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還用問嗎？法家（法家也是道家思想的無限變為有限，無法變有法--借用李小龍的說法。不失平衡）。為了全方位解釋留給後人一句話：法道為主，兼收百家，獨罷儒學，與時俱進。

這要就時代而言，在戰國時代無疑是法家最適合，因為法家致力於中央集權、苛政治民，順應當時的歷史潮流。而到了漢初那種民生凋敝的破敗時刻，無疑是道家這種親近自然、無為而治的方法好。

不過當民力恢復到一定水平，純粹的道家治國已經不適應社會的需要，於是又出現了那個雜七雜八的儒家。

董仲舒的儒學很不純粹，在儒家的基礎上雜糅了諸子百家的其他學說，迎合帝王成為治國學說。但漢宣帝認為治國需要王霸之道雜之，純用儒術是不行的，然而他的兒子就用了，西漢衰落。

放到今天，先秦諸子百家統統不適合拿來治理國政，但各自又有其有點，由於時代的侷限，這些古老學說不適應現今社會是必然的，但取其精華、棄其糟粕顯然是可取的。

從中國歷史看，漢代以後（漢代初期是黃老思想），歷代王朝的統治者都是採用“兼取儒法，雜用王霸”！用現代話說，法家太腹黑，儒家是傻白甜，所以是“兼取儒法”。

《禮記》“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西周統治時期靠著“禮治”來管理貴族，“刑治”來管理平民，奴隸，這兩種方法來管理社會，治理國家，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盪，禮壞樂崩了，原來的社會解體了，形成了新的社會，貴族和平民的界限模糊了，這時候，儒家把“禮治”改造為“德治”，法家把“刑治”改為“法治”！

儒家思想成熟於春秋時期，儒家認為人性本善，所以“德治”是用來引導人們向善，儒家治本。法家思想成熟於戰國，法家認為人性本惡，所以“法治”是防止人們做惡，法家治標。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政令來引導，用刑罰來規範，人民不敢犯罪，但是人民沒有羞恥心，用道德來引導，禮儀來規範人民不但知羞恥，還能自律）。

這段話就發儒家和法家治國的特點說清楚了，儒家治本，法家治本。其實，治標治本都重要，畢竟把每個人都引導成為君子是不現實，但是一味用刑罰高壓，會導致人們口服心不服！

社會學校和監獄缺一不可，學校教育人，監獄懲罰人，這和古代的儒法治國的精神核心是一樣的。

中國歷史上都是儒法並用，用禮教來使人們不造反，用刑罰來使人們不敢造反。儒法只是表面，統治者從不關注什麼儒家，什麼法家，統治者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只關心自己的紅線，不準造反。老老實實就給你蘿蔔吃，不老實就是大棒伺候。

從來都是儒法並用，從來都是蘿蔔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