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其中包括有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而一個奇怪的現象，兩千多年的奴隸制社會中只經歷了三個王朝；而之後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卻包含著十多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以及更多的一些的割據政權。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自夏商周三代之後，就再沒有王朝能持續三百年呢？

第一，奴隸制社會崇尚神權的神祕性。

第二，分封制度消除了大部分的不安定因素。

後來的封建制度則有了中央集權的特性。天下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天下的興亡也和皇帝個人因素有了密不可分的聯絡。皇帝聖明就四海昇平，皇帝昏聵殘暴就天下大亂。

第三，兩種制度的森嚴性與階級的差距。

而到了後來封建社會，因為各類思想大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的各諸侯開始不尊王令，很快把人們的思想枷鎖給打破了，之後才會有陳勝的那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極大的體現了下層人民的思想枷鎖鬆動到被砸碎，後來一批“草根”皇帝的成功，更是印證了這個說法。

一點愚見請多指正。

夏只是個傳說，缺乏如殷墟這樣的實際佐證，二里頭是不是還兩說呢，而且考古有孤證不證的說法。

商也並非一帆風順的五百多年，期間也有被逼到要遷都的境地，只是血脈沒斷而已，而且商的統治區域中，也有東夷西周這樣的不安定分子，伺機而動。

周的記錄就相對豐富了，從其先祖全族遷移到周原開始，到姬發克商，周人從小邦國到天下共主，也是幾百年的奮鬥史。從宗法制到幽王烽火戲諸侯，犬戎破鎬京，宜臼遷都，其實也可以標誌著西周滅亡，只是宜臼姓姬而已。再後面，天下共主活的越來越憋屈，諸侯一一做大後，開始還提“尊王攘夷”，後來乾脆就不當你是回事兒了！

要這樣說的話，兩漢加蜀漢，兩宋也都七八百年呢！咋了，人家的劉和劉邦的劉不是一個劉？還是人家的趙和趙匡胤的趙不是一個趙啊？

什麼天命所歸，不過都是成功的造反者給自己臉上貼金而已，什麼鳳鳴岐山，和“大楚興，陳勝王”，和“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等一樣，口號而已。造反，高風險同時也是高收益啊！看看耶穌二哥，看看黃巢，那個不是二逼中的戰鬥機……投機的人多了，自然就有踩到狗屎成功的，大約就是這個原因吧！

