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推崇殺伐果斷的，豈不知治軍最重要的是給夠吃喝？如果給夠吃喝的同時將領不搞特殊化，那士兵才願意忍受你的嚴酷軍規。否則的話，士兵就會割了你的腦袋去找願給吃喝的。

吳起治軍就是如此，與士兵同吃同住，士兵當中有一個人患了毒瘡，吳起親自為他吸掉膿液。這個士兵的母親聽說之後痛哭起來。有人感到奇怪問她：“將軍如此對待您的兒子，您為什麼哭呢？”這位母親回答：“吳起吸他父親的傷口，他父親奮戰而死；現在我兒子患了毒瘡，他親自為他吸掉膿瘡，我兒子也會奮戰而死了，我現在是為這而哭泣”。所以吳起領著魏軍打誰都行，龐涓就不行。

戚繼光同樣也愛護士卒，自己兒子犯軍法也一視同仁，所以士兵願意聽他命令。岳飛更是如此，所以岳飛的軍隊願意替他死戰，即使他們的軍法都極其嚴酷。

所以呀為什麼不看夫子的話呢:《論語》顏淵第十二之第七：“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

民心支援，糧食問題，軍隊建設，最重要的是信，有民心才有軍心，士兵才會願意替你效死，有足夠糧食士兵才會願意替你當兵，兵反而最不重要，因為有前兩者，軍隊建設才搞得起來。

所以治軍首要的是給夠錢糧，其次就是愛護士卒，給夠錢糧士兵看在錢糧份上能忍你的嚴酷制度，但太不公平就要小心士卒一有更好的機會就造反，不給糧吃又沒有民心，軍隊裡又等級森嚴壓迫士卒，嚴刑峻法的結果就是晚明軍隊和國軍那樣的，軍隊平時禍害百姓，戰時就譁變投敵。

話說夫子這話執行的最好的反而是反儒的八路軍解放軍，抗日中軍隊規模太大民眾負擔太重就精兵簡政自力更生，這就是“去兵”了，自己糧食不足甚至軍隊還要反過來支援地方，不掠民以自肥，這就是“去食”了，目的就是為了民心，所以民眾也願意支援你，軍隊裡主張官兵平等，即使暫時吃的差官兵一起吃士兵也能忍受，軍心也鞏固的多，所以解放軍的軍法雖然沒有像古代那樣動不動就斬斬斬，解放軍的軍紀也要完爆古代任何軍隊。國軍的軍法比解放軍嚴酷的多，殺頭活埋啥都有，結果士兵打死軍官投解放軍去了。

題主既然需要的是從治軍引入搞企業，那麼古代治軍的一些經驗也是能引入的。

一，員工待遇要給足，你待遇長期低於行業均值就別指望員工有忠誠度，你可以以上下同心一起創業的前景來暫時吸引員工，比如很多企業創業之初，老總和員工一樣同吃同住同加班，員工不是傻子，你老總是一起賣力幹還是吃喝玩樂都明白的很。但你也別指望一直靠這個就能籠絡住他們，員工如果不能從企業的成長中獲得自己的利益增加，那分分鐘賣你沒商量。這就是足食。給員工待遇好他們不一定忠誠，給員工待遇不好一定沒有忠誠。

二，給足了待遇才好談獎懲，獎懲不一定要嚴厲，但一定要公平。很多家族作坊和朋友抱團發展起來的企業，後來都要轉職業經理人管理，就是元老或親戚成了超脫企業規則之外的群體，不光拿股份分利益還要破壞獎懲制度搞例外，那後面來的員工看著頭上有一堆大爺你還怎麼搞？這個拿捏就很微妙，前期的員工要保證利益，後來的員工要保證公平。對離開的員工區別對待，前期的員工趕不上你得發展，也得給人家拿錢走人別斬盡殺絕，苛待元老只會讓後來者兔死狐悲，你一元老都沒下場，後來的員工自然吃公司的飯挖公司的牆角。一般的員工該給都給好聚好散，人只是來找口飯吃又不是拿命賣給你，對背叛的員工要狠狠打擊，用一切手段搞得他悽慘無比，一方面殺雞儆猴一方面做反面典型團結員工。當然前提是你在內部要公平，待遇豐厚又獎懲公平，追殺越狠員工就越團結，給錢稀薄獎懲又不公平，追殺越狠員工的離心離德就越嚴重。這就是信。

搞企業不是搞軍隊，軍隊可以搞嚴刑峻法殺殺殺來，那是仗著是政權力量做後盾你不服從你一家都得完蛋，但就這樣人還可以選擇投效其他政權來搞死你——比如晚明。企業在沒有做到足食和信的前提下搞嚴酷的規章制度，那真是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當然還有一種例外，資本主義初期那種資本家控制政權，赤裸裸用法律把員工捆在工廠裡的狀況下，是可以嚴刑峻法管理的。不過現在是別想了，或許這種情況將來有可能復現？

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

戚繼光在東南抗倭十餘年，掃平了倭患。他將練兵打仗的經驗進行總結，撰寫了兩部兵書《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組織了留名青史的“戚家軍”。

他不僅軍事才能了得，治軍也甚嚴。據《仙遊縣志》記載，戚繼光率領戚家軍在海門一帶抗倭。由於其子戚印交戰心切，未等倭寇全部入網就下令衝鋒，致使部分倭寇逃脫。戚繼光為嚴軍紀，在白水洋上街水井口斬殺子戚印。當地百姓為紀念戚印，在常風嶺建了一座太尉殿。

“戚繼光斬子”雖為虛構，但民間流傳甚廣，亦有人改編為戲劇傳唱。足可見戚繼光治軍之嚴早已深入人心！

1、衛青

衛青(？—前106)，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人，字仲卿，本姓鄭。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公主家，與其家婢女衛媼私通而生青，遂冒姓衛。少時為平陽公主家騎從，後其異父同母姊衛子夫受到武帝寵幸，得召見，歷官建章監、侍中、太中大夫。

元光六年(前129年)，拜車騎將軍北擊匈奴有功，賜爵關內侯。元朔二年(前127年)，出兵雲中，迂迴至隴西，驅逐匈奴白羊王、樓煩王，收復河南地，築朔方城，置朔方郡，以功封長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戶。

五年，又率軍出朔方擊潰匈奴右賢王，俘獲人口一萬五千餘，牲畜近百萬，遂拜大將軍，益封八千七百戶，三子同時封侯。

元狩四年(前119年)，青與霍去病各率騎馬五萬，步兵及輜重運輸部隊幾十萬人，分別從定襄、代郡出塞，深入包抄殲敵。青自定襄出塞後與伊樨斜單于相遇，單于敗走，追過漠北二百餘里，至趙信城，盡燒其存糧而還。其後武帝拜青為大將軍，娶平陽公主。

2、史萬歲

隋初四大名將之一，出身名將世家，15歲從徵，後以副將從徵平定尉遲同（有一個舟之底），每戰必先登，勇冠三軍，鄴城之戰，敗勢已定之下，拔馬奮擊，大呼"事急矣，吾當破之"，突入敵陣，立殺數十人，方止住陣腳，後楊堅登位，以戴罪之身以涼州道帳下武將身份出征。

後史以行軍總管身份隨楊素平高智慧之亂，引2000軍偏師，千里而進，歷700戰，與主力失去聯絡，皆以為其已全軍敗亡，殺傷以十萬計。後以此功加封，並進入四大之列。

大斤山之戰，突軍與隨軍相遇，敵哨騎回報隋軍主將為史萬歲，突可汗大驚，說道：得非敦煌斬吾勇士者乎？"在得到哨騎確認後慌張撤退，被隋軍跟進斬殺萬人，其勇由此可見。

3、霍去病

單是一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便足以使其名載史冊，更可貴的是其對匈奴的戰績，不敗之將更是難得，像上文所述諸將，皆有敗績，且有些還敗得很慘，象這樣出身皇族親引鐵騎出塞，令胡騎喪膽，漢子振奮的名將極為難得，此前曾在"十大名將系列"中有他。

