走出了大臣專權的陰霾。

但是，齊國的貴族勢力依然非常強大。在這種背景下，孔子提出臣子必須對君王忠心，自然博得了齊景公的好感。於是齊景公還打算把尼溪的田地封賜給孔子。

就在這時，齊國上大夫晏子聽說了，就趕緊跑去向齊景公進言道：“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

翻譯一下就是說儒家能言善辯，說的很好，可是沒有相應的法度進行規範。總而言之，他們只會畫大餅，卻沒有實際方法可執行。

晏子告訴齊景公，儒家的理想是很好，問題是，他們為實現這個理想而提倡的方法，諸如恢復周朝的各種尊卑禮儀、仁者愛人等，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如果採用這些方法，更本就無法實現他們所提倡的目標。

客觀來說，在當時的背景下，孔子所提倡的這些方法的確是治標不治本，根本無力阻止諸候之間相互攻伐和君臣之間相互廝殺，更不可能建立一個井然有序的國家。如果齊景公用這一套來改造齊國，只會是適得其反。

因為，當時諸候之間相互攻伐、君臣之間相互廝殺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對內加強中央集權，打擊和削弱臣子的權力；對外武力兼併其他諸侯；總而言之，一路殺到底！至於想通過禮儀來讓大家都臣服，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更可怕的是，當你在搞這套禮儀的時候，別人卻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豈不是慘了！

也正因為此，在晏子的勸諫下，齊景公就放棄了重用孔子的想法，只是用尊貴的禮儀來招待孔子，把他當作自己的一個顧問來對待。後來，齊國的貴族們都很討厭孔子所提倡的忠君思想，因為這損害了這些貴族的利益，所以他們就想謀害孔子。

孔子聽說此事後就想齊景公求救，齊景公就告訴孔子：“我老了，不能用你了。”於是孔子只好離開齊國，重新返回魯國。

孔子，命丘，字仲尼，約生於公元前551年。史載，孔子的祖先是宋中國人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傳說孔子是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生下的。孔子誕生時，相貌清奇，頭頂中間低，四邊高聳，很像尼丘山。父母便給他取名為“丘”，字仲尼。

春秋末戰國初期， 中國歷史正處於大變動時期。彼時，中國社會正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舊的制度日益崩塌，而新的制度還在萌芽中，尚未正式建立起來，整個社會處於動盪不寧之中。到戰國時代，思想文化方面也出現了深刻變化。夏商周三代異常濃厚的天命神鬼觀念受到質疑和衝擊，貴族壟斷教育的傳統機制也維持不下去了，文化開始沉澱、下移，私人講學方興未艾。

戰國時代，儒家、墨家並稱“顯學”。儒家的創始人就是孔子。因為學養深厚，見解超拔流俗，布衣出身的他逐漸聞名於世，於禮上下了很多功夫，提出“克己復禮，仁也”的主張。他興辦平民教育，並抱經世濟民之志而遊說各諸侯國，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感召力澆鑄了中華民族的品格。相傳孔子有弟子三千人，學有所成的賢弟子七十二人。晚年的他致力於整理文獻典籍，譬如《詩》、《書》等，後世將其統稱為“六經、六藝”。

除去焚書坑儒的秦朝，孔子在整個封建時期都備受推崇。尤其到了漢朝，漢武帝採納大儒董仲舒的建議，“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五經》立於官學，儒家思想從此成為欽定的正統思想，身為儒家思想創始人的孔子之地位遂遠超諸子，甚至被歷代統治者尊為“素王（永遠之王）”。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孔子不僅博聞強識，而且和彼時所有的讀書人一樣，畢生致力於研求為政和為人之道。他力主“學而優則仕”，希望依靠自己博大精深的學識走上從政的道路。然而，仕途的大門遲遲不願向他敞開，直到年過半百之後，他才有了從政的機會。

史載，孔子為了實現自己的從政理想，離開魯國後，在外漂泊了十四年之久，先後到過衛、匡、蒲、曹、宋、鄭、陳、蔡、晉、楚等侯國，中間雖也有過機遇，但大都不受重視，一事無成。

