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和“變法”之“變”有很大關係。
從中國現存最早的成文法——唐律起，直到《大明律》及其變種《大清律》，中國法律都是案例法，其特點是律（法律條文）、例（案例）、誥（歷代皇帝對類似案例的指示）、敕（最高司法機構對類似案例的指示）並用，且後三者的重要性遠高於律，其好處是容易平衡法律和人情的關係，並給頭腦清醒的執法者以“矜疑”（根據實際情況謹慎量刑）的充分空間，更適合中國傳統的人情社會。
但中國式案例法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律的權重過輕，過於看重例和敕，而這兩項一般人、甚至一般官員都難以普遍掌握，唐以後的司法體系在省、道、府、州、縣級別上偏又是行政、司法二合一，通常為科舉或捐納出身的行政長官兼管案件審理，其不專業、無法熟悉相關案例可想而知，除非大案要案，佔絕對多數的普通司法案件勢必不可能都上京赴刑部、大理寺之類最高司法機構審理，則胥吏、師爺等包攬詞訟、上下其手勢難避免，不僅給權力尋租以極大空間，還經常造成同類案件判決大相徑庭的尷尬。
其次，賦予誥、敕以“律例外干預”的特權，造成人治大於法治的獨特現象，且誥和敕又往往直接演變為新的律，從而令懲罰不斷失衡，以宋代為例，由於歷代皇帝和宰執主張“重廉恥”，希望用道德取代刑罰“感化”貪官，結果懲治貪官的法律一再因誥、敕的法律化變輕，四帝之後竟演變為貪官無死刑、無刺配的奇怪現象；與之相反，由於歷代皇帝、宰執急於懲辦“盜賊”，先是超越法律條文，規定了刑罰從重的“重法區”，繼而不斷擴大“重法區”範圍，到了宋徽宗以後“重法區”居然比正常刑罰區域還大。
清末變法的目的，是實現法律的近代化、專業化，將司法和行政體系自上而下都區分開來，徹底改變中國傳統的由地方行政長官兼管行政與司法模式，在這一前提下既要儘量減少行政干預，又要竭力避免訟棍、胥吏包攬詞訟、上下其手，就勢必讓成文、普通人易理解和靈活性解讀空間少的“律”唱主角，而竭力淡化“例”的作用。
原本近代司法體系也同樣有大陸法系和海洋法系（案例法系）之分，兩者各有千秋，但清末變法意在自強和救亡圖存，當然要矯枉前失，既然自唐至清都是習慣法、案例法，那麼“變法”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否則何談一個“變”字？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末制訂新刑律和司法改革決策上發揮關鍵作用的沈家本先生，是在遍覽中國曆代刑律和各國40多種刑律基礎上，總結出體現中國式Continental系成文刑法特色的“沈家本上書”，其影響至今尚存，沈通古今、兼修中西刑法掌故，其力主改在中國沿襲千年以上的習慣法系為Continental法系，是切中時弊且深謀遠慮的。
這個和“變法”之“變”有很大關係。
從中國現存最早的成文法——唐律起，直到《大明律》及其變種《大清律》，中國法律都是案例法，其特點是律（法律條文）、例（案例）、誥（歷代皇帝對類似案例的指示）、敕（最高司法機構對類似案例的指示）並用，且後三者的重要性遠高於律，其好處是容易平衡法律和人情的關係，並給頭腦清醒的執法者以“矜疑”（根據實際情況謹慎量刑）的充分空間，更適合中國傳統的人情社會。
但中國式案例法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律的權重過輕，過於看重例和敕，而這兩項一般人、甚至一般官員都難以普遍掌握，唐以後的司法體系在省、道、府、州、縣級別上偏又是行政、司法二合一，通常為科舉或捐納出身的行政長官兼管案件審理，其不專業、無法熟悉相關案例可想而知，除非大案要案，佔絕對多數的普通司法案件勢必不可能都上京赴刑部、大理寺之類最高司法機構審理，則胥吏、師爺等包攬詞訟、上下其手勢難避免，不僅給權力尋租以極大空間，還經常造成同類案件判決大相徑庭的尷尬。
其次，賦予誥、敕以“律例外干預”的特權，造成人治大於法治的獨特現象，且誥和敕又往往直接演變為新的律，從而令懲罰不斷失衡，以宋代為例，由於歷代皇帝和宰執主張“重廉恥”，希望用道德取代刑罰“感化”貪官，結果懲治貪官的法律一再因誥、敕的法律化變輕，四帝之後竟演變為貪官無死刑、無刺配的奇怪現象；與之相反，由於歷代皇帝、宰執急於懲辦“盜賊”，先是超越法律條文，規定了刑罰從重的“重法區”，繼而不斷擴大“重法區”範圍，到了宋徽宗以後“重法區”居然比正常刑罰區域還大。
清末變法的目的，是實現法律的近代化、專業化，將司法和行政體系自上而下都區分開來，徹底改變中國傳統的由地方行政長官兼管行政與司法模式，在這一前提下既要儘量減少行政干預，又要竭力避免訟棍、胥吏包攬詞訟、上下其手，就勢必讓成文、普通人易理解和靈活性解讀空間少的“律”唱主角，而竭力淡化“例”的作用。
原本近代司法體系也同樣有大陸法系和海洋法系（案例法系）之分，兩者各有千秋，但清末變法意在自強和救亡圖存，當然要矯枉前失，既然自唐至清都是習慣法、案例法，那麼“變法”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否則何談一個“變”字？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末制訂新刑律和司法改革決策上發揮關鍵作用的沈家本先生，是在遍覽中國曆代刑律和各國40多種刑律基礎上，總結出體現中國式Continental系成文刑法特色的“沈家本上書”，其影響至今尚存，沈通古今、兼修中西刑法掌故，其力主改在中國沿襲千年以上的習慣法系為Continental法系，是切中時弊且深謀遠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