4、祭遵

祭遵（？-33）東漢初穎川穎陽人，字弟孫。從劉秀平定河北，為軍市令，執法嚴明，遷刺奸將軍。建武二年（公元26年），任徵虜將軍，封穎川侯。屢建戰功。九年，進攻隗囂時，卒于軍中。

5、耿弇

耿弇（3-58）東漢初扶風茂陵人，字伯昭。其父新莽時為朔調連率。更始時，率上谷郡兵歸劉秀，從定王郎，任大將軍，曾鎮壓銅馬、赤眉等起義軍。劉秀即位後，他為建威大將軍，封好峙侯，擊平齊地割據勢力張步，攻佔城陽、琅邪等十二郡。後以列侯奉朝請，卒。

偉大領袖毛主席治軍，既堅持原則，又機智靈活，寬嚴相濟，今天介紹一下他處理的幾個特殊人物的事，從中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建軍治軍的戰略智慧。

△處決紅軍叛將陳浩。陳浩是湖南祁陽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生，隨毛澤東參加了秋收起義，在“三灣改編”後，由民主推薦出的第一位紅軍團長，但上了井岡山後，他信仰動搖，意志衰退，害怕艱苦，1927年11月，他與徐庶、韓昌劍、黃子吉等人串通，欲率部投奔國民黨方鼎英部，毛澤東識破了他的陰謀，在宛希先、何挺穎、張子清的幫助下，將其抓獲，12月底，陳浩等人在寧岡礱市被處決。

△寬大處理陳伯鈞，陳伯鈞是四川達縣人，黃埔六期生，在井岡山根據地，任工農革命軍教導隊副隊長兼黨支部書記，因修槍走火，打死了教導隊隊長呂赤，當時有二種處理意見，一是殺人償命，二是戴罪立功。此事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經過慎重考慮，說：陳伯鈞過失殺人，罪不至死，我們當下最需軍事幹部，一天不能失去兩個軍校生。後來打了陳伯鈞100大板。新中國成立後，陳伯鈞被授予上將。

△極力保護肖勁光。1933年9月，蔣介石對蘇區發動第五次國剿，作為蘇區閩贛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的肖勁光，奉李德、博古命令，死守黎川，在敵強我弱、敵眾我寡的情況下，黎川失守。緊接著又讓肖勁光率部攻打滸灣，同樣失利。李德下令要槍斃肖勁光。毛澤東得知後，極力阻擋，後來開除了肖勁光的黨籍和軍籍，判處5年徒刑。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新回到了領導崗位，肖勁光隨機也恢復了軍籍，新中國成立後，肖勁光被授予共和國大將，是我海軍首任司令員。

我說一個，韓信，從無名小卒登臺拜將，然後就一發不可收，為什麼將士那麼聽他指揮，威信哪來的，想就應該是個嚴字，

歷史上從嚴治軍的將軍非常多。凡帶兵打戰，軍令如山倒，違者必究。“擊鼓進軍”，“鳴金收兵”都是古代帶兵作戰之道，將軍靠這些指揮士兵攻城掠地，從而取得勝利。

岳飛是古代帶兵治軍的楷模，他的岳家軍號令嚴明，賞罰公正，嚴肅紀律。由於岳飛嚴於治軍，善於治軍，故“岳家軍”戰鬥力強，“皆可以以一敵百”。因此被後世一些名將所效仿。

明代名將戚繼光以岳飛為榜樣，練就了抗倭勁旅“戚家軍”。明嘉靖年間，倭寇猖獗，在浙江沿海地區進行侵擾，居民深受其害。抗倭名將戚繼光積極抵禦倭寇，親赴“俗稱剽悍”的義烏招募農民和礦工。組織訓練了一支3000多人的新軍，他治軍有方教育將士殺賊保民，嚴格軍事訓練。並且身先士卒，與士兵同甘共苦，號令“不準擾害百姓”，做到兵民一體。使部隊戰鬥力強，意志高昂，打得倭寇落花流水，逃之夭夭不敢再犯。

歷史上著名的抗倭名將還有清代的鄧世昌，他是清朝北洋艦隊“致遠艦”的艦長。他膽識過人，堅決果斷，用兵有方。平時帶領全艦官兵不間斷的操練。“終日變陣法數次”，操練的內容和科目完全是實戰可能發生符合戰鬥的需要，並且要求正規化。“時或操火險，時或操水險，時或作備攻狀，時或作攻敵狀，皆懸旗傳令”。在鄧世昌以身作則的激勵下，全艦將士“莫不踴躍奮發，無錯雜張皇狀”。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9月17日，在黃海大東溝海戰中，鄧世昌指揮“致遠艦”奮勇作戰，在日艦圍攻下，“致遠艦”多處受傷並燃起大火，船身傾斜，炮彈也打光了。鄧世昌高喊：“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於度外，如今之乎，有死而已”。毅然駕艦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艦“吉野號”右側，決意與敵同歸於盡。敵方其它艦拼命向“致遠艦”多發魚雷，“致遠艦”不幸被魚雷擊中發生爆炸沉沒，全艦將士250餘人一同壯烈殉國。可歌可泣，全體官兵沒有一個貪生怕死，為了打擊倭寇，早將生死置之度外。

歷史上的將軍靠著治軍嚴厲，治軍有方，從而留下一場場著名的戰爭，留下許多豐功偉績，留下諸多珍貴史料供後人研究，敬仰。

電視劇《亮劍》中，李雲龍在軍事學院犯錯誤見到老師長時，就像老鼠見貓一樣，但其實那是在“欺負”老師長，他知道老師長不會把他怎樣，如果換成老政委的話，借個膽他也不敢明知故犯，惹火燒身，他的老政委鄧小平素以治軍嚴格著稱，其手下的高階將領見了他真沒有敢造次的。

從1938年出任八路軍129師政委開始，一直到1952年調到北京政務院工作，在10多年部隊政務主官的軍事生涯中，鄧小平以治軍嚴格聞名。在這個時期，他與劉伯承珠聯璧合，並肩戰鬥近13年，打造了享有盛名的“劉鄧大軍”。

這對黃金搭檔雖然通力協作，配合默契，但性格卻不盡相同，劉伯承關心同志，平易近人，在部下面前有種慈父的溫暖。鄧小平果斷乾脆，對部隊要求嚴格，敢於批評，像個嚴師，兩人一個抓軍事，一個管政務，把“劉鄧大軍”鑄成了一支叱詫風雲、無堅不摧的威武之師。

管理、整治部隊是鄧小平的分內之事，在長期的戎馬生涯中，他熟悉治軍之道，認為紀律是軍隊的基礎，連紀律都建設不好的軍隊是無法戰勝困難、更無法戰勝強敵的，他把主席提出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看作是治軍根本，反覆強調只有把紀律做好了才算一個合格的軍人，只靠兩次衝鋒是不行的。

鄧小平治軍從嚴，首先是同愛護士兵和以身作則聯絡在一起的，他與劉伯承向來身先士卒，愛兵如子，和軍民同甘共苦，執行紀律，嚴格自律更是毫不含糊，在率領部隊行軍走村過鎮時，他們寧可在麥場上坐等到天亮，也不輕易在深更半夜前去打擾群眾，有時乾脆就在田間地頭找一個草棚，點亮煤油燈，攤開地圖，一起研究作戰方案，這些作為在部隊都傳為佳話。

培養部隊的過硬作風，關鍵在幹部，為此，鄧小平言傳身教，執行紀律一絲不苟，特別是對高階幹部，絕對不允許他們居功自傲，目無法紀，一經發現幹部中有不良傾向，立即進行整頓，處理起來從來都是鐵面無私的。在第二野戰軍有一種說法叫“槍打出頭鳥，殺一儆百”，誰敢首先蔑視軍紀，誰就自取其辱，成為一個反面典型。

