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代的《春秋》一書和《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對伍子胥都是持明確的激賞態度的，司馬遷說他是烈丈夫。司馬遷雖然已經是皇權專制時代的人了，但是秦漢離開分封時代比較近，價值觀還相似。

事實上，即便申包胥也是贊同伍子胥的復仇的。《左傳》原文上這麼說：“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復仇）楚國。” 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勉之一句話，表達了申包胥對伍子胥抉擇的認同。他認為復仇是應該的，但他作為事君者，忠君興國也是應該的。各行其志，都符合當時的道義。

至於“叛國”一說，這個問題就複雜了，我不想多解釋，但有一句，就是先秦分封下的國家，其實更是一種宗族和家族，不同的“國家”是不同的大宗和小宗。這種軍事行為是針對宗的，不是針對國的。當時國的概念與後代不能等量齊觀。

這是一個關於復仇的故事。

伍子胥的父親和兄長無端蒙冤遭受殘害，為報楚王殺害父兄之仇，伍子胥輾轉流亡至吳國，在那裡受到吳王闔閭的重用，他先是竭力輔助吳王闔閭奪取王位，使原本弱小的吳國國勢日漸強盛，後終借吳國兵力攻破楚國，在破城之日，為了發洩自己內心巨大的仇恨，和數十年深沉的隱忍，伍子胥竟然做出了掘墓鞭屍的驚人舉動，表現出一個復仇者性格的堅韌和殘酷。

司馬遷在《史記.伍子胥列傳》中，懷著很複雜的心情，評述伍子胥在父兄遇難之後隱忍苟活，最終得以完成復仇大業的行為，文中既有著對其意志和人格的崇敬和肯定，又有對其破壞力的恐懼，破國鞭屍，動搖了傳統價值的基礎，而在伍子胥那個時代，他的這種背叛卻能得到列國高層人士的同情和理解，為什麼呢？

在先秦時期，私人之間血債血償的風氣極為興盛，在《孟子.盡心下》中就有『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君臣臣，君主和臣子各盡其職責，這個關係是對等的，楚平王濫殺無辜，伍子胥作為臣子就沒有義務為他效力，從個人的角度上講，是符合春秋大義的復仇。

但是從站在楚國的立場上來看，伍子胥作為楚人率領吳國軍隊攻打自己的國家，使楚國遭遇了滅頂之災，並由此引發了吳、楚兩國此後曠日持久的戰爭 ，毫無疑問，他的復仇已使自己淪為叛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