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誅殺時所定的罪行中，諸如“枉法撓政、朋比為奸”；“私給文臣以沒官婦女”；“阻隔占城貢使”等項，基本屬實，但問題時僅憑這些無法問成死罪。於是又有了“毒死劉基”這樣的罪狀，但明顯牽強附會、缺少證據。最後才有了被人告發的，“指使前明州指揮使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的滔天大罪。
胡惟庸被誅殺前，確實以丞相之尊，在中書省和六部中廣佈親信，存在著貪贓枉法、朋比為奸的擅權攬政的行為。但由於其對軍中諸將缺乏號召力，親信部屬中也沒有掌軍或控制錦衣衛的人選，他與陸仲亨、費聚的結交有聯絡軍人的意圖，但更多的是發牢騷的宣洩，並無遠略，且僅憑此二將之力，又哪裡有圖大事的力量。因此胡惟庸沒有謀反作亂的客觀條件。這也就是秉承明太祖旨意的審理結果，說胡惟庸勾結倭寇和北元的原因所在。
但是很遺憾，這種政治誣陷同樣站不住腳: 首先日本當時正處於南北朝對峙的後期，北朝足利義滿雖佔據優勢，但出於經濟壓力，需要與明朝友好經商；而以徵西將軍懷良親王為首的南朝，卻鼓勵倭寇海盜劫掠周邊各國以壯大自身，但因其力量薄弱，根本無力威脅明朝初期這樣的強大政權，所謂“約期來會”，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且如果日本南朝政府真的與胡惟庸有所勾結的話，在日本史上的典籍中一定會有記述，而不會是毫無涉及。至於說到稱臣北元，更是荒謬，且不說當時已遠遁漠北的北元政權由於元昭宗已死，其弟脫古思帖木兒汗無力掌控各部，北元政權已經開始四分五裂，哪裡還會有“外應”的兵力! 更何況如果明朝丞相遣使稱臣，北元一定會大肆宣揚，而我們今天在《蒙古源流》、《蒙古黃金史綱》等涉及北元史的典籍中，均未有所聞。因此，今天看來，這兩條針對胡惟庸勾結外邦謀逆的罪行，實在是莫須有的栽贓之辭。
另外，事實上早在明代學子中就已經有對胡惟庸案謀逆一事的質疑，例如王世貞之子王士騏就曾存疑:洪武十三年胡惟庸通倭事敗被誅，但朝廷卻沒有對倭國有譴責、討伐之片語，直到六年後方才絕倭。（原因在於南朝懷良親王誅殺明使，公然藐視明太祖的權威所致）。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誅殺時所定的罪行中，諸如“枉法撓政、朋比為奸”；“私給文臣以沒官婦女”；“阻隔占城貢使”等項，基本屬實，但問題時僅憑這些無法問成死罪。於是又有了“毒死劉基”這樣的罪狀，但明顯牽強附會、缺少證據。最後才有了被人告發的，“指使前明州指揮使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的滔天大罪。
胡惟庸被誅殺前，確實以丞相之尊，在中書省和六部中廣佈親信，存在著貪贓枉法、朋比為奸的擅權攬政的行為。但由於其對軍中諸將缺乏號召力，親信部屬中也沒有掌軍或控制錦衣衛的人選，他與陸仲亨、費聚的結交有聯絡軍人的意圖，但更多的是發牢騷的宣洩，並無遠略，且僅憑此二將之力，又哪裡有圖大事的力量。因此胡惟庸沒有謀反作亂的客觀條件。這也就是秉承明太祖旨意的審理結果，說胡惟庸勾結倭寇和北元的原因所在。
但是很遺憾，這種政治誣陷同樣站不住腳: 首先日本當時正處於南北朝對峙的後期，北朝足利義滿雖佔據優勢，但出於經濟壓力，需要與明朝友好經商；而以徵西將軍懷良親王為首的南朝，卻鼓勵倭寇海盜劫掠周邊各國以壯大自身，但因其力量薄弱，根本無力威脅明朝初期這樣的強大政權，所謂“約期來會”，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且如果日本南朝政府真的與胡惟庸有所勾結的話，在日本史上的典籍中一定會有記述，而不會是毫無涉及。至於說到稱臣北元，更是荒謬，且不說當時已遠遁漠北的北元政權由於元昭宗已死，其弟脫古思帖木兒汗無力掌控各部，北元政權已經開始四分五裂，哪裡還會有“外應”的兵力! 更何況如果明朝丞相遣使稱臣，北元一定會大肆宣揚，而我們今天在《蒙古源流》、《蒙古黃金史綱》等涉及北元史的典籍中，均未有所聞。因此，今天看來，這兩條針對胡惟庸勾結外邦謀逆的罪行，實在是莫須有的栽贓之辭。
另外，事實上早在明代學子中就已經有對胡惟庸案謀逆一事的質疑，例如王世貞之子王士騏就曾存疑:洪武十三年胡惟庸通倭事敗被誅，但朝廷卻沒有對倭國有譴責、討伐之片語，直到六年後方才絕倭。（原因在於南朝懷良親王誅殺明使，公然藐視明太祖的權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