有一位旅級幹部在結婚時，叫警衛班到地主老財家搬了幾樣傢俱，鄧小平知道後在幹部會議上指名道姓把這件事作為違紀典型，狠批一通，引起了很大震動。

解放鄭州時，某縱隊後勤部一位領導去向當地鐵路局借小汽車，並與對方發生爭執，這位領導一貫表現不錯，工作很負責，但鄧小平硬是堅持撤銷了他的職務，他說：“什麼借？你是勝利之師，這是明借暗要，不是搶也是搶，違反了我軍的紀律”。

鄧小平出任129師政委不久，就主持了一次軍人宣判大會，處決一名強暴婦女的戰士。鄧小平平時話不多，不喜歡做報告，一般只在團以上幹部大會上講話，但這次除了事件本身性質嚴重外，更嚴重的是有一些人來求情，認為判重了，這說明隊伍內部對嚴明的紀律認識不清，因此鄧小平在這次宣判大會上做了重要講話，強調如果部隊中有違犯群眾紀律的行為，一定從嚴處理，絕不姑息。

1946年8月的隴海戰役中，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七縱隊浴血奮戰，立下赫赫戰功，但在戰鬥中紀律不好，損壞了一些群眾的傢俱，不少百姓家被弄亂了，這些問題反映到鄧小平那裡，他非常重視，當即來到前線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

他嚴肅地指出：“隴海戰役這一階段你們打得很好，俘虜了幾千人，繳獲了大批武器，但必須指出，你們有人違反了群眾紀律，你們打仗犧牲了那麼多人為什麼？不就是為了解放人民群眾嗎？為什麼還要損害群眾利益呢？你們要認真賠償群眾的損失”。

最後，他語重心長地說：“違反了群眾紀律，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援，沒有人民的支援，取得真正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會議上，縱隊領導當場承認了錯誤，並表示立即進行賠償工作。

當然，鄧小平也偶有失手的時候，他任八路軍129師政委時，找386旅旅長陳賡談話，組織準備讓陳賡出任129師副師長，但只想在前線指揮作戰的陳賡對副師長並不感興趣，堅辭不就，鄧小平一氣之下關了他的禁閉，哪曾想巧舌如簧的陳賡竟然“策反”了看守的哨兵，帶著哨兵一起跑回了386旅, 這讓一向嚴格的鄧小平哭笑不得、無可奈何，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在戰爭時期從嚴治軍，在和平年代鄧小平一樣不忘初心，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按照鄧小平從嚴治軍的思想，我軍不僅修改並重新頒佈了一系列條令條例，而且制定了許多新的軍事法規，從而使軍隊的各項工作、各種行動都得到了全面的規範。

古代的太遠，說個近代的吧。

當年林彪受命趕赴山東，結果在半道上又被緊急調往東北，就任東北自治軍總司令。

在“獨霸東北”、“誓死保衛山海關”、“最後一仗”的口號聲中，林彪躊躇滿志的來到了瀋陽，與先期到達的東北局書記彭真、副書記陳雲等會合，希望向延安所指示的哪樣，將東北建設成我軍鞏固的大後方，以此來和果軍論長短，爭高低。

就在八路軍、新四軍所組成的11萬大軍以及2萬名幹部，有的已到東北，有的尚在路途之中時，果軍也沒閒著。他們在美軍軍艦的全力運送下，從秦皇島海岸登陸，揮師直撲山海關。此時駐守在山海關的八路軍，只有冀熱遼軍區的1個旅，下轄2個半團。

於是國共兩軍便在山海關一線打了起來，危機時刻，從山東渤海趕來的楊國夫7師，受林彪指示，加入到山海關保衛戰中。此時果軍在山海關下，已聚集了13、52，2個軍，合計近6萬人的兵力，這一打就是20多天。雙方一交火，各自是暗暗吃驚，山東來的老八路，原以為果軍就是他們在山東戰場經常收拾的頑軍，經不起打。沒想到眼前的果軍和山東的頑軍根本不是一回事，美式榴彈炮打的山海關是天崩地裂，比小日本的火力還猛烈。而果軍也沒想到昔日的“土八路”，竟然有如此頑強的戰鬥力，手榴彈和炸藥包使用的是何等嫻熟，時不時的還來場夜間突襲，讓果軍驚恐萬狀。

最終大部是美式裝備的果軍，憑藉著火力和人數的優勢，突破了僅有萬餘人據守的山海關防線。山海關的失陷，讓先期出關的東北自治軍十分被動，又加蘇軍將瀋陽、撫順等大中城市以及中長鐵路，全部交付給後到的果軍，東北自治軍只好從瀋陽等城市撤出，向瀋陽周邊發展。此時東北的局勢，既是政治軍事仗，又是軍事政治仗，停停打打，令出多門，讓身為東北自治軍總司令的林彪，感到身心俱疲。

最終林彪上書最高領導，請求放棄在錦州西與敵決一死戰的指示，建議主動向北、向東撤離，等待果軍戰線拉長，兵力分散時，在擇機消滅果軍的有生力量。此時，一向以高瞻遠矚，頭腦冷靜著稱的黃克誠，也秉筆延安，上書自治軍在東北面臨“七無”的困難處境，建議不要打硬拼仗，保留主力，以待將來。林、黃的建議，得到了陳雲、羅榮桓等人的支援，延安最終採納了他們的建議。於是自治軍開始向北滿、南滿、西滿、東滿的小城市和農村撤去，以求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

就在東北自治軍力求發動群眾，建立鞏固根據地之時，延安幾封急電，要求自治軍在四平與不可一世的果軍展開決戰，不惜犧牲1到2萬人，化四平為“馬德里”，以實際行動，為“和平談判”爭取更多的政治籌碼。

四平保衛戰，就是在上述歷史背景下開始的。結果打了一月有餘，東北民主聯軍傷亡8000多人（存疑），還是被果軍突破了阻援防線，敵人從3面向四平合圍上來。危機時刻，林彪大膽行事，未經請示，堅決將部隊從四平撤了出來。誰知又是一道指示，命令林彪在吉林與長春之間就地組織防禦，再次阻擊北上的果軍，保衛大長春。林彪當機向延安彙報，經過一個多月的連續作戰，部隊損失很大，疲憊不堪；而且新編成的部隊成份複雜，僅譁變、逃走的就有5萬之多，現已無力再戰。同時林彪向延安鄭重提出，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繼續放棄吉林、長春，除留下部分主力堅持南滿外，大部隊向北滿、西滿方向轉移。

最終延安採納了林彪的建議，並在林彪率軍撤退的路上，宣佈調整東北局現有領導機構人員，任命林彪為東北局第一書記，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委，並授予他全權處理東北黨政軍之事，在東北實行以他為首的“一元化”領導。

此時是1946年6月，距林彪出關大致有8個月的時間。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林彪利用果軍戰線過長，兵力分散，無力再戰停止休整的間隙，採取了以下強有力措施：

在北滿發動群眾，實行土地改革，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將從南滿搶運過來的兵工裝置，迅速利用起來，建成6個兵工廠。同時大力進行清匪反霸、擴編部隊、嚴格訓練等工作。

正因為林彪措施得力，針對性強，僅僅4個月，北滿根據地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原先民主聯軍，只有3縱、4縱，2個縱隊級野戰部隊，此時又新編成了1縱、2縱、6縱，從而使民主聯軍有了強大的野戰能力。同年底，果軍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針對民主聯軍，制定出“北面防禦，南面進攻”的戰略。果軍集中6個整編師的兵力，大舉進攻南滿根據地。林彪針對杜聿明的戰略，反其道而行之，制定出“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對敵方略。為此，民主聯軍發起了“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在3個多月的時間裡，殲戰4萬餘人，解放城鎮11座，由此粉碎了杜聿明的作戰企圖，迫使果軍轉入防禦態勢。

林彪從全面主持東北戰局開始，到“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結束，用時也是8個月左右的時間，這8個月的時間，迫使果軍由戰略進攻轉入防禦態勢。經過一個月的休整，心思縝密，善於總結的林彪，針對“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民主聯軍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專門在哈爾濱召開了師以上幹部會議，對每一個問題都集思廣益，研究對策，並進行實兵演練，使民主聯軍的戰鬥力得到了顯著提升。

