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殘忍，是在骨子裡，而不是表面。在二次大戰中，不光是陸軍在幹喪盡天良的事，海軍也同樣。就拿“八一三淞滬會戰”來說，日本海軍航空兵駕駛著飛機不停地從航母上起飛降落，機翼下掛著的炸彈也不斷地落到地面上爆炸。不光是轟炸中國守軍的陣地，還對上海居民的住宅區進行轟炸。有時說中國士兵藏身於民宅，有時連這點藉口都不要了。結果，炸死上萬平民不說，包括逃出大批難民的閘北火車站在內，成片的廢墟出現在閘北區。

因為他們都是軍人，軍人只有服從命令，所以不管海陸只要上級叫他們打哪，他們就哪那，叫他們殺誰他們就殺誰，都一樣的兇殘

日本人的殘忍，是由其國民性決定的。

殘忍有層次，日本海軍與陸軍對別國的殘忍是一樣的。這只是第一層次的殘忍;

第二層次是對本華人的殘忍，如日軍斷糧時以同伴為食是普遍的;

第三層，不僅軍人、政治家切腹，連文學家、藝術家也會，請注意，不是服毒、跳樓……是切腹！

第四層，還有對於切腹這種行為的儀式性、展示性、表演性……

第五層，還有日本社會對此的欣賞、推崇……

試舉一例: 1970年，45歲的軍國主義分子三島由紀夫經過4年的周密計劃，動手切腹自殺。他先在媒體上大肆渲染，做足輿論準備，然後對死亡步驟做了八次詳細的操作演習，死前幾個月還舉行了辭世宴。

死前他說，六年前他寫了《憂國》，現在又完成了《豐饒之海》，今天自己要實際表演了，真想不到三小時後自己死的樣子。

1970年11月25日，他早早起床，沒有與妻兒告別，也沒有對妻兒的依戀和放棄責任的內疚，只是精心洗浴修飾自己一番，穿上傳統和服，帶上短刀匕首，留下請編輯來取的遺書，然後分別給記者打電話，讓他們帶上照相機來拍照，然後按時來到自衛隊總部大樓，一夥人捆綁總督，強行召集總督自衛隊聽其煽動性講演。最後寬衣解帶，三呼天皇陛下萬歲，先割破手指，在事先備好的紙上寫下一個“武”字，拋筆，把短刀插入左下腹，再次三呼天皇陛下萬歲，請求助手補刀。對手對他補了三刀，他才身首兩處……一切都按傳統程式血淋淋地進行。

接下來，是規模宏大的哀悼和國葬。浩浩蕩蕩的人流伴隨著貝多芬《第三交響樂》為之送別，整個日本為之瘋狂……

這不是戰爭年代，死的不是軍人、政治家，這是和平時代一個作家的自殺。

死是一件極個體的事，然而在這裡，卻被三島和其團隊、媒體、整個日本社會弄得驚天動地，轟轟烈烈……

只有日本這個民族，才把這種殘忍行為當作“殘酷美”來欣賞和推崇。日本國歌《君之代》“櫻花，櫻花，我將效汝”，就是把櫻花短暫生命作為“夭折之美”來推崇的。

這樣輕視生命的一個民族，其殘忍是其血液中固有的。對自己倘且如此，對其他國家、民族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