王朝興衰更迭的原因，是個千古謎團，歷朝歷代都沒能避免。

但是要光說也簡單，王朝興盛是因為國庫充足，物產充裕。

王朝覆滅是因為百姓造反，揭竿而起。

繼續往深了思考，為何一個新朝代的開啟，會有物產充裕的盛況？

所謂物產，那必定是老百姓生產出來的。

為何老百姓願意積極生產？那必定是因為，生產越多他就獲利越多，並不是因為他覺悟高。

為何生產越多，他就獲利越多？那肯定是他有自己的生產資料，也就必然的多勞多得。

農民的生產資料，那就是土地了。幾乎歷界農民造反，都要喊分田地不納糧的口號。

這又是為啥？這裡就引出王朝衰亡的原因。

王朝衰亡都有農民造反的原因，或者農民頭子替代了王朝統治者，或者農民造反把王朝弄得疲憊不堪，讓他人摘了桃子。

農民啥要造反？沒飯吃了，過不下去了唄，只有造反一條路了。

為啥沒飯吃了？農民的土地被官老爺和地主佔去了，這叫土地兼併。

農民手裡沒土地，或者土地極其的少，只能給地主種地打工掙點糧食。

以往自己種自己的地，只用交官糧，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生產積極性也高。

現在種地主的地，除了官糧，還得給地主交糧，而且地主往往要的比官府還多。

這裡有一個問題，古代地主他家一般是不用納糧的，但是地主又把天下絕大部分的土地給兼併了。

如此一來，官府能收到的官糧就少了，那怎麼行。官府必定的要給農民加派賦稅，農民的負擔變得更重了。

本來還能勉強喘一下，這一波操作下來，只能造反了。

王朝輪迴，歷史不斷的重複，情節驚人的相似。

肉食者難道看不明白嗎，他們明白，但是他們更貪婪啊。

眼看著天下要大亂了，地主甲要是比較開明，他把自家地分給農民種。

其他地主會一擁而上，把他分出去的地，收回的懷抱，畢竟誰會嫌自家地多。

無它，貪婪爾！

今日你看歐美髮達國家的遊行示威，你看他們的貧民窟。

他們可是發達國家，他們的窮人混的很慘。為啥富人不願意管他們？吃到嘴裡的東西誰願意吐出來，即便富的撐死，窮的餓死，那也是肉爛在自家鍋裡，絕不與窮人。

那為啥他們的窮人不造反？這是個新時代的偽命題。

現代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了，生產資料高度豐富，尤其是在發達國家。

於是除了原有的窮人和富人，催生了一種叫做中產階級的人。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拿著中產階級的稅收，其中一小部分，用來養著窮人。

使他們不至於餓死，不至於造反，不至於搞事情。畢竟，沒了窮人，他們的資本家剝削誰去。

查了查各朝代的年限，歷史較長的朝代包括：西漢210年，東漢196年，唐朝290年，北宋167年，南宋152年，明朝277年，清朝267年。均為超過300年。

小夥們普遍的解釋是人口爆炸和氣候影響，簡單點說就是在古代中國，兩三百年就會遭遇一次寒冷期，糧食減產，百姓生活困難，再加上講究人丁興旺，人口越來越多，糧食和土地都不夠，百姓活不下去，只能起義；北方遊牧民族也因為氣候寒冷，向南遷徙，朝廷內憂外患，最終滅亡。

人口和氣候確實是王朝覆滅的重要原因，這只是外因，這個說法也解釋不了為什麼秦朝之前的夏商周都超過400年，周朝甚至能延續800年。

秦朝一統六國，建立郡縣制，消滅了貴族，形成完整的官僚體系，之後一直延續至清朝。官僚制是“300年大限”規律的內因。

每個王朝建立初期，都是大破大立，社會打成散沙然後重組。老百姓人人有田種，天天有飯吃。建國初期稅收也不高，老百姓也願意交稅。

朝廷這塊，開國皇帝一般都深諳百姓疾苦，明白官僚體系的運轉流程，而且很強勢，於是會採取手段來約束官僚體系，社會運轉正常，稅收收入穩定，國庫逐漸充盈，一切欣欣向榮。

除了開國的兩三代皇帝以外，之後的繼承人大部分都久居宮中，養尊處優，完全不明白官僚體系怎麼運作，當然也對管理官僚體系缺乏約束手段和思考。

官僚是皇帝政策的真正實施者，官僚是人，人都有貪慾，難免中飽私囊。

利益從上向下分配。國家的一些政策補貼，比如說賑災款什麼的，被官僚層層盤剝，到百姓手上寥寥無幾。

稅收是自下而上落實。老百姓該交的稅收一分不少，而且可能還會加重。稅收也被官僚層層盤剝，到國庫只有一半甚至更少。《大明王朝1566》中南方的鹽稅銀子就上繳國庫的就只有一半，其餘的一般就被嚴嵩一黨貪墨了。

王朝發展到中期，需要用錢的地方很多，比如基礎設施壞損、水利運河修繕、修建宮殿、可能還有戰爭支出。國家的收入主要靠稅收，只能增加賦稅。稅收被官僚這種社會寄生蟲一層層盤剝，國家還是入不敷出，只能繼續加稅，惡性迴圈。

還有一個讓人無奈的現象。古代沒有身份證，百信交不起稅賦，直接就不要自己的戶口，投靠當地的大地主門下尋求保護，官府找不到這個人，就定為失蹤人口。長此以往，朝廷掌握的人口越來越少，大地主手下的人越來越多。大地主還和當地官僚勾結，土地越來越多，財富也越來越多。而朝廷剩下的人口承擔的稅收又加重了。典型例子是漢武帝后期，國家人口減少一般，都說是打仗打沒的，其實一半人都跑到大地主那裡打工去了。