與此同時，林彪還大刀闊斧，對哪些不適應新形勢下指揮作戰的高階將領，進行大範圍調換。5個主力縱隊，就先後有1縱、3縱、6縱，3個縱隊的軍事主官被調換，創解放軍各戰略區之最。

林彪如此大手筆，在5月份開始的“夏秋冬三季攻勢”中，使民主聯軍取得到了豐碩的戰果。1948年3月，三季攻勢結束。經此一役，民主聯軍消滅果軍30萬，解放城市30餘座，解放區面積擴大到東北全境的百分之九十三，人口基數佔東北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六，果軍被壓縮在長春、瀋陽、錦州、營口等幾個互不相聯的城市，固守待援，士氣低落。

至此，“蔣軍必敗，我軍必勝”的口號，在東北率先實現。林彪從出關時的13萬人馬，經過2年零4個月的鏖戰，東北野戰軍已發展壯大到主力部隊73萬，地方武裝33萬，合計達到106萬人。林彪所取得優異戰績，與他統軍給力，治軍嚴明緊密相關，體現了林彪元帥在解放戰爭時期高超的治軍能力。

韓信，韓信兵法就一個字嚴

看韓信兵法五十四斬，動不動就殺，士兵有畏懼，才能殺敵。才能背水一戰。不嚴早跑光了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彭老總在我軍歷史上就是一位非常嚴格的將軍，他對士兵要求嚴格，對幹部要求就更嚴格了。

彭老總治軍嚴格，在我軍當中是出了名，就連所有領袖都喜歡的陳賡大將，見到彭老總也是非常認真，對自己的戎裝更是不敢有一點馬虎。彭老總擔任志願軍司令員的時候，陳賡從越南返回國內之後，又立馬被調往北韓，在進入彭老總的指揮所之前，他特意檢查了綁腿，擔心沒有綁好，被彭總批評。

陳賡與彭老總關於這綁腿是有一段故事的。那是1940年春，陳賡被任命為太嶽軍區司令員，當他去八路軍總部彭老總副那報到時，陳賡像往常一樣，恭恭敬敬地敬了個軍禮。哪知彭老總回過頭來，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沒有吭聲，又扭過頭去繼續看他的檔案。陳賡看彭老總沒有搭理自己，感到十分納悶。

陳賡忙退出門來，向總部機關的同志打聽究竟。“彭總今天是怎麼啦？是不是跟誰生氣了？”大家都回答沒有。陳賡便把剛才見彭老總的情況講了出來，這一來，不少同志也感到不解，你一言、我一語地紛紛猜測起來。

這時，有個細心的人發現陳賡沒扎綁腿，於是便提醒說：“也許是你沒扎綁腿吧？”陳賡聽了，心裡一震。彭老總對部隊的軍容風紀一向抓得很嚴，尤其是對總部機關的幹部、戰士一樣要求，誰要是歪戴個帽子，或是把捆草鞋的麻繩染上顏色，抑或在軍裝上多綴個釦子，他非批你一頓不可。陳賡於是趕緊紮好綁腿，再次去見彭老總。

這回當陳賡敬完禮之後，彭老總回過頭來，神情嚴肅地問：“你知道我為什麼生你的氣嗎？”陳賡不好意思地回答：“是我沒紮好綁腿。”“對了，就是這個問題。”彭老總對陳賡說：“我們當領導的，首先應當給戰士作好表率，這樣說話、發號令才能有力量。”陳賡接受了彭老總的批評。

彭老總因為陳賡的沒有繫好綁腿的，對陳賡進行批評教育，這反應了陳老總對部隊平時要求嚴格，作為一個軍人，就需要有紀律性，而這些紀律性就是在日常的穿著上面體現出來，由此可見彭老總治軍非常注重戰術的紀律性。

1953年7月，彭老總帶領華人民志願軍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在簽訂停戰協議期間，幾個群眾向他反映，有些軍級幹部存在居功自傲、追求享受的腐化苗頭。彭老總得知後當即嚴厲批評了這幾名幹部。不料，其中一位資歷較老的軍長反駁說，中南海還選調舞伴呢，“我們跳跳舞搞點文化娛樂活動有什麼不可以？”

彭老總聽後很吃驚。後來經查實，“選調舞伴事件”是中央警衛局提出的，理由是給中央領導同志舉辦舞會和開展警衛部隊文化活動，說是得到總政治部批准後，以成立文工團的名義進行。

彭老總對此事進行查除及處理，半年內，查出腐化墮落違法違紀的兵團級幹部3人，軍級幹部12人，師級幹部205人。截止到1955年10月，發現犯有不同程度錯誤的師以上幹部達百人之多，97人受到黨紀處分，其中37人受到行政或刑事處分。

彭老總是不能容忍幹部特殊化，不能容忍部隊的腐化，在他的治理下，部隊得到了淨化，這是彭老總對軍官嚴格，在彭老總眼中無論你多大的官，只要涉及腐化，嚴懲不貸。

彭老總對士兵嚴格是為了士兵在戰場上少犧牲，而到戰場上他又愛兵如子。1931年春，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期間，彭德懷任紅一方面軍第三軍團總指揮。有一次，彭老總要到前線去，恰好遇到一支部隊在此行軍，道路被堵塞了，彭老總要超過這支部隊，不料有一個士兵不讓開。

彭老總見狀，讓那個士兵讓開，意想不到的是，那個戰士卻打了彭老總兩拳。彭老總看了一下，愣了，卻並未衝著戰士發火，沒有理會地繼續向前走。

部隊排長看見這一幕，大吃一驚：普通戰士竟然動手打起總指揮了，怎麼得了？於是，趕緊把那個戰士綁上，追上彭老總，請示如何處理。彭老總一看，連連擺手，急忙說趕緊放回去。並說自己未來趕路，也有些著急，說話不好聽。

彭老總對士兵嚴格是愛惜士兵，對士兵關懷也是愛惜士兵，就是在彭老總的這種嚴格的要求下，我軍才有良好的紀律性，才能在北韓戰場打敗不可一世的美軍。

第74軍可不是從一開始就那麼強悍，至少在1938年的萬家嶺戰役期間，仍然只算是黃埔甲等嫡系，卻還不是什麼王牌。一方面，是該軍彈藥補給雖然充足，但是裝備一般，全軍三分之一還抗著“漢陽造”，另一方面，是軍長俞濟時指揮能力確實不如後任王耀武，尤其是撥歸第一兵團薛嶽指揮後，未來的委員長侍從室侍衛長撞上粵軍名將“老虎仔”，這下有戲看了。

日寇第11軍司令岡村寧次那並非菜鳥，在命令第106師團穿插萬家嶺山區、迂迴德安側後的同時，還派出了第9師團從太湖水運，登陸後撲向瑞昌以策應106師團的行動。這是個鬼子的常設師團，戰鬥力非常強悍，登陸後立即擊破了川軍王陵基的部隊，然後馬不停蹄叩擊岷山，越過岷山離瑞昌也就不遠了。更要命的是，金澤第9師團所猛撲的岷山，正是粵軍第4軍的側後方，使其不敢全力壓向106師團。

薛嶽聞報，即令第74軍派出有力部隊馳援岷山截擊第9師團，俞濟時沒太上心，馬馬虎虎派出了58師的一個團，結果幾個照面就被第9師團的丸山支隊打得潰不成軍；於是再派出一個旅的主力應對，結果又被日軍擊敗，岷山防線笈笈可危，確實，俞濟事這種逐次增兵的“添油戰術”乃是兵家大忌，並非名將所為。

第一兵團總司令薛嶽火了，直接打電話給俞濟時：“俞軍長，沒你這樣用兵的，一次派這麼點人，你以為是打土匪？你馬上第三次派兵前往，這一次如若再退下來，就軍法從事！我知道你跟委員長的關係，但是現在第74軍歸我節制，那我就先槍斃你，然後委員長再槍斃我”！

