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年——1964年）和林散之（1898年——1989年）都屬於德才兼備、多才多藝，綜合修養很全面的學者型書法家，在詩、文、書、畫領域，都有很高造詣，在普通大眾心目中的口碑非常好。

並且，於和林都以草書見長，在民間都有“當代草聖”的美譽。那麼，他們誰才有資格稱作當代“書聖”？通過比較他們的書法形態、書法美學趣味，就能得出答案。

于右任的書法修煉之路按照先“帖”後“碑”來進行，在後來他把帖學和碑學融會貫通起來，綜合了兩者的全部優點，最終創造出獨具一格的“於體”，成為一代大師。

40歲之前的于右任，痴迷於王羲之、王獻之、趙孟頫等大師創造出來的那種妍媚、秀麗、瀟灑的書風，對二王的《蘭亭集序》、《初月帖》、《草書十七帖》、《鴨頭丸帖》、《中秋貼》，以及趙孟頫的《前赤壁賦》、《跋定武蘭亭序》等名帖，進行了深入的臨摹和研習，由此打下了非常紮實的貼學功底。

正當于右任滿腔熱情的學習貼學，碑學書法已經在趙之謙、吳昌碩、康有為等人的發揚下，呈現出蒸蒸日上的態勢，此時期，許多書法家一改往日對貼學的熱情，轉向對碑學的鑽研。

因為經歷了對貼學書風的審美疲勞後，人們從碑學裡看到了雄強之美、剛健之美和拙樸之美，這些審美趣味是貼學書風不具備的。

所以，從40歲過後，大約從1921年開始，于右任跟上時代潮流，用10年光陰致力於吸收碑學的審美趣味。

到50歲後，于右任已經完全可以脫貼，具備了創造新書風的一切素質。創作時，他在追求氣韻生動的基礎上，嘗試著把魏碑和草書融合起來，以中鋒用筆來書寫草書，既保留了草書奔放不羈、筆意延綿的美學特徵，又開拓了碑學雄強渾厚、大氣莊嚴的審美趣味，書法線條綿裡藏針，柔中帶剛，給書壇開創了一個新氣象，被稱作“於體”書法，是現代標準草書的典範，不論是學術界還是民間，都把于右任公認為“當代草聖”。

林散之早年對楷書的鑽研較多，尤其對柳公權的《玄祕塔碑》進行了長期臨習，對“柳體”結體森嚴平穩，用筆剛勁瘦硬的特徵有非常精準的把握，這對他後來個人風格的形成有直接影響。

林散之在書法上達到質變，是由於在後來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師——黃賓虹（1865年——1955年）先生，對他個人書風的確立影響極深。

黃賓虹在詩書畫印上的造詣都非常高，對用筆用墨有獨到見解，在其指導下，林散之受益匪淺，最終悟出“筆從曲處還求直，意入圓時更覺方”的道理，把線條的千變萬化看作構建個人書風的祕笈。

因此，可以看到，林散之的草書極富有動感，筆畫線條在圓中求方，曲中求直，縱橫肆意，隨心所欲，把草書的藝術趣味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的草書如李白的詩歌，自帶一種不落凡塵的仙氣，對草書藝術的貢獻同樣很大，在民間同樣有“當代草聖”的美譽。

整體來看，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草書都是剛柔並濟型的典範，他們在草書上的成就旗鼓相當，但是，他們的書風還是有一些細微差異。

于右任受貼學影響較大，他的草書追求氣韻流暢，線條潤澤婉轉，卻忽略了枯筆的作用，多少顯得柔媚有餘而剛勁欠缺；林散之恰恰跟于右任相反，善於運用枯筆來營造線條的節奏感和韻律感，但是，由於枯筆使用過多，導致整體書風看起來剛勁有餘而柔媚不足。

如果讓我來選，從個人喜好來講，我選于右任為“當代書聖”，一是他出生陝西，是我們陝西數百年來才冒出來的為數不多的書法大師。二是他在晚年創作的《望大陸》一詩，情感深沉飽滿，讀起來感人肺腑。在文學素養上，于右任顯然強於林散之。

于右任，林散之在中國近代書壇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兩位先生對於草書藝術的推進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兩個人的成就也是旗鼓相當，分不出伯仲。都可以加冕當代書聖的稱號！

于右任（1878-1964）原名伯循，字誘人，晚年號太平老人，陝西三原縣人士。早年參加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後，被推選為民國政府首任交通次長，後來擔任國民政府檢察院長。是中國著名的教育家，詩人，書法家。青少年時期勤學碑帖，對他後來的書法藝術創造奠定了堅實基礎。1931年在上海與友人發起成立了“草書社”，對歷代紛繁複雜的草書進行標準化的研究和整理，經過五六年時間，編纂了《標準草聖千字文》。被人譽為當代標準草聖。