孔子為入仕而周遊列國，路途艱辛，飽受冷遇，“惶惶如喪家之犬”，仍不主張消極避世，“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後來，年邁的孔子身居衛國，愈發思念自己的故鄉魯國，在弟子冉求的幫助下，孔子終於回到闊別十四年之久的故國。由於他在政治上一再遭受冷遇，回到故鄉後便徹底斷絕了入仕的想法，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文化教育事業上，努力蒐集、整理古代文獻，作為“傳道、授業、解惑”的課本。

當初孔子由於對魯國大夫季子專權感到不滿，於是逃到齊國，曾經一度得到了齊景公的青睞。《史記》記載：齊景公曾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豈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溪田封孔子”......

孔子的意思是，君臣父子都應該依照傳統的禮制和道德規範行事，萬不可越軌。齊景公深以為然，打算賞賜食邑給孔子並重用他。然而，孔子超人的政治才華遭到齊國大臣們的妒忌，不僅執政大臣晏嬰不贊同他的政治主張，其他的臣子甚至想聯手謀害他。

《史記·孔子世家之十七》載：“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君欲用之以易齊俗，非所宜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 反（返）乎魯” 。

晏子為何反對孔子？太史公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孔子思想太過精深、繁瑣，因而不得人心。齊景公幾乎被孔子說動了，但晏嬰卻諫阻齊景公，說繁文縟節幾代人都學不完，不可能達到“以易齊俗”的目的。寥寥數語就讓齊景公打消了重用孔子的念頭，還對孔子下了逐客令。齊大夫晏嬰也是春秋末期一位著名政治家，他善於舌辯，口才頗佳，但他貶低孔子學說的理由很簡單，一言蔽之，無非是“禮”過於繁瑣，很麻煩，很不便，不可為。

在齊國卿大夫晏嬰的阻撓下，孔子得不到齊景公的重用，又得知齊國大臣們要謀害他，只得告辭離去了。

孔子在齊國滯留了兩年光景，在三十一歲時，再次回到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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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史書記載，孔子與齊景公相見共有三次。

齊景公想重用孔子這次為第二次，當時孔子三十五歲，身在齊國。

第一次他們相見的時候是齊景公訪問魯國，齊景公向孔子詢問了秦穆公如何稱霸的問題，孔子的回答讓齊景公很滿意，那一年孔子三十歲。

孔子怎麼到了齊國的呢？這是由於當時魯國政治動亂所致。季平子與郈昭伯因“鬥雞”故得罪魯昭公，魯昭公率軍討伐擊季平子。季平子就與孟氏、叔孫氏三家聯手攻打昭公，昭公被打敗後，就逃到了齊國。

在魯國動亂的情況下，孔子來到了齊國，來尋求仕途上的可能性。孔子先做了齊國高昭子的家臣，不久就有了同齊景公會面的機會。

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回答說：對呀！假期國君不像國君，大臣不像大臣，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不像兒子，雖有糧食，我恐怕也吃不到啊！他日又像孔子問政，孔子說：政在節財。景公很滿意，就打算把尼谿一帶田地賜封給孔子。

但卻遭到了晏子的反對。晏子的理由是：儒者能言善辯又不遵守法律，傲慢不恭又自以為是，不能任用他們來教導百姓；重禮喪葬且會拖延太久，破費家產厚葬死者，不能由此形成風俗；四處遊說借貸，不是為國的樣子。隨著聖賢的謝世與周室的衰微，禮崩樂壞已經很久了。如今孔子不只容飾講究，上朝下朝、舉手投足都有繁瑣之規定，經年累月恐怕也難學得會。國君若以此來改造齊國風俗，恐怕很難以此來教導百姓。

晏子的這番話，很明顯打動了齊景公，他決定收回成命，從此不再問孔子關於禮的事情。

孔子一行也感受到了齊景公的前後變化，加之聽說齊國有大夫要對孔子下毒手，就逃離了齊國。據說，孔子走得很是倉促，“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孟子》），飯都沒吃上，帶著沒有濾乾的米就上路了。