薛嶽治軍還是蠻嚴的，一方面是在國民革命軍中資歷深厚，另外一方面也有陳誠力挺，加之性格火爆，有時候老蔣也得讓他三分。在之前的蘭封會戰中，由於第27軍軍長桂永清臨陣脫逃，豫東兵團總司令薛嶽堅決要求槍斃黃埔一期的桂永清，這是老蔣的愛將和何應欽的侄女婿，確實下不去手，可是薛嶽逼迫甚急，最終還是槍斃了第88師師長龍慕韓，這也是黃埔一期生，可見薛嶽不是好惹的。

所以俞濟時聽見薛嶽真急眼了，也有點頭皮發麻，深知薛嶽說得出做得到，現在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遂命令馮聖法第58師全體出動開赴岷山，第58師血戰經日，終於擋住了日寇丸山支隊的進攻，為萬家嶺的戰役合圍創造了有利條件。現在明白萬家嶺戰役初期，第74軍為什麼只投入了王耀武一個師了吧？第58師另有任務。

當然，馮聖法力戰日軍精銳常設師團，第58師也是傷亡慘重，而俞濟時被薛嶽一頓呵斥後也大為不爽，於是走後門要求撤出戰場整補，反正第一兵團有六七個軍，不少他一個。1938年9月26日，正當薛嶽部置對敵106師團的圍攻方案時，武漢的電報來了，而且落款還不是委員長侍從室，正是老蔣本人，內容是74軍在岷山傷亡過大，應予調至長沙整補。

換成一般的將領，這樣落款的急電沒有不服從的道理，然而薛嶽並不買賬，他對松浦106師團的總攻方案是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因此回電：“調不下來”。要說俞濟時面子夠大，轉天第二封急電又至：“第74軍在岷山傷亡甚大，確應予調下整補”，薛嶽客客氣氣覆電：“贛北各軍作戰時間都比74軍長，傷亡都比74軍大，對第74軍也請緩予調下整補”，但是中心意思還是不行。

薛嶽這麼做是明智的，第一兵團不僅有中央軍也有粵軍，如果就這麼讓74軍撤到後面看熱鬧，必然影響其他部隊士氣，這就是治軍之道。老蔣被懟的沒脾氣，只好拿俞濟時撒氣：你休整什麼？你們74軍都給我頂在那裡，一步不許後退，都給我聽薛總司令的！俞軍長被罵的一身冷汗，連稱是是是。

連續被薛嶽和老蔣訓完，俞濟時也是一肚子邪火，抓起電話命令馮聖法和王耀武：“你們誰也別想撤下來休整”！其實帶兵之道就是如此，別考慮那麼多湯湯水水，主帥有夠硬氣，下面必然用命。第74軍於是全體投入作戰，戰場上截斷了第106師團的退路，敵寇狼奔豕突，遂有德安大捷！

武漢會戰後第一兵團建制撤銷，第74軍轉隸陳誠第九戰區指揮，俞濟時總算長舒了一口氣，再不用在治軍極嚴的薛嶽手下當差了。不久軍部移駐長沙南郊，結果噩耗傳來：陳誠回重慶，薛嶽代理第九戰區司令長官，俞濟時腦袋瓜子嗡嗡的，立馬走門路調離，先去了第5軍又去86軍，總之離薛嶽越遠越好，於是成全了隔壁老王，1939年6月正式執掌第74軍。

歷史上的將領是如何重嚴治軍的，大家都是聽的傳說，或者是故事，也許是真的，也許參雜著旁觀者的添油加醋。我今天給大家介紹一位還活著的開國少將，原南京軍區副司令員詹大南將軍是如何從嚴治軍的。許多故事都是本人親身經歷或親眼看見的。

詹將軍在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時分管行政管理工作，大家知道，和平時期軍隊的管理工作是很複雜很難搞的。詹副司令員抓管理工作的狠勁在全區上下是聞名的，當時下面部隊都流傳著一句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詹副司令來檢查！本人所在的部隊是軍區某直屬團，一天上午詹副司令員來團隊檢查，團首長把詹副司令員往團裡已經準備好的戰備值班營引導，走到半路，詹副司令突然問：教導隊在哪裡？去教導隊！於是一行人突然光臨團教導隊檢查，到了教導隊的報訓隊課堂，，値班排長兼教員向詹副司令員報告，五十名新學員正在課堂收發報訓練，請首長指示？詹副司令回禮並大聲說，新學員不要坐下。然後他走到每一個學員的身後仔細的檢視立正時，雙後腳跟有沒有併攏。問題立馬就被找了出來，有七名戰士立正時後腳跟未併攏。詹副司令下部隊檢查，必戴一副白色手套，環境衛生，裝備管理質量高不高，白手套會說話。無論到哪裡檢查，他都能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問題。在某部檢查，下面彙報養豬種菜大豐收，他親自跑到地頭，一塊地一塊地的察看，發現菜是豐收，但品種單一，都是產量高，容易種的，養豬場裡一頭母豬都沒有，養豬的成本太高了。

詹副司令抓管理首先從機關，領導抓起，從軍區機關駐地南京市的軍人上街的軍容風紀抓起。一日他親自組織駐寧單位會操，各單位操練後，他突然讓各單位帶隊的團領導組織一個班，上場進行佇列操練，結果可想而知，從此，團以上領導幹部的佇列動作和軍容軍姿有了很大的變化。當時，南京大街上軍人軍容五花八門，女軍人長頭髮，不戴帽子的隨處可見，詹副司令組織了糾查隊，親自帶隊上街執法，一次遇到一位女軍人，辮子過腰，被糾查到後，此人既不是文藝工作者，也沒有特殊的工作需要，而且態度蠻橫，詹副司令下令，當場剪掉。通報各單位。此後，南京大街上軍人的形象明顯變好。

明朝著名將領戚繼光，他親手調教操練的“戚家軍”，基本肅清了為患數十年的倭亂，實現了他的夙願“但願海波平”。

戚繼光治軍嚴明，據說他平定倭亂後，北上薊鎮，當地的明軍對這位南方來的將軍不感冒，戚繼光便將他的戚家軍調來，當著大夥的面操練，操練當天突降大雨，戚家軍紋絲不動，軍紀嚴整，眾人觀之大為信服。

戚繼光在招兵買馬的時候，特別講求兵員的素質，他一不要老油條，二不要市井無賴，偏偏看上義烏人，憨厚純樸，打起架來卻不含糊。戚繼光為他的部隊編了一套作戰模式，那便是著名的鴛鴦陣，與倭寇喜歡逞個人之勇不同，鴛鴦陣強調小團隊合作，大家聽號令而動，每個小隊有一名小隊長，戰鬥時大家都跟隨所在小隊進退，每人只需研習一種武器，但各有不同，結合起來便威力十足。

在戚繼光的調教下，戚家軍所向披靡，創造了冷兵器時代以少勝多，殺敵一千幾乎零戰損的奇蹟。到了萬曆抗日援朝時期，戚繼光參與了收復平壤的戰鬥，戚家軍冒著日軍的鐵炮火力封鎖，從最難攻的牡丹峰挺進，無人後退，圓滿完成李如松交待的任務。此時戚繼光已過世多年，戚家軍仍能保持如此戰鬥力，可見戚繼光從嚴治軍的方針沒有被丟棄。

治軍嚴勵是彭老總的一貫作風，他對士兵要求嚴，但是彭老總又是出了名的愛兵如子，很體貼關心士兵，而對幹部更是嚴格要求，對於幹部犯了錯，更是嚴格批評，絕不講情，而彭老總也是以身作則，自已堅決執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不管任何任務，彭老總都不拆不扣的堅決完成，為自已的部下樹立了光輝榜樣，當然彭老總有時會罵人，但是作為彭老總的部下，都會理解，能接受！彭老總功過分明，有錯要批評，有功要表揚，如抗美援朝，粱興初先仗打得不好，放跑了韓軍，受到彭老總的嚴勵批評！後來打仗出色，彭老總提筆嘉獎！表揚稱三十八軍為萬歲軍！彭老總在軍中享有崇高威望！