兩位大師所處的環境不同，所以創作風格上就有所不同。但是他們的創作源頭都是取法於晉唐時期的主流碑帖，但都不拘泥於原有碑帖，在長期研習的基礎上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昇華了很多。可以說兩位先生是當代草書書壇的領軍人物，達到了藝術巔峰！

關於于右任與林散之書壇地位與稱號應該由他們二人的書法造詣決定！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誘人，爾後以“誘人”諧音“右任”為名；晚年自號“太平老人”。于右任是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奠基人之一 ，也是中國近代書法史上的書法藝術大家，于右任尤其擅長魏碑與行書、章草結合的行草書，首創“于右任標準草書”被譽為“當代草聖” 、“近代書聖”、近代四大書法家之一 。

林散之（林霖，1898年11月20日-1989年12月6日），字散之，號三痴，以字行，生於江蘇江浦縣烏江鎮，中國近代書法家、畫家，前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其幼年即開始作畫，1984年5月15日，日本書道訪華團拜訪林散之，團長、日本書壇巨孹青山杉雨敬題“草聖遺法在此翁”為贈。同年，北京《瞭望》週刊四十七期發表《草聖遺風在此翁》評介文章。林散之“當代草聖”之稱從此傳頌四方。

公正的評價于右任與林散之兩位先生，都是近現在書法造詣較深的書法家，于右任編篆《標準草書》對草書藝術的發展起了很大推動作用，必須看到于右任的字千篇一律，屬於集字型別嫌疑，並且氣勢不貫通，比之史上“巔張狂素”，現代毛主席的草書都差很遠！而林散之主要是個畫家，被稱為“當代草聖”主要是日本人評價的作用。其實日本人的書法品鑑能力比之中國書畫鑑賞家是很差的，不足為據！林散之先生的書法筆法太草率，收不住筆，缺乏內涵，書法線條太枯燥，書法貴潤不貴燥，沒有血氣的書法線條是缺乏生命力的，沒有精神！

因此實際上于右任與林散之兩位書法家的當代草聖頭銜都是過譽稱號，更不可能是當代書聖！他們的書法藝術成就，可以達到著名書法家的層次，連大書法家都不是！

我們作為書法後來學習者，需要尊重前輩書法家，但是更要取法乎上，切勿人云亦云，什麼都學，有的人學習書法時連明顯的錯誤也去臨寫是很不明智的，必學習前人的優點，拋棄缺點才能在藝術修為上更進一步，有造詣！

附於右任書法

于右任是民國時期的高官，在民國上層人物中德高望重，同時他又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尤其他在整理草書方面貢獻卓越，應該是對草書的標準化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的書法也是大大氣象大格局，且凝聚簡練，有很高的藝術修養充滿了文人底蘊以及他背後的品德修養，全面修養。

林散之是80年代才開始出名的一代草聖，應該說80年代之前他隱姓埋名一直致力於草書的繼承和發展，有了大量的訓練和實踐。改革開放之初，由於被日本人的發現，頗受海外尤其是日本書界的推崇並在國內開始受到關注，包括後來受到了啟功先生的推崇和膜拜，也奠定了他新中國成立以來一代草聖的地位，林散之先生的書法繼承了中國大草狂草的淋漓盡致的書寫和揮灑，特別是對線條的內斂和凝、內斂、生澀，線條追畫沙的追求，形成了有別於古代，書法大家懷素張旭等狂草大家之後的又一大家。建國以後在草書的成就最高的人，即毛澤東和林散之，他們二人的書法也奠定了中國當代草書在書法史上的地位，林散之同時又培養了王冬齡等多名當代的草樹名家，為中國書法的繼承發揚作出了相當的貢獻。