這正是來的慌張，走的匆忙。

晏子為什麼要阻撓景公任用孔子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齊文化與魯文化在文化基因與文化傳統上，本來就有顯著的不同。

齊與魯所要走的文化道路，都已被周公與姜太公“設定”得很明確了。《韓詩外傳》卷十載：“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

魯國所要走的是“尊尊親親”內聖外王之路；而齊國所要走的則是“舉賢尚功”的爭霸之路。

魯與齊在春秋戰國間所走的道路，基本上也都是周公與太公規定好的。

因而，重用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當然是不符合齊國“國情”的。

證之《論語》，《論語》會說“魯衛之政，兄弟也”；但說到齊，則會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這實際上是說齊文化與魯文化之間的不同還是很大的。

其次，晏子對儒家的認識與評說不能說沒有道理。

“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由《晏子春秋》中這這兩句話，亦可以看出晏子對儒家的真實態度與評價。

儒家所設想的“仁義”思想與“克己復禮”主張，在春秋末期“禮崩樂壞”動亂時代中，只能是個美好的理想。儒家本來就有“儒緩”的毛病，很難滿足急功近利齊景公爭霸的願望。

再次，晏子對魯儒的評價，並非只是他一個人的看法，亦能代表齊國官方的認識。

晏子的阻撓可能並非只是針對孔子，晏子要在其位而謀其政；魯儒而執齊政，這恐怕也是從未有過的。齊景公也並不具備“破格”任用孔子的格局與識見。

齊景公對孔子更多的只是好感，很難說有很深的瞭解。深受齊文化薰陶的晏子與齊景公，不相信來自魯文化的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當然是自然而然的了。

事實證明，齊國政界的人對孔子其實是並不友好的。齊國大夫中就有人要對孔子下狠手，孔子只得倉皇出逃。

這件事情的發生，其實並沒有影響孔子對晏子的的評價。事實上，孔子對晏子的評價一直都是很高的。“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這是孔子肯定晏子的話；另外，孔子亦曾稱讚晏嬰傑出的外交表現 “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這是《史記》中記載的晏子對孔聖人的評價。

啥意思呢？就是晏子說孔聖人這些以儒道治理國家的人，油嘴滑舌，不尊重國家的法治。自以為頗有才華，不能成為合格的臣子。為了推崇孝道，不惜家敗實行厚葬禮節，不應該形成風俗。各國遊說期望以儒治國，實際上根本不能治理國家。

各位想想，一個國家的君主，從自己十分倚重的老臣嘴裡聽到這樣的評價，怎麼可能還重用孔子呢？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麼？現代人都知道是仁義禮智信恕忠孝這八個字，這個儒字怎麼解釋呢？周朝時喪事上的司儀，說白了，就是現代社會中白事的主持人。在晏子眼中，一個從事喪事活動的主持人，又怎麼能明白治理國家的道理呢？當然，個人覺得晏子還是有私心的，作為一個三朝元老，很可能對齊景公即將重用的人才進行誹謗來保全自己的地位不被撼動。所謂歷朝歷代都極其重視的儒家思想，肯定是有其道理的。民國時期提出的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這十個字都能做到，相信社會也將是一個真正的和諧社會。

扯遠了，晏子作為一個名臣，對孔子的褒貶確實有違公論。

孔子跟晏子之間並不存在個人矛盾，只是政見不同而已。因此，無需過分解讀他們二人之間所謂的“矛盾”。

首先，孔子對晏子非但沒有偏見反而評價很高。晏子作為春秋晚期齊國傑出的大政治家，也是有名的政壇常青樹。在他做齊相期間，直言敢諫，使齊國迎來了難得的強大時期，國力雖然不及當年的齊桓公和管仲時期，但也使得齊國重回強國之列。而且，用人上唯才是舉，生活中節儉謙下，政治上有原則，有底線。孔子對晏子的評價非常高。司馬遷在《史記》中甚至表示如果晏子讓自己給他車伕，自己會非常樂意。可見，晏子的人品無可挑剔。

