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所謂“中世紀歐洲普遍採用封建制度”，這很難說是歐洲各國統治者主動為之的結果，而是在當時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軍事、宗教等條件綜合作用之下的被動結果。連“大規模道路”這樣的公共工程都無法建設（或維護）的中世紀西歐社會，是不可能存在“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的。

一方面，只有因應了各項現實條件的政治制度，才有可能較為長久、穩定地維持運轉。另一方面，一個後繼政權，或一個分裂而成的地域化國家，必然會對其前朝，或從前的國際化國家的制度中“吸取教訓”。

因此，當羅馬帝國在西歐、中歐的統治崩潰之後，尤其是中世紀初，當時最後一個有意願關注公共工程，且有能力使其中一些工程付諸實施的政權——加洛林帝國（即查理曼的帝國）解體之後，西歐封建制度的形成與實行，也就成為必然了。

此外，還得考慮到我前面提過的“吸取教訓”，亦即新政權對前政權的制度上的“反動”【1】，以及各個中世紀歐洲國家在文化、習俗上的慣性【2】。

注1：這種“反動”效應，在古今中外、世界各國都多多少少有所體現。比如中國古代朝代更迭所帶來的——在“制度變化”上的矯枉過正。

注2：這種“文化、習俗上的慣性”往往比我們所想像的要更加頑固。例如，即便到了十五世紀時，諸子“均分繼承”在許多斯拉夫人國家依然是一種社會共識，而這種繼承製度明顯是實行中央集權的一大妨礙。

其次，就算是在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鼎盛的某些時期，層層分封的“封建制”也不是完全就“一統天下”的。譬如各級領主，特別是大領主對自己直轄領地的統治、管理，通常就是由領主指派人員來進行的。

話說回來，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一些頭銜、爵位，其本身也可能就是從中央指派的官職轉化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