古代，治軍嚴的著各將領要數西漢周亞夫了，他剛正不阿，是“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典型。西漢初，匈奴大舉入侵中原，漢文帝派劉禮、徐厲、周亞夫三支部隊扺抗。出軍前，漢文帝在將士護圍下到軍中慰勞。來到周亞夫軍轅門，前衛馬隊直進轅門，轅門守軍拉弓搭箭、刀劍直指，不讓進。前衛說：“天子馬上就到。”守將說：“我們只聽周將軍的命令，不聽皇帝的命令。”漢文帝聽到彙報後，就派有憑證的使者，對守將說“天子要慰勞”。周亞夫得到守將彙報，下令開啟轅門，又下令軍營中不得騎馬。於是，漢文帝下馬按著韁繩慢慢走。進入大廳，周亞夫對皇上作揖說：“我穿甲戴盔的人不行跪拜禮，請皇上以軍禮接見”。文帝旁的使者答謝：“皇帝敬勞將軍。”文帝還禮後離開。出了軍營，跟隨的群臣對按規矩的周亞夫行為大吃一驚。文帝對群臣稱讚說：“這才是真將軍啊！像周亞天這樣嚴厲治軍的將軍，敵人能打敗他嗎？”一個月後，擊潰匈奴而凱旋的周亞夫被皇上擢為京城衛戍司令長官。周亞夫治軍見《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周亞夫父親是周勃，任漢文景兩朝大尉，丞相）。

歷史上治軍嚴格的著名將領有很多，一支軍隊能夠攻城略地，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必須軍紀嚴明。

第一位、春秋時期吳國孫武

孫武，作為春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將領，原是齊華人，因不受重視，經過好友吳國重臣伍子胥的舉薦，得到吳王的信任和賞識。並且得到吳王的重用，被委以重任，孫武為吳王訓練士卒，然而吳王的王妃以為練兵好玩，便和吳王要求隨軍練習，可是這兩位妃子仗著自己是王妃的身份，故意不聽號令。孫武為了嚴明軍紀，下令將兩位王妃同時斬殺示眾，自此之後全軍將士無不刻苦訓練，軍事實力得到大大加強，吳國成為一時的霸主，並且在孫武的帶領下大敗楚國，佔領了楚國的都城，幾乎將楚國滅亡。

後來吳王夫差更是依賴於孫武所訓練的軍隊，一舉將越國大敗，並且將越王勾踐俘虜。

第二位、大漢周亞夫

周亞夫，大漢開國功臣周勃之後，西漢著名的軍事家、丞相。周亞夫受皇帝委任駐守細柳營，為防範匈奴進犯。周亞夫為了將細柳營官兵訓練成為一支軍紀嚴明、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威武之師，制定了許多的條例，在軍營之內只聽將軍的號令，然而漢文帝想要看一下軍隊的情況，分別來到三支軍隊。在其他兩支軍隊來去自如，唯獨到達周亞夫的細柳營，被守衛攔下，並且由使者持節通報，周亞夫才命令全軍將士列隊迎接，但是周亞夫確是身穿鎧甲，見到漢文帝時和漢文帝行軍禮，得到漢文帝的高度讚揚。

漢景帝時期，以吳王為首的藩王發生叛亂，史稱“七國之亂”，漢景帝調動周亞夫的軍隊，迅速將叛亂平定，因功被加封為丞相。

第三位、南宋岳飛

岳飛，身為抗金元帥，軍紀嚴明，在和金兀朮兩軍對壘之際，由於金營有一位武藝高強的小將軍完顏金彈子，岳飛帳下諸將均被完顏金彈子打敗，所以岳飛下令高掛免戰牌，然而此時押運糧草的岳雲回營，看見免戰牌高掛，便打聽怎麼回事。然後軍士告訴了岳雲事情的經過，岳雲將免戰牌打碎，並且挑戰完顏金彈子，和完顏金彈子大戰，之後被岳飛嚴懲，從而震懾帳下全軍將士。

還有韓信、衛青、李靖等等許多名將都是治軍嚴謹的將領！

凡是善帶兵的將領，一定善於治軍，軍令嚴明是他們的共同特點，但不同人物，方法也有不同。說幾個代表性著名軍事人物。

吳起(約公元前440年―前381年)，戰國兵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治軍思想十分豐富，且親力踐行。曾拜將於魯、魏，變法於荊楚，一生征戰無數，功績顯赫。尉繚子稱讚說：“有提七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

吳起認為，治軍首先要“先和而造大事”。治國治軍有“四不和”，即“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通“陣”);不和於陳，不可以講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反之，只有國家意志統一，軍隊內部團結，臨陣指揮一致，作戰行動協調，才能有利於戰爭。因此吳起認為，有作為的君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為了做到“四和”，首先“教百姓而親萬民”，“使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吳起還提出“道、義、禮、仁”四德觀，認為“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強調四德在治國理軍中的首要地位。具體到治軍，他主張“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用仁義禮治來教化民眾，使其有羞恥之心。大凡人有了羞恥之心，國家則“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君王才能把握政治軍事上的主動性，做到上下一心，“舉順天人”。

吳起強調“用兵之法，教戒為先”，軍事訓練在提高部隊戰鬥力當中的突出地位。他把訓練方法分為“學戰之法”和“教戰之令”。所謂“學戰之法”就是從單兵格鬥、拼殺技術到學習戰術和各種陣法，“一人學戰”推廣到“教成三軍”的辦法。“教戰之令”就是在組織部隊訓練上，根據不同士卒的特點，進行與其適應的訓練。

嚴明的軍紀是作戰勝利的重要保證。吳起要求軍隊的一切行動要“任其上令”，“進有重賞，退有重刑”，“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反之，“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以與用?”

他認為“兵以治為勝”，要形成強大的戰鬥力，靠的是嚴格的治理而不在於人數多寡。即使百萬之眾，紀律不申，毫無戰鬥力，也不能用於作戰。

他對魏武侯說，治理軍隊“嚴明刑賞”很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治軍的關鍵是要使士卒能夠“樂聞”(軍令)、“樂戰”和“樂死”，軍隊形成高昂計程車氣。如何做到這三點?吳起主張“勵士”，既獎勵有功、激勵無功。

他認為對有功將士，國君要予以隆重的“進饗”待遇，功勞越大，規格也越高，儀式越隆重，並推及家屬。對陣亡將士親屬每年也應進行慰問和賞賜，以示君主不忘。魏武侯接受了他的意見，這個措施僅實行了三年就取得了成效。有一次秦軍進犯魏國西河，未經動員，自動穿上盔甲應敵的魏軍將士就有上萬人。又有一次吳起親率五萬將士擊敗五十萬秦軍。

吳起對任用將領提出了嚴格要求，為將首先要懂得“四機”之理。“四機”即氣機(士氣)、地機(地形)、事機(兵謀)和力機(用兵)，並熟練運用。良將還要“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眾，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這種良將，“得之國強，去之國亡。”

楊素善戰，是隋朝開國的大功臣。

在平陳戰役中，楊素的軍隊並不擅長水戰，兼狼尾灘地勢險峭，水流湍急，易守難攻。但楊素採用了水陸協同，趁夜突襲，並且一舉擊敗陳軍。

開皇十九年，四月，楊素軍在靈州以北地區與達頭可汗部遭遇。在此之前，隋將在與突厥交戰時，因擔心突厥彪悍的騎兵來往衝殺，都採用戰車、騎兵和步兵相互交叉配合的陣法，陣外四周遍設鹿角、蒺藜等物，騎兵留在最裡面。楊素拋棄這種自我保守的落後陣法，改變戰術，下令各軍擺開騎兵陣勢。

達頭可汗聞之大喜道：“這是天助我！”並下馬仰天而拜，即率十餘萬精騎直撲隋軍。上儀同三司周羅睺看到突厥求勝心切，陣形不整，乃請令率精騎迎擊，楊素指揮大軍隨後繼進，大敗突厥，達頭可汗帶著重傷逃跑，其眾死傷不可勝數，號哭而去。