中國老百姓忍耐力很強，不是被壓迫的瀕臨死亡是不會鬧事的，就算起義，中原王朝體量大，一時半會兒也很難滅亡。但要是遇到一些外部因素，比如氣候變化，王朝就危險了。明朝末年，正值小冰期，中原百姓糧食短缺，處處饑荒，北方的女真也向南壓迫，最終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禎帝吊死煤山上。

綜上所述，官僚系統的腐敗以及週期性變化的氣候、人口快速增長是中國王朝“三百年大限”的原因，夏商周由於沒有形成完善的官僚系統，貴族的存在充當了社會潤滑劑的作用，王朝能延續超過300年。

以上是個人觀點，希望讀者喜歡。

你的問題， 我來回答。

我先說答案：這是由當時的社會發展階段決定的。

在周之前，從夏朝開始到周亡於秦，共計將近2000年曆史。在這一段歷史中，整個華夏的文明與社會發展，基本集中於中原一帶，大致以今河南省為中心，周邊的那一片；除此之外的東南西北四境，皆為蠻夷所在。也就是說，周邊是華夏文明尚未澤及之地，是荒蠻的、落後的原始部落區。

這一時期，有幾個很明顯的特徵，決定了其王朝時間長的不可思議。

交通不發達，驛道和車軌都沒有完善到全國。馬以及馬車的使用率沒有充分普及，從王朝的中央到邊境，非常的困難。中央也因武力無法投射到更遠處，導致對周邊的統治力薄弱，從都城往外，一點點的薄弱下去。周邊只能交由諸侯國統治。同樣，諸侯國要是想找天子的不痛快，也是長路漫漫，不是件容易的事。農業生產不發達，農業生產那時候還在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只在晚期才慢慢浮現。這導致農業生產長時間處在較低水平。農業的不發達導致人口的繁衍長期處在較低水平。王朝除了都城，周邊都是零售村落，各個諸侯國之間，大量的地方都是荒野。中央只要有效控制都城，統治就能穩固。周邊的百姓，稀稀拉拉，沒有人組織的話，很難形成對抗各國中央的勢力。政治文化不發達，分封制尚處於雛形的發展階段，這幾個朝代在前期還帶有明顯的部落國家的痕跡。所謂天子，不過是眾多國家中，最強大的、且被其他國家都承認的國王。這個天子實際統治的國土和臣民，僅僅是限於自己的國家。對周邊的國家，他只是名義上的共主，他名義上分封諸侯國王，收取貢品，擺個祭祀的譜就完事了。因此，各國之間都是互相獨立的存在；只要彼此之間，保持力量平衡，就能維持住這種關係，這個王朝就能一直持續下去。即使其中有天子無能，殘暴，各國尚有自保餘地。直到這種力量平衡被打破，天子不僅殘暴，還去傷害諸侯國，如商紂王搞周文王，導致內亂和外患同時爆發，才致滅亡。

總結：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秦末，當始皇帝開始快速將武力投射到整個華夏大地，那種諸侯割據，各成一塊的情況迅速改變。歸根到底，還是社會發展了，生產力提高了，分封制玩不下去了，王朝的統治不再是基於各國的力量平衡，而是基於唯一的中央和君主的統治能力了。這一切，都是生產力水平，社會發展階段所決定的。

生產力和社會制度不一樣，社會矛盾的劇烈程度就不一樣。夏商周是奴隸制度、後世的秦漢到明清王朝都是封建制度。

其實一個王朝的覆滅，說得概括一些，無非就是社會矛盾爆發到了無可調和的程度，只能通過毀滅重建秩序的手段來重新分配社會利益。

而社會矛盾又跟生產力、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高度相關。

夏、商、周的共性很明顯，這三個朝代的生產力都相對低下、所以實行的是奴隸制度，全社會的發展速度很慢，所以社會矛盾積累的速度也就很慢。那時候由於生產力低下，社會結構相對簡單，人們的交通往來也是很困難的，在那個資訊不發達、交通不便利的奴隸制時代，想要聚齊足夠推翻一個王朝的人也是不容易的。