在近現代書法史上對草書藝術做出巨大貢獻的兩位書家非于右任、林散之莫屬。有意思的是，這兩位傳奇書家在坊間均有“草聖”之稱。那麼，這兩位書壇名將到底誰能享此美譽？下面我們就來爬梳一下這兩位書家的創作之路吧。于右任（1878一1964），原名伯循，字誘人，爾後以“誘人”諧音“右仁”為名，號騷心，晚年號太平老人，陝西三原人。中國著名的教育家、詩人、書法家。于右任早年參加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後，被推選為民國首任交通部次長。後長期擔任民國政府的監察院長。于右任作品關於于右任先生的書法藝術，中外書界的專家學者曾有許多評論，將於右任先生獨特的書體稱為“於體”；更由於他的“標準草書”標準而美麗，尊他為“當代草聖”。在中國書法歷史上被稱為“一體”的並不多見，尊為“草聖”的更是寥寥無幾。他被認為是繼王羲之以來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千年僅此一人。于右任作品青少年時期的于右任最初接受的仍然是二王和趙孟頫一路的帖學練習，使他奠定了堅實的帖學基礎，為他在日後學習北碑增加了總體取捨和把握的能力。他研究北碑應始於1921年。1921-1930是于右任出帖入碑的十年，他幾乎是每年一個變化，甚至一年之中有幾次變化，說明這十年之內于右任在有計劃、有目的地一步步推進其書法藝術。于右任作品于右任致力於草書研究投入的精力最多，花費的時間也最長。1931年12月在上海與同道發起成立的“草書社”(次年易名為“標準草書社”)。草書社的目的，是對歷代紛繁複雜的草書進行標準化的研究與整理，經過長達五、六年的時間，《標準草聖千字文》終於在1936年第一次出版面世。1950年以後他的草書已達到了平淡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昇華階段。于右任作品林散之，原名林霖，又名以霖，字散之，號三痴、左耳、江上老人等，以字行，祖籍安徽和縣烏江鎮七棵鬆村，生於江蘇江浦縣烏江鎮江家阪村（今屬南京市浦口區）。中國近代書法家、畫家。其實林散之走的幾乎與于右任是同一條路，也是帖一碑一貼。林散之16歲從鄉親範培開學習唐碑。20歲時，他拜和縣張慄庵為師，學書晉唐，於褚遂良、米芾二家用功尤多。32歲拜黃賓虹為師，研習書畫，這對林散之的書風產生了重要影響。他自己說得很清楚：“由唐人魏，由魏入漢，轉而入唐，入宋、元，降而明、清，皆所摹習。於漢師《禮器》、《張遷》、《孔宙》、《衡方》、《乙瑛》、《曹全》；於魏師《張猛龍》、《賈使君》、《爨龍顏》、《爨寶子》、《嵩高靈廟》、《張黑女》、《崔敬邕》；於晉學《閣帖》；於唐學顏平原、柳誠懸、楊少師、李北海，而於北海學之最久，反覆習之。以宋之米氏，元之趙氏，明之王覺斯、董思白諸公，皆力學之。”林散之作品他還說：“六十以後學草書。草書以大王為宗，釋懷素為體，王覺斯為友，董思白、祝希哲為賓。”（《林散之書法選集。自序》）林散之作品林散之的卓犖之處在於他衝破董書的侷限，融以漢碑隸法——這成為林散之草書至為關鍵之處。林散之作品當然，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草書並非完美無缺。從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作品來看（他們從未把書法作品當做自己的私有財產，對索要者，幾乎是有求必應，因此他們的作品流散於民間的極多），狂草尚未有足以代表他們水準的作品。而就草書本身來看，于右任枯筆過少，柔有餘而剛不足；林散之卻是枯筆過多，剛有餘而柔不足。從這個意義上說，兩人的草書又是一種互補關係。然而，他們生前都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們的遺憾只能用我們的想象來彌補了。于右任作品但要強調一個觀念上的問題，即碑與帖沒有孰高孰低之分，沒有誰先進誰落後之說。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碑與帖只是不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不同的書法風格和流派，都是我們今天發展書法藝術的寶貴資源。以碑學為主，或以帖學為主，或碑帖相容，都可以創作出優秀的書法作品。林散之作品于右任和林散之之所以被譽為“草聖”，是因為他們超越了一般的歷史偏見，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去把握書法藝術的創作規律。碑與帖在他們那裡，是根據自身的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水平和需要靈活運用。他們從來沒有將碑與帖分離開來，更沒有標榜自己屬於什麼派，他們需要的只是吸收知識和營養，因此他們獲得了最大的收益，攀登上了世人矚目的藝術顛峰。

於佑任在近在中國書法史上地位與影響以載入史冊。於老獨創的標準草書，以及獨到書法風格。其政治家，教育家，軍事家，書法家於一身，展示其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林散之在中國近當代的書法地位，特別是獨特的草書風格被近當代海內外所認知。終其一生，遊走在書法的海洋裡，終在行草書法中成就其當代“草聖"的地位。兩位大師各有千秋，但於老在中國，國際上的影響力，特別是在民國政壇，以及教育，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貢獻都遠遠高於林老，這也是文化界，史學界，書法家等學者的共識！

本人傾向於“當代沒有草聖”的觀點。於、林二人於草書有成就，但遠遠達不到懷素、張旭出神入化的高度。且不說懷、張，以後的楊凝式、王鐸等人的草書造詣，於、林二公恐怕也要略遜一籌。