楊素指揮作戰，能因時善變，總是把握好時機去同敵人作戰，他應對情況的變化並不拘泥於一定的方法，而控制軍隊嚴厲有序，如果有誰違犯了軍令，他就立即斬首，沒有寬容的。

同時治軍嚴整，其部如有違犯軍令者，立斬不赦，而絕不寬容。每次作戰前都尋找士兵的過失，然後殺之。每次多者百餘人，少也不下十幾人。由於殺人過多，以至“流血盈前”，而楊素卻言笑自若。兩軍對陣時，楊素先令一二百人前去迎敵，若取勝也就罷了，如不勝而敗逃者，無論多少，全部斬首。然後再令二三百人迎敵，不勝則照殺不誤。

所以楊素的部下對他極其敬畏，作戰時皆抱必死之心，所以戰無不勝，稱為名將。楊素當時正受寵幸，隋文帝對他言聽計從，所以楊素征戰的將士，都微功必錄。而其他的將領雖有大功，但都被文官譴卻。所以楊素雖嚴厲兇狠，但由於他能夠恩威並施，所以將士皆願隨其征戰。

恩威並施，是楊素治軍有方的首個利器。因為大家都知道，跟著楊素就有肉吃，只要你能立功，你就有出頭之日。我想著才是楊素治軍嚴酷，但大家卻都願意追隨他的最大原因吧。

戚繼光在練兵治軍中，不僅重視技術戰術等的訓練，而且更重視組織紀律的養成和鍛鍊。

他說：“器械不利，以卒予敵；手無搏殺之方，徒驅之以利，是魚肉乎吾士也。器械利而無號令、金鼓以一其心，雖有藝與徒手同也。”“藝與法令，當並行而不悖者”。

在執行紀律方面，戚繼光要求極嚴。如他規定“臨陣遇有財帛，每隊只留隊中一人收拾看守，……各兵照常奮勇前進……如違令圖財，致兵陷沒或賊衝突得脫，搶財物之兵不分首從，總哨官俱以軍法斬”。“凡每甲一人當先，八人不救，致令陣亡者，八人俱斬”等等。

戚繼光不僅制定了許多軍中紀律，而且令出法隨，信賞必罰。他說，“賞罰軍中要柄。若該賞處，就是平時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賞，有患難也是扶持看顧；若犯軍令，就是我的親子侄，也要依法施行，決不干預恩仇”。

正因為戚繼光治軍練兵強調組織紀律而又信賞必罰，所以他的“戚家軍”才被稱為節制之師，每戰必勝。據《明史·戚繼光傳》記載，他在薊鎮時，請調三千浙兵來薊。這支曾經他親自嚴格訓練過的部隊，到達薊州城外時，恰逢大雨，因未接到入城命令，竟列隊路旁，“自朝至昃，植立不動”，於是“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

另一方面戚家軍實行重賞制度：

戚繼光給士兵定的工資極低，一年10兩銀子，只相當於農民打短工的收入。戚繼光這麼做也是不得已，明朝實行的是低工資制，連堂堂兵部尚書也只給152兩年薪。

每一小隊殺死一個倭寇，賞銀30兩，殺死10個300兩，100個3000兩。戚家軍每一小隊為12個人，錢也由這12個人來分。

學現代管理的人都知道，獎金不能平均發放，按人頭平攤，這個獎金等於白髮，扔大河裡去了。戚繼光不懂現代管理理論，但戚繼光卻超前地制訂出符合現代管理的獎金制度：按崗位發放。這12個人的小隊，大致分衝殺在前的一線崗和殿後的二線崗，一線崗除了隊長外有8名士兵——2名持牌手、4名長槍手、2名狼筅手。仗主要是由這8個人來打，因此這8名士兵拿大頭，得30兩賞銀中的20兩（以殺死一名倭寇計）。二線崗有短刀手兩名，伙伕一名，砍下倭寇首級的那名短刀手得2兩，另一短刀手得1兩，伙伕半兩。如果有鳥銃手配合小隊作戰，鳥銃手也分2兩。餘下的錢全歸隊長，當然他拿的最多。　　

這樣的獎金制度意味著，全隊如果一年累計打死60個倭寇，基本上就發財了，像一線崗的8名士兵，每人能拿到150兩銀子，相當於一個國防部長。　　

賞銀之外還偶有其他的收入，比如倭寇丟棄在戰場的“財寶金銀布帛器械”，士兵平分(隊長拿雙份)。這一份收入屬於軟性的，難有確數，一年下來，折銀20兩是它，200兩也是它，要視倭寇的搶劫能力而定（倭寇的財物都是搶來的），倭寇搶到銅壺鐵鍋，士兵就分銅壺鐵鍋；倭寇搶到金佛像紅木寧式床，士兵就分這金佛像紅木寧式床。

萬曆朝的邊事一度頗有成效，這有賴於邊關的兩大名將：東南戚繼光，東北李成梁。在當時，李成梁威名遠遠勝戚繼光。在明將吏貪懦，邊備廢馳的時代，李成梁縱橫北方邊塞四十餘年，前後鎮守遼東近三十年，屢破強豪，力壓各方北方遊牧部落，拓疆近千里。遼東成了一道堅固的屏障，並在開原、清河、撫順等地開辦貿易市場，與當地部落建立友好關係。清人作《明史》，對其雖頗有貶低之詞，也不得不承認“然邊帥武功之盛，（明）兩百年來所未有”。

李成梁治軍與戚繼光不同，戚繼光以制度帶兵著名，李成梁則依仗個人的威望和感召力，對有功將士獎賞很厚，靠允以榮華富貴激勵士氣。故而到了後來，“成梁諸戰功率藉健兒。其後健兒李平胡、李寧、李興、秦得倚、孫守廉輩皆富貴，擁專城，暮氣難振。”早年的進取之心喪失，功業逐漸由盛而衰。先是有怯戰之事，而後又傳出掩敗為功，殺良冒功的行為，這些雖都是部下所為，但李成梁難辭其咎。萬曆十九年三月，“成梁……使副將李寧等出鎮夷堡潛襲板升……師還遇敵，死者數千人。成梁及總督蹇達不以聞。”這件事成了導火索，一些對其不滿的京官開始大做文章，紛紛譴責，李成梁見形勢不利，上書請辭。在鎮遼二十二年之後，李成梁被迫退居二線。

年羹堯深得雍正器重。

雍正元年（1723年）同年十月，青海發生羅卜藏丹津叛亂。青海局勢頓時大亂，西陲再起戰火。雍正命年羹堯接任撫遠大將軍，總督各軍，駐西寧坐鎮指揮平叛。

當時年羹堯初到西寧，大軍未集，被羅卜藏丹津得知，於是率軍偷襲，直取西寧。年羹堯率左右數十人坐於城樓上，毫不慌張。羅卜藏丹津以為有詐，率軍引退。年羹堯令兵攻擊賊壘，敵軍認為年羹堯兵少，不為防備，驅桌子山土番當前隊；炮發，土番死者無算。嶽鍾琪兵至，直攻敵營，羅卜藏丹津敗逃，僅率百人遁走。

雍正二年（1724年）初，戰爭的最後階段到來，年羹堯下令諸將“分道深入，搗其巢穴”。各路兵馬遂頂風冒雪、晝夜兼進，迅猛地橫掃敵軍殘部，大獲全勝。年羹堯“年大將軍”的威名也從此震懾西陲，享譽朝野。

陳康祺評價年：“年雖跋扈不臣，罹大譴，其兵法之靈變，實不愧一時名將之稱。”

葛虛存編輯清朝名人故事，說年羹堯治軍極嚴：“大將軍羹堯軍法極嚴，一言甫出，部下必奉令唯謹。嘗輿從出府，值大雪，從官之扶輿而行者，雪片鋪滿手上，幾欲墮指。將軍憐之，下令曰:‘去手！’蓋欲免其僵凍也。從官未會其意，竟各出佩刀，自斷其手，血涔涔遍雪地。將軍雖悔出言之誤，顧已無可補救。其軍令之嚴峻，有如此者。”