五百到八百年，大約是這些奴隸制王朝的社會矛盾從爆發不可調和到推翻重建的週期。

在周之後，從秦朝開始，中國開始了數千年的封建主義制度，從秦漢到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無不如此，而這些王朝也有一個很大的共性，那就是生產力一致性。儘管隨著時間的推移，後世王朝的人口和生產力都會逐漸增強，但是生產力並沒有發生質變，三百年，基本上就是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一個封建王朝的社會矛盾從開始積累到爆發的極限時期。

從秦漢到明清，這些封建王朝幾千年來都實行著人工生產的方式，直到蒸汽機時代的來臨，由於機器的大量使用，全社會的生產力開始產生巨大的飛躍，至此，封建王朝落後的制度已經無法滿足高速發展的生產力了。

因此，清朝的覆滅與之前的任何一個封建王朝都不一樣，不是封建王朝周而復始的更迭，而是落後社會制度因為承載不住巨大的社會生產力而爆發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因為在夏商周 王是至高無上的！王權也等於神權！

就像電影 無極 裡面，奴隸穿著鮮花戰甲 殺了王 所有人驚呼 “原來王是可以殺的？”。在那個祭祀 為國之大事，是頭等大事的時代，人是特別相信神的！

有一個說法，紂王為最後一個人皇。他敢寫詩調戲女媧，是因為他有至高無上的 和神一樣的神威！和神是平等的。妖魔鬼怪都近不得紂王身，會被他人皇的神威 震懾的魂飛魄散。只得等他氣數盡了，才敢奪他的江山！

周朝是向神妥協 低頭， 才換的神的幫助，打敗了紂王 獲得了天下。神界獲得了封神榜 封神的機會。從而涉足人間！天地時局變化 天地氣運 已經不能支撐過長的朝代了！

雖然都是神話，只是調侃一下而已！卻也說明了古人對於神權 君權固定的認識，沒有反叛的精神！

過去社會比較原始，人們的資訊空間 生產力比較侷限，生活節奏也被拉長很多倍！所以變化自然就少了很多！隨著社會的進步 資訊的積累，才出現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意識！人們出現了變革精神，有了改變的想法和進步的認識！當生活節奏變快 生產力變強了，改朝換代自然也就變快了！

觀天象運轉 定乾坤變遷 天佑中華！！！中國將會有八百年國運 屹立東方！

這與生產力水平有關。

（夏商時期的農業技術）

夏、商、周時期，生產力水平比較落後。夏商時，人們從事農業生產，主要生產工具仍然是木頭和石頭。到周朝晚期，製造青銅器的成本降低，才有少數青銅農具。

（大禹持耒耜治水）

落後的生產力水平之下，社會交往的程度也會相對較低。因為無法修築方便來往的道路和建造相應的交通工具。長距離大規模的交往是很難的。

例如在今天的深圳，從羅湖或者福田坐地鐵去橫崗，半個小時可以到，所以今天很多人去橫崗買房，在羅湖福田工作。20年前，到橫崗去，一個來回要一天時間。那個時候，福田與橫崗的來往必然少很多。

（深圳地鐵線路圖）

來往越少，社會越趨於一種靜止狀態，因而越穩定，所以，夏商周三代，國祚能延續相對久一點。

春秋時期開始，社會生產力有了一個質的飛躍，就是中中國人會使用鐵器了。從此，開渠修路，都不是大的難題，各地之間的交往，中央與地方的交往，都逐漸變多起來，矛盾累積的速度隨之加快。這些矛盾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暴發，毀滅一個王朝，然後開始新一輪矛盾積累的過程。