然而，晏子對孔子卻不怎麼感冒。這也是孔子會在齊國碰壁的主要原因。晏子之所以阻止齊景公重用孔子，並不是對孔子有成見，主要是因為孔子跟晏子的政見不同。孔子主張恢復西周時期的“禮樂制度”，這也是孔子一生都在為之奮鬥的事情。他之所以周遊列國，目的就在於此。但“禮樂制度”有恢復的可能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要不然孔子也就不會屢屢碰壁了。不要說作為大政治家的晏子了，但凡是有點政治頭腦的人，都不會重用孔子。他們不是不想，只是不能而已。對於晏子而言，他只是盡了一個做臣子的本分而已。

不僅如此，晏子還覺得儒生不可重用。這也不是對儒家學說有偏見，而是晏子認為儒家學說並不適合當時的政治環境。在那個戰亂四起的時代，需要的是能解決問題的人，而不是隻會說教的話嘮。這一下子就擊中了儒家的軟肋。因為孔子並沒有解決“如果在真恢復了禮樂制度以後，有人不配合，我該怎麼辦？”這個大問題。直到後來在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時候，法家才出面解決了這個問題——用“法”來約束那些“不聽話”的人。

孔子和晏子，作為春秋晚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各有各的偉大之處。作為政治家的晏子，處於國家利益的考慮，讓齊景公棄用孔子的做法是沒有問題的。而作為教育家的孔子在屢屢碰壁以後，孔子也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天地，那就是設壇講學，傳承文化。

而他們之間，僅僅是政見不同而已。

齊景公時的齊國政局紛亂，國君與大夫權力互有制衡，財政糜爛，景公日子過得很不滋潤，想改變局面卻苦無良策，孔子適逢其時到了齊國，一段＂君君臣臣＂的論述正好搔到齊景公的癢處，於是引為知已，欲用之，問於晏子，不料晏子說：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這段評價客觀深刻，對儒學的本質有清晰的認識，晏子評價時態度誠懇、務實，齊景公終究不是後世的混蛋君主，這番良言還是聽了進去，放棄了封賞任用孔子的念頭。我們來解讀一下晏子這番話的內涵：

＂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不可為下＂，意思是儒者多愛詭辯，倨傲自我，有把自身脫離於法規管束之外的意識，任用這樣的人是絕對不行的。果然，後世儒者誇誇其談、唯道德論，公然踐踏法律的事例數不勝數。

＂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為俗；遊說乞貸，不可為國＂，大意是：＂孔子推崇喪葬禮儀，強調悼亡的表面工作，拿喪事大做文章完全沒有意義，不可成為俗例；他到處求官，何談忠誠？這樣的人豈能作為治國的人才？＂。縱覽執行孔子理念最徹底的明朝：明朝士大夫階層全都是儒門，他們不論什麼職務，只要遇父母之喪，就一定把工作扔下，回家守孝三年，誰不這麼幹，誰就是＂叛徒＂，一輩子也別想＂進步＂了，還要一直活在同門的口水中，害及子孫。這種極端不負責任的作派卻被當作＂德行＂的考量標準之一；儒門雖然口頭上一直高唱忠君愛國，實際上卻一直要求天子＂垂拱而治＂，也就是說＂天子就該老老實實呆在宮裡玩耍，啥也別管，我們叫你幹嘛你才能幹嘛＂，這種行為的本質就是與皇帝爭奪政權；儒門壟斷了教育、輿論，口中反對與民爭利，實際上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喝民血喝得理直氣壯，大明一朝的附骨之蛆——倭寇，就是地主階級為獨享海貿走私紅利而抵制開海政策的產物；儒門憑藉免賦稅瑤役特權，慷國家之慨、挖國家牆角，一邊反對收商稅，一邊不斷吞噬大明國賦稅唯一的來源——耕地和農戶，使大明最終成為歷史上唯一被窮死的朝廷；儒門嚴以待人，寬於律已，大明多有奇葩皇帝，都是這些人逼出來的，大明傾覆時，自衍聖公以下卑躬屈膝向異族諂媚的儒門人不知凡幾。可見晏子是多麼有先見之明。