左宗棠有系統的治軍思想。

人問：以治心之學治兵，克己之功克敵怎樣治軍？左答：“治軍先養氣，治病先養心，乃不易之理也。”

以士氣的盛衰來判定兵事之強弱勝敗，歷來是軍事家的常識，左宗棠獨特的地方是他將這種“養氣”說和他所服膺的程朱理學結合起來，加以運用和發揮。左宗棠所強調的“氣”就不單純是一般所說計程車氣，更主要的是產生這種士氣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堅決捍衛體現“天理”的封建統治秩序的自覺性。有了這樣的精神狀態，就會產生有我無敵的氣概。所以左宗棠強調兵之強弱繫於將，兵之強弱在乎氣，這兩種提法是統一的，那就是由將領的“治心”而達到全軍的“養氣”，使軍隊具有為封建統治效力的堅定性和自覺性，這樣才能夠收到“克敵”的效果。

那麼，如何“養氣”呢？

他特別注意以下三點：1） 練兵首重“練心”、“練膽”。

他說：“練兵之要，首練心，次練膽，而力與技其下焉者也。”以此作為“養氣”強兵的重要一環。因為“打仗以膽氣為貴”，而“膽氣”從根本上說是“練心”。即使以後洋槍洋炮等熱兵器取代了冷兵器，左宗棠仍然將“練心”、“練膽”視為練兵的基本一環。戰爭畢竟要靠人力來進行，如果不注重練心、練膽之術，只求“修器之精、技之長、陣之整”，到了緊要關頭，有時便會“窮矣”。這是很有見地的軍事思想，非常難能可貴。

如果撇開“忠義”、“愛民”、“敬上”等練心的具體內容和特定含義，作為一般的練兵原則，那也不乏合理成分。正因為他注意從“練心”入手，激發弁兵的主動性和自覺性，使他們心甘情願地在國內戰爭中為維護封建統治，在反侵略戰爭中為保衛國家、民族而戰，所以湘、楚軍隊就成為所謂“有思想”的武裝，因而特別強悍耐戰。

左宗棠在湖南精心培養的王錱部隊，長年用《四書》、《小學集註》、《孝經》等“課士”，雖然人數不過三千，但數年內，歷經近百次戰鬥，“前後殺賊不下十餘萬，克復城市二十餘處。”顯示了“練心”、“練膽”的功效。

2） 重視紀律，使弁兵“習勞作苦”。

左宗棠於“楚軍”建成之初，即詳訂“營規”，每天都以此教育和警戒各營，沒有一天不以此為課程。他自詡：“吾軍在楚人中最晚出，最講營規。”在重視紀律、嚴守營規方面，他顯然是學習和吸收了王錱訓練楚勇之法。王是羅澤南的的學生，中過秀才，傳說他是在湘鄉首先建議辦團練的人。王確實是個將才，馭下極嚴，嚴而有恩。兵士濫取民間一物立斬，軍官執行命令而超過時限也斬。官兵的大部分薪餉與賞金，由部隊徑送官兵的家，不許官兵隨身攜帶銀錢太多，多到10兩以上的斬。左宗棠認為他和古代名將相比毫不遜色。

左宗棠崇尚“精兵悍將”，欣賞“以少擊眾”的戰法。這就必須使這支軍隊紀律森嚴，令行禁止，能以一當十。左宗棠在西北曾向各軍頒發《行軍必禁》。

特別是在進軍新疆征討阿古柏匪幫的過程中，他不僅從策略上、從眼前的軍事上、而且從戰略上、從長遠的政治特別是邊防需要上看待這個問題，反覆叮囑將士不得擾害而須要保護人民，使新疆人民“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懷，不但此時易以成功，即此後長治久安亦基於此。”這是十分正確和高明的，實際上已經上升到了維護祖國統一、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團結，必須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這一高度了。左宗棠的軍隊遵此而行，果然“師行順迅”，新疆各族人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不到兩年，就使各族人民擺脫了阿古柏的殘暴統治而回歸祖國懷抱。不僅如此，左宗棠還有意識地安排弁兵只要軍情允許就從事農業和其他各種勞動生產。前期在浙江就已經開始，後期在西北更大力倡導。他這是為了“以習勞練其筋力，以作苦範其心思”，免致嬉遊腐化和“擾累百姓”。他總結說：“治軍者知以習勞戒逆為教，恤民勤事為心”，這樣的軍隊必定有戰鬥力，關鍵時可用。

3） 將領要嚴於律己，做到“公”、“誠”、“廉”。

a) 任人唯賢、唯能而不唯親。左宗棠吸取向榮統帥江南大營“忌克而不愛惜人才”而遭致失敗的教訓。他在湖南掌理軍政時“未曾引用一私人”。在西北還諄諄函囑楊昌浚說：凡是我的親戚中有滯留在你那裡要求收錄者，決不宜用，這樣也可以省你一累，不必為這些事而耗費精力。左宗棠也喜歡任用同鄉、故舊、學生如劉典、楊昌浚、周開錫等，但“皆平時道義切劘，清潔自矢，堪共患難之人。”他沒有出於私利重用親信，而且這些人也比較稱職。

b) 秉公論功、議罰。左宗棠說：“明賞罰，別功罰，一號令”，乃是一個統帥的主要職責，否則就會導致“士心”解體。左宗棠在向朝廷奏獎和參劾有關將領時，總要檢查複檢查，儘可能允當無誤。發現有謊報軍情、騙取軍功者，即從嚴懲處。否則“兵事之貽誤者大也。”

c) 誠以待下。左宗棠曾批評李鴻章：“淮軍以詐力相高，合肥（婉指李鴻章）又以牢籠駑馭為事，其意在取濟一時，正慮流毒無底。”他鄙棄這種做法，終生和李鴻章頂牛合不來。他堅定認為：“所持者，誠信不欺，絲毫不苟，不敢以一時愛憎稍作威福，致失人心。”因此左宗棠在軍中有較高的威信。雖遠征新疆，將士們也都“自請隨徵出塞”。歷年“雖欠餉積多，尚無異說”。這在此前西征諸僱傭軍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d) 廉以率屬。左宗棠一向將“廉”視為“士節”的重要一項。統將如果貪財好利，那麼平時營伍就難以足額，軍民就會交困，戰時就會虛冒戰功，誤人誤己。左宗棠一直嚴於律己，與士卒同甘共苦。楊昌浚在《左文襄公全集》卷首奏摺中說：“綰欽符十餘稔，從未開支公費；官中所入，則以給出力將士及親故之貧者，歲寄家不過20分之1，而自奉簡約。”這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是奇聞啊！左宗棠能夠“勘定西域”並不是偶然的。

王輔臣是清初將領，曾在吳三桂手下效力，後奉吳三桂之命出征烏撒。有一次，王輔臣與一眾將領在一個馬姓營官的帳中聚飲。上飯的時候，王輔臣碗中有隻死蒼蠅，一個王姓總兵見後對王輔臣大呼：“碗裡有隻蒼蠅。”王輔臣看了看說：“我們這裡人腦袋都別在腰帶上，天天在槍林箭雨穿梭，能有口吃的就不錯了，有隻蒼蠅就有隻蒼蠅唄，照樣可以吃下去，哪有那麼嬌貴？”王輔臣之所以這樣說，其實是因為這個馬姓營官治軍非常嚴酷，其部屬不能犯一丁點小錯，一旦犯錯就軍棍伺候，並且常常是一棍打死，所以人送外號馬一棍。王輔臣對此非常清楚，擔心自己如果介意的話，馬一棍肯定會一棍把廚師打死。可是這個王總兵腦筋轉的有點慢，他沒想到這一點，認為王輔臣是故意跟他半氣，於是就對王輔臣說：“如果你能把這隻蒼蠅吃下去，我就把我的戰馬輸給你。”話說到這個份上，王輔臣只能忍著噁心把蒼蠅吃了下去。

這個故事中的馬姓營官治軍算是極為嚴厲的了，他的治軍手段就是一棍打死。不過，這個馬姓營官連真實姓名都沒有留傳下來，應該算不上著名將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