（唐朝時候發明的曲轅犁，大大提高耕作效率）

所以秦之後，沒有一個王朝能突破三百年的。

夏商周統治時間長主要原因是他們能夠對外擴張，緩和內部矛盾，後世王朝沒有對外擴張的空間。另外一個原因是社會制度不一樣。一個國家存在時間的長短決定性因素並不是一個國家統治者治理國家的好壞，而是這個統治者是否激發了社會主要矛盾，危及到大部分人生存空間。歸根結底一個國家存在時間的長短有兩個決定因素：階級矛盾與生存空間 。統治者的政策是將這兩個矛盾緩和或者激化，決定了統治時間的長短。但是社會性質決定了這兩種矛盾的永恆存在，也決定了一個國家不能永恆存在。

夏商周三代的主要矛盾

在秦漢之前，王朝的存在時間普遍較長，是因為階級矛盾和生存空間緩和。縱觀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滅亡都是源自諸侯國之間的相互征伐之中。商湯滅夏桀之前，商為夏諸侯國；武王伐紂建立周朝之前，周也是夏朝的諸侯國。但是在這三個時代主要的階級矛盾並不是諸侯王之間的矛盾而是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矛盾。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矛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並不算尖銳。其主要原因就是當時生存空間的寬餘。

夏商周三代的對外擴張

從歷史記載我們不難發現，夏商周三代，統治範圍都呈現幾何倍數的增長。夏朝統治範圍主要是河南中西部、陝西中東部、山西南部的區域；商朝的統治範圍則拓展到東起山東西部、西到陝中東部、北到北京南部、南到河南南部廣大地區；到了周朝末年時期統治範圍已經囊括了長江、黃河中下游大部分地區。這樣的領土擴張與人口增長同步，生存空間並沒有隨著人口增長顯著減小。生存空間的矛盾降低，隨之緩和的就是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階級矛盾。因此夏商周三代的更替並不是因為不可緩和的階級矛盾或者搶奪生存空間，而是統治者之間為了利益分配發生的矛盾。這種矛盾的激烈程度遠遠低於後世為了爭奪生存空間而爆發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劇烈。因此存在時間更加長久。

封建社會發展的地域侷限性

自秦朝通過商鞅變法，確立土地私有，建立封建制度社會，社會的主要階級矛盾就變成了圍繞土地的地主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由於農耕經濟環境條件的限制，適用於農耕經濟發展的環境在秦朝時期已經基本囊括。這樣就造成後世王朝不能通過拓展領土來緩解生存空間變小帶來的階級矛盾。

關乎生存的土地問題

封建社會的主要生產資料是可耕種土地，王朝剛剛建立之時，大部分掌握在地主階級手中，少量掌握在農民階級手中。隨著人口增多和土地兼併發生，人口數量最多的農民階級逐漸失去手中土地，同時人口數量逐漸增多，生存空間大大減小。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在這一過程當中逐漸不可調和。因此自秦朝開始，每一個封建王朝都要爆發無數的農民起義。隨著農民戰爭的爆發王朝逐漸走向滅亡，戰爭造成人口大量減少，同時新的王朝建立之後，進行生產資料的再分配，這樣新建立的王朝統治得以穩固。但是通過這種方式擴大的生存空間和緩和的階級矛盾，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矛盾同樣會再次出現。

兩漢的生產資料再分配對階級矛盾和生存空間的緩和

東西兩漢的更迭就是再分配的典型代表。西漢末年人口最多達到六千多萬，生存空間變小，階級矛盾尖銳，隨之而來就是戰亂頻生，農民起義不斷。在十多年的戰爭中，人口大量減少。繼而生存空間增多，階級矛盾緩和。東漢建立後人口僅剩2800萬，而東漢滅亡之前全中國人口同樣達到6500多萬。東西兩漢的統治者之中，西漢連續八代明君，而東漢皇帝最出名的就是昏庸無能。漢元帝死後僅僅不到30年西漢滅亡，而缺乏明君的東漢卻與西漢一樣享國200年。兩者滅亡之時另一個相同的特徵就是滅亡前同樣人口達到6000多萬。這也說明了享國時間與統治者的關聯並不大，而是取決於社會主要矛盾的尖銳程度，和生存空間的多少。