晏子後邊反對恢復夏商周各種繁瑣冗長的禮儀的話，就是反對形式主義，除了神經病，是個人都會反對的，就不用多說了。

春秋戰國是中華民族第一次思想大運動時期，這樣的背景下，一切偽道都逃不過＂務實＂二字的檢驗，＂禮崩樂壞＂的本質就是破而後立、去偽存真，因此晏子能說出這番見識卓越的諫言（雖然嚴重懷疑晏子這番話是後人編的，但我沒證據）。齊景公只要不太傻，自然能作出正確選擇。

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聽了很高興。這話的意思就是作為社會人，擁有何種社會身份，言行就要符合這種身份。孔子是何許人也？他是想要完成大一統的人，君是指天子，臣指諸侯，這是想讓諸侯又去盡心侍奉周室。但是齊景公沒有聽出話外之音。晏子何許人也？三朝老臣，道行堪比九尾天狐，他一聽說孔子這句話，就知道孔子想要幹嘛，不過他是積年的人精，不會明言，連南蠻楚子都敢去問鼎，各國諸侯就沒這種野心？於是他攻擊克己復禮，從根本上擊垮敵人，其他言論自然不攻自破，尤其抓住儒家推崇厚葬，認為這是破家亡國的引子。齊景公是耳根子軟耷耷的人，覺得晏子說得也對，就聽晏子的。

後來孔子拜中都宰，齊國嚇尿了，認為“魯用孔丘，其勢危齊”，於是建議去夾谷會盟，當時齊國用“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看到侏儒是否想起晏子？這就不得而知，他只說“匹夫而營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於是有司把侏儒的手足砍了。齊景公也嚇尿了，史記是這樣描寫的：“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回來對群臣說：“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齊景公也不是個會說話的人，說什麼“夷狄之道”？這不就差指著晏子的鼻子大罵麼？之後晏子就死了，至於是不是氣死的，也無法得知。總之孔子對晏子的評價很高，認為他是真君子。

曾經一段時間，儒學失蹤過。

孔子，提出儒之主張，春秋戰國時難以推行，反倒被尹喜贈書的鬼谷子之徒弟們粉墨登場大行其道。董仲舒適時提出“獨尊儒術”正值大漢鼎盛時期，須要君君臣臣乃至夫夫婦婦父父子子來立規定居維穩。五胡亂華、東西晉南北朝隋唐時段儒學雖未歸隱但非舉國臣民俱尊，宋時程朱理學將儒成功帶偏――“存天理，去人慾”。試問誰能徹底去欲？明時東林黨人王陽明研道儒佛後精研於儒得“行知合一”使儒學得以昇華。此之前，孟荀董程朱等等只要求修身以侍君王，去欲以存理，將老子的“不為私而成其私”之表面皮毛釋為要義。近代的批孔正是說明了這點，若按孔子理論所有政府醫院公檢法機構是要去掉“人民”二字的。

竊以為孔子乃至先期儒學是有“心”無“膽”，即使青鋒劍在手也難以斗膽問青天，是以才有魯迅筆下孔乙已的酸腐迂。似乎“儒”是立規矩並迫使入規矩的，有著促和諧求穩定的功勞。這從修身性以適矩可以明示。從農村神龕上的對聯――先期天地君親師至現在的天地國親師似乎可以印證。

傳說孔子曾問禮於老子，老子輕描淡寫敷衍數語，似不屑為伍。老子明白，人性善惡皆為私慾，既無法去除也未再三強調去欲！而是要求順勢（順其自然）節慾，因勢而為，也狡猾地說明“非常道”“不以私而成其私”“不具名而成其名”等主張，不拘一格順勢而為成已私慾不違“道”。這在任何時侯都是適用的。以至坊間俚語方圓適世成為經典（一說盛世應圓亂世宜方，一說盛世宜方亂世宜圓。應各自須要而論）。