于右任是國民黨的高階官員，年紀要比林散之長，他是封建社會讀書人式的人物，有理想、有節操、擅文章、精詩詞，當然更精書法。他的書法深受清朝碑學興起的影響，碑帖結合，用筆豐富、線條凝練、結體多變，晚期整理草書，稱為規範性草法。他的草書，從縱的來看，有一定的創新，但是與同為碑帖結合的趙之謙等人相比，還是遜色很多。後人去學他的作品，也就是他的影響力來講不是很大。林散之屬較低層的知識分子（做過縣長），他的草書，主要是帖學一脈，張芝、二王、旭素、米芾、王鐸等。他的草書與歷史上的草書大師相比，在用筆、線條、墨色、結構、氣韻等各方面都極具特點，尤其是線條雖然細，但筋力十足，華潤蒼秀。氣韻生動，脫盡風塵，含蓄高貴典雅，不激不厲，深得文人特質。林與於比，從創造性、氣韻、影響等各方面，均占上鋒，林更有資格戴上草聖桂冠！

我不太關注誰是書聖的問題，每位大家風範各不相同，應該從他們的作品裡汲取更多的營養，欣賞的同時，更多的是對傳統文化的繼承，現代人習慣了電子裝置，寫字很少了，現在看大學校長，不乏名校的校長們，題的毛筆字哪有書法的痕跡？說明對我們的書法悠久的文明，已經鮮有後人去繼承和發揚了，一些所謂的醜書大師們卻行走江湖，沽名釣譽，玷汙了文明，抹黑了文化，不能不說是這個社會的悲哀，願有識之士們更多的弘揚傳統文化，激發孩子們多學習書畫，我們古老的文明瑰寶才能洗去塵埃，重煥璀璨，不必糾結於誰是書聖誰是第一的內耗無謂的紛爭了……

于右任（1878一1964），原名伯循，字誘人，爾後以“誘人”諧音“右仁”為名，號騷心，晚年號太平老人，陝西三原人。

中國著名的教育家、詩人、書法家。于右任早年參加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後，被推選為民國首任交通部次長。後長期擔任民國政府的監察院長

在中國書法歷史上被稱為“一體”的並不多見，尊為“草聖”的更是寥寥無幾。

于右任致力於草書研究投入的精力最多，花費的時間也最長。

1931年12月在上海與同道發起成立的“草書社”(次年易名為“標準草書社”)。草書社的目的，是對歷代紛繁複雜的草書進行標準化的研究與整理，經過長達五、六年的時間，《標準草聖千字文》終於在1936年第一次出版面世。

1950年以後他的草書已達到了平淡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昇華階段。

林散之16歲從鄉親範培開學習唐碑。

20歲時，他拜和縣張慄庵為師，學書晉唐，於褚遂良、米芾二家用功尤多。

32歲時拜黃賓虹為師，研習書畫，這對林散之的書風產生了重要影響。

他自己說得很清楚：“由唐人魏，由魏入漢，轉而入唐，入宋、元，降而明、清，皆所摹習。於漢師《禮器》、《張遷》、《孔宙》、《衡方》、《乙瑛》、《曹全》；於魏師《張猛龍》、《賈使君》、《爨龍顏》、《爨寶子》、《嵩高靈廟》、《張黑女》、《崔敬邕》；於晉學《閣帖》；於唐學顏平原、柳誠懸、楊少師、李北海，而於北海學之最久，反覆習之。以宋之米氏，元之趙氏，明之王覺斯、董思白諸公，皆力學之。”

他還說：“六十以後學草書。草書以大王為宗，釋懷素為體，王覺斯為友，董思白、祝希哲為賓。”（《林散之書法選集。自序》）

林散之的卓犖之處在於他衝破董書的侷限，融以漢碑隸法——這成為林散之草書至為關鍵之處。

當然，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草書並非完美無缺。

從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作品來看（他們從未把書法作品當做自己的私有財產，對索要者，幾乎是有求必應，因此他們的作品流散於民間的極多），狂草尚未有足以代表他們水準的作品。

而就草書本身來看，于右任枯筆過少，柔有餘而剛不足；林散之卻是枯筆過多，剛有餘而柔不足。從這個意義上說，兩人的草書又是一種互補關係。

然而，他們生前都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們的遺憾只能用我們的想象來彌補了。

但要強調一個觀念上的問題，即碑與帖沒有孰高孰低之分，沒有誰先進誰落後之說。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碑與帖只是不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不同的書法風格和流派，都是我們今天發展書法藝術的寶貴資源。

以碑學為主，或以帖學為主，或碑帖相容，都可以創作出優秀的書法作品。

【結語】

我覺得於右任和林散之之所以被譽為“草聖”，是因為他們超越了一般的歷史偏見，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去把握書法藝術的創作規律。

碑與帖在他們那裡，是根據自身的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水平和需要靈活運用。

他們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將碑與帖分離開來，更沒有標榜自己屬於什麼派，他們需要的只是吸收知識和營養，因此他們獲得了最大的收益，真正的做到師古不泥古，創新非創造，最終攀登上了世人矚目的藝術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