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起來看，兩個人的可比性還是比較多的：
金哀宗是金朝最後一位皇帝，而崇禎則是明朝的最後一位皇帝；
兩個人都在王朝的末日，上吊自殺殉國，一個在蔡州行宮，一個在北京景山；
兩個人都繼位於王朝的後期，面對國家頹敗，都試圖勵精圖治，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但是都失敗了；
兩個人面對的殘局都是祖宗所賜，兩人都認為自己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
兩個人都有失敗的性格，所謂性格決定命運；
如果讓他們當上盛世的皇帝，以他們的能力或許能當上太平天子，而偏偏是在王朝的末期，只能當一個亡國之君；
兩個人實際上都並非明君；
當然兩個人的根本形勢沒有可比性，一個無法挽回，而一個則是作繭自縛：
金哀宗剛剛繼位時與南宋和西夏講和，避免自己兩線作戰，內部修養生息，增強國力，同時能任用抗蒙作戰有力的將領，前期能收復失地，贏得一些小的戰術勝利。
但是金哀宗繼位時金朝已經被蒙古壓縮到了黃河與淮河一線，國家戰略迴旋餘地非常小，容易導致一戰亡國。
而他面對的則是窩闊臺和拖雷的蒙古，正值上升期的蒙古，基本沒有對手可與蒙古抗衡，剛崛起不久的中亞帝國花剌子模尚且被碾壓，更何況處於下降期的金朝，真正能阻擋蒙古的只有地域和環境，如日本和爪哇有海洋，越南有熱帶雨林，而埃及及中歐則是蒙古軍隊達到的極限。
因此處於那個年代的金哀宗，其命運並不取決於自身的能力，在蒙古和金的世仇前提下，縱然換上一個明君，或許能拖延一段時間，但是等待他的必然是滅亡的命運。
崇禎面對明朝這艘破爛腐朽的大船，如果他能駕馭這條破船，或許不能讓它重新煥然一新，但也不至於迅速沉沒。
明末的環境其實可以跟太平天國的清朝有一定的相似，均面對內部和外部的困境，但是一個走出陰霾實現中興而另一個卻是國破家亡。
崇禎剛繼位時國內外的矛盾尚沒有達到那麼尖銳的地步，而作為明朝最後的掌舵人對最後局面的形成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出身高貴的他年幼因祖父的原因沒有受到其應該有的教育和鍛鍊，加上剛愎自用，急功近利，優柔寡斷，薄情寡義等性格的缺陷，沒有很好的打造屬於自己的基本盤，造成他坑了很多人，坑了很多有利的局面，當然也坑了他自己！也使得他每次在關鍵時刻自毀長城，犯些低階錯誤而給對手提供戰略機會！
他們都是悲劇式的人物，沒能向劉秀一樣完成王朝的復興，也沒有郭子儀、曾國藩等人的輔佐實現王朝的中興，當他們面對一根白綾時或許都會感慨願來生不生帝王家！
綜合起來看，兩個人的可比性還是比較多的：
金哀宗是金朝最後一位皇帝，而崇禎則是明朝的最後一位皇帝；
兩個人都在王朝的末日，上吊自殺殉國，一個在蔡州行宮，一個在北京景山；
兩個人都繼位於王朝的後期，面對國家頹敗，都試圖勵精圖治，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但是都失敗了；
兩個人面對的殘局都是祖宗所賜，兩人都認為自己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
兩個人都有失敗的性格，所謂性格決定命運；
如果讓他們當上盛世的皇帝，以他們的能力或許能當上太平天子，而偏偏是在王朝的末期，只能當一個亡國之君；
兩個人實際上都並非明君；
當然兩個人的根本形勢沒有可比性，一個無法挽回，而一個則是作繭自縛：
金哀宗剛剛繼位時與南宋和西夏講和，避免自己兩線作戰，內部修養生息，增強國力，同時能任用抗蒙作戰有力的將領，前期能收復失地，贏得一些小的戰術勝利。
但是金哀宗繼位時金朝已經被蒙古壓縮到了黃河與淮河一線，國家戰略迴旋餘地非常小，容易導致一戰亡國。
而他面對的則是窩闊臺和拖雷的蒙古，正值上升期的蒙古，基本沒有對手可與蒙古抗衡，剛崛起不久的中亞帝國花剌子模尚且被碾壓，更何況處於下降期的金朝，真正能阻擋蒙古的只有地域和環境，如日本和爪哇有海洋，越南有熱帶雨林，而埃及及中歐則是蒙古軍隊達到的極限。
因此處於那個年代的金哀宗，其命運並不取決於自身的能力，在蒙古和金的世仇前提下，縱然換上一個明君，或許能拖延一段時間，但是等待他的必然是滅亡的命運。
崇禎面對明朝這艘破爛腐朽的大船，如果他能駕馭這條破船，或許不能讓它重新煥然一新，但也不至於迅速沉沒。
明末的環境其實可以跟太平天國的清朝有一定的相似，均面對內部和外部的困境，但是一個走出陰霾實現中興而另一個卻是國破家亡。
崇禎剛繼位時國內外的矛盾尚沒有達到那麼尖銳的地步，而作為明朝最後的掌舵人對最後局面的形成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出身高貴的他年幼因祖父的原因沒有受到其應該有的教育和鍛鍊，加上剛愎自用，急功近利，優柔寡斷，薄情寡義等性格的缺陷，沒有很好的打造屬於自己的基本盤，造成他坑了很多人，坑了很多有利的局面，當然也坑了他自己！也使得他每次在關鍵時刻自毀長城，犯些低階錯誤而給對手提供戰略機會！
他們都是悲劇式的人物，沒能向劉秀一樣完成王朝的復興，也沒有郭子儀、曾國藩等人的輔佐實現王朝的中興，當他們面對一根白綾時或許都會感慨願來生不生帝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