孔子出發點是好的，搖脣鼓舌不費兵卒得天下太平，然這只是遐想，忽視了人的劣性。以至隨後才有了性善惡的分流。這都源於老子的《五千言》，也怪老子未曾明示。

景公須振王業圖霸中原，發現孔子畫的餅很好，只是目前時機不成熟，故且棄之不用。如同劉基的“賣柑者言”中的柑，是你，你會買麼？

注：鄉野匹夫一牧童故且妄言，是被所謂“儒”浸淫日久，不免酸腐！願大度包容。

齊景公本來打算重用孔子，為什麼晏子一通話，讓他不再相信孔子？原因如下

景公與孔子的相識當時的魯國很弱小，總是夾在楚、晉、齊等國之間受氣。齊國個大國，魯國又緊挨著它，稍有伺候不周到的地方，齊軍就會進犯魯國。魯昭公二十年，而立之年的孔子已小有名氣了。

一次，齊景公和相國晏嬰到魯國訪問，因此行前，他早聽說孔子曾被公派研修禮儀，而且時下還是個知名講師。因此，景公要求召見孔子，想看一看這個人的才能是否名副其實。兩人寒暄客套了一番，景公切入正題，當他問到秦國稱霸的關鍵問題時，孔子對秦國的形勢分析透徹，高屋建瓴：“秦國雖不是大國，但其志向不小；所處位置雖偏，可施政卻很是得當。”然後，他又談了好多有關秦國是如何重視人才的事宜。

齊國大夫裡有人想謀害孔子，這就是一個對景公不滿、對孔子恐嚇的訊號。孔子呢，在禮儀界又是個舉足輕重的專家，一旦有什麼閃失，齊國會觸動眾怒，不好向世人交代，尤其是他那些弟子。儘管齊國強大，孔子也不能在齊國蒸發掉，景公也不敢冒這個險。

如果景公重用了孔子，一直追隨他、忠心耿耿的相國晏嬰會怎麼想，他們君臣的關係那麼融洽，他不能因為一個不靠譜的外中國人，而失去一個頗具影響力、敢說真話的重臣。

根本原因在於:主弱臣強的政治局面。

孔子到齊國，原因是孔子在魯國的改革觸動了士大夫階層的利益，再加上魯定公改革意志不堅定，腐化墮落，孔子的改革缺乏強有力的支援，因而避居國外。

史載，齊景公第一次見到孔子時，相談甚歡，齊景公對孔子的主張大加讚賞，並準備任用孔子，但晏子阻止了這一切。

晏子是誰？歷史典故“晏子使楚”的主人公，其手腕、魄力都堪稱當世一流的政治家。但也正因為他有如此之強的能力，再加上歷仕三朝，晏子在齊國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因此，與晏子相比，齊景公在齊國的影響力比較弱。

據史料記載，晏子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大賢。那麼，這樣一位品德高尚的大賢，何以對孔子進行打壓？

原因就在於:既得利益者。

晏子的確深得民心，但他絕不僅僅是一個好人。著名的“二桃殺三士”，就是晏子利用人的虛榮心理設計出來的死局。晏子深諳政治，且具有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所具備的大部分要素。孔子曾稱讚晏子:“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在晏子的政治主張中，“禮”是重要的一環。沒有錯，儘管晏子排斥了孔子，但卻推行了和孔子相似的政策，看起來自相矛盾，但實際上，是晏子作為優秀政治家兼既得利益者正常的體現。

齊人曾評價孔子“孔子為政，魯國必霸”，這是針對孔子在魯國的改革來說的。縱觀春秋五霸，任何一位霸主的出現，都是全面掌握了國內的政權。而春秋末年，沒有一位君主能做到掌握全部政權，春秋進入戰國的標誌，就是“三家分晉”，是主弱臣強的典型代表。

因此，孔子為政，必重新釐定君臣地位，打擊已經掌握大部分政權的士大夫階層。而晏子作為齊國最大的士大夫，也必然會成為孔子“墮（hui）三都”的物件，這就是孔子和晏子之間天然的矛盾。

所以，晏子必須要打擊孔子，孔子也明白這其中的原因。但孔子依然對晏子作出了相當高的評價，因為兩人主張相似，且都是品德高尚之人，只是必然會成為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