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編成後，先在孔門學派中流傳，後成為儒家學派的重要經典。至漢代，儒家思想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於是便把史書《春秋》提升為“經”。“經”是賦予那些政治意義非常重大的典籍的一種尊稱，其標準是從政治意義上判定的，並不在意這些典籍屬於什麼文體，所以經中有史書有詩歌等。但後世對《春秋》的性質爭論長久，莫衷一是，今文經學家及近人徐復觀、呂思勉、胡適等人認為《春秋》為政治著作，古文經學家及近人錢玄同、顧頡剛、劉節等人認為《春秋》為歷史著作，國學大師錢穆則認為《春秋》“亦經亦史”。實際上，《春秋》原本就是一部編年史，後人要把它當作經書，這是後人的事。《春秋》由“史”提升為“經”，其關注點自然由“史實”轉移到“經義”。司馬遷說：“《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高度讚揚《春秋》干預社會現實的精神，是由《春秋》所載史實本身探求出來的“史義”。但也有的學者偏離《春秋》史實，主觀引申“經義”，如董仲舒用陰陽五行說神化《春秋》，以宣揚自己的“三綱五常”說。歷代借解《春秋》經來探其“微言大義”者，總是摻雜了自己的政治觀。不論如何看待《春秋》的性質，後世把它奉為經典則是不爭事實，研究者代不乏人，並形成了專門的學問——《春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