清朝的對外擴張和主要矛盾

同樣道理也解釋了為什麼清朝成為了封建社會享國時間最長的朝代。清朝前中期，從皇太極入關到乾隆皇帝末期，清朝統治範圍從最初的300多萬平方公里拓展到1100多萬平方公里。在1840年之後，清朝的主要矛盾從內部階級矛盾轉移為對外的民族矛盾。因此清朝的階級矛盾和生存空間問題一直都不是最主要矛盾。直到最後由於民族大義和社會發展問題，封建制度被淘汰。清朝成為了中國歷史上享國時間最長的封建王朝！

生存空間與主要矛盾

從現代歷史當中我們也不難發現這樣一則規律，當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生存空間消失之時，對外擴張，增加生存空間是一個很好的緩解途徑。例如二戰前的德國，在經濟危機之中全國經濟崩潰，可是希特勒發動戰爭之後，德國經濟、科技、軍事均是突飛猛進的向前發展。這樣說並不是在鼓勵戰爭，而是說夏商周三朝之所以存在時間長是因為領土的擴張緩解了階級矛盾擴大了生存空間。而後世王朝並沒法通過對外擴張緩解階級矛盾增大生存空間。只能通過朝代的更迭和戰爭，重新分配土地和消減人口，以此治標不治本的緩解階級矛盾擴大生存空間。這樣方式的緩解矛盾，並不能從根本上緩解矛盾，因此每一個王朝都不能跳出300年怪圈。

最後的話

ps：緩解社會矛盾還有另外一種途徑，就是生產力的發展。但是縱觀中國整個封建社會發展史，生產力進步的水平都沒有能夠達到緩和階級矛盾的水平。但是每一次重大的生產力進步都能誕生一個享國時間較長的王朝。例如民族大融合後的唐朝、南方地區大發展之後的宋朝等。

大家從經濟基礎（土地兼併）、政治制度（封建專制）、帝王將相（昏君佞臣）等多方面進行了解釋，我便不在前人的觀點上獻醜了。

不過，看到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一個很關鍵性的因素。

“社會因素”

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這樣的一句話：“皇權不下鄉”

皇權不下鄉，特指在國史上的兩千年的封建帝制中，朝廷的權力一般隻影響到“縣”的層次，便是皇權輻射的最低層次了。

縱觀歷朝歷代的社會制度怎麼變，縣這個地方行政區劃是一直貫穿與每一個朝代的，不信你可以去搜索一下。

可在縣的下面，還有鄉一級的組織單位的存在。

“鄉”這一級別的單位難道沒有被列為行政區域單位就不重要嗎？

我並不這麼認為！

眾所周知歷朝歷代的王朝要控制幅員遼闊的中華大地，深深依賴的就是帝國的基本盤——小農經濟。

這些小農不正是生活在鄉村裡嗎？

可由於經濟、社會、科技種種因素的影響，導致帝國的高層與鄉村之間的聯絡是非常遙遠的，甚至是相隔著一場難以逾越鴻溝。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會覺得晉惠帝在面臨天下災荒的時候，說出“何不食肉糜”這樣的話，覺得此人的智商是真的堪憂。

因為就連現如今的我們都很難去掌握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關係，你別說在古代交流全靠喊、出門全靠馬的社會條件了。

人家是真沒有見過。

僅憑藉著臣下的轉述，如何能夠將偌大的帝國治理明白？甚至可惜的是，歷朝歷代在京都為官的朝臣，恐怕對農村也沒有什麼瞭解。

但恰恰農村是維持帝國執行的地基，而皇權卻無法影響到鄉村這一階層，如何能夠進行有效的管理。

依靠官員的自覺性嗎？恐怕並不是很可靠！

所以往往在王朝末期有流民、盜匪起義的時候，中央朝廷對於他們的約束能力其實是很差的。平常沒事的時候你還管不住，真的出了事（開始造反），你怎麼進行控制？

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歷史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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