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榜案的經過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舉行了丁丑會試，朱元璋任命劉三吾和白信蹈做主考官，在會考結束後，錄取了宋琮等52人，三月在廷試中陳安、尹昌隆、劉仕諤為三甲。由於這次錄取的人數裡面有51人為南方人，故而稱作“南榜”，南榜的釋出使得榜上無名的北方士人十分惱怒，他們聯名前往禮部告狀，說劉三吾作為主考官，偏袒南方人。

這件事情傳到了朱元璋的耳朵裡，朱元璋於是下令重審試卷，他讓侍讀張信等12人重新閱讀試卷，為了增加北方人的錄取率，朱元璋特地在落第試卷中給每個重審官員抽取十份，讓重審的官員審理，但是北方士人的答卷文理不通，而且多有犯禁的言論存在，這使得張信仍舊認定劉三吾的選舉結果。

以上就是明朝初年大名鼎鼎的“南北榜案”，關於“南北榜案”的說法有很多，在清朝的史書裡都認為“南北榜案”是一起科場舞弊案，但是從歷史來看，“南北榜案”很顯然不是科場舞弊這麼簡單。

其次劉三吾和三甲也不是一個地方的人，劉三吾本人是湖南茶陵人，南榜狀元陳安是福建閩縣人，榜眼尹昌隆是江西泰和人，劉仕諤為浙江山陰人。也就是說劉三吾和三甲連同鄉都算不上，所以劉三吾根本不可能和這些有關聯。

最後重新審理試卷的張信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甲戌科狀元，張信曾經教授韓王抄詩一首進獻給朱元璋御覽，張信的行為使得朱元璋十分不滿。此後張信行事十分小心，尤其是重審試卷的時候，張信肯定不會偏袒南人。

在元朝末年，戰爭頻率比較多的地方是北方，元朝的北方軍閥混戰，以及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和元朝大軍的征戰，這些人的活動區域主要就在北方，這使得北方的人口和環境都招到了嚴重的破壞。唐宋以來，中國經濟發生了南移，這使得大量的人口遷徙到達南方，同時經濟的發達也使得很多人都可以在良好的經濟條件下從事科舉考試而不用為生活操心，專心研究儒家經典和從事科舉考試。

這導致南方人在科舉考試中成績一般都比北方人出色。其實洪武年間的科舉考試南方人的進士人數遠超北方，佔據進士人數的71%。所以南北榜案中南方人全部考中其實是真實存在的案列，也就是南方的文化素養確實高於北方。

南北榜案的影響

明朝此後在建文、永樂年間都是採取同樣的考卷考核南北兩地的考生，這使得南方人的錄取比例遠高於北方人，這使得北方人更加不願意參加科舉考試，在這種情況下，明仁宗聽取大學士楊士奇的意見，決心改革科舉考試，意圖採用的是南北卷的模式，但是明仁宗未曾採用，就已經過世。

此後劃分南北中考卷成為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朝，清朝為了平衡勢力範圍，甚至把進士名額劃分給了各個省，這樣維護考試的公平性，但是這依舊阻攔不住南方人的強大科舉勢力，由於清代科舉考試中進士排名的殿試不需要按照地域劃分名次，這使得南方人在進士一甲的人數十分多，江蘇省的一甲人數佔據進士名額的34.8%。

未曾消失的地域公平影響

如今高考制度就帶有科舉考試的影響，那就是考慮到地域公平，要考慮到各個地方的經濟發展狀況不一樣，人口比例不相同，所以就要保證每一個人都有被選拔的機會，也就是公平的機會，於是就有了高考按照各個省份定額劃分錄取的制度。

我們先說說“南北榜案”是咋回事？

洪武三十年二月，朱元璋迎來了三年一遇的會試，他選擇了一位元朝舊臣，已是耄耋之年的翰林學士劉三吾，主持丁丑科的殿試。後來一發榜，眾學子都傻了眼，春榜所錄的五十一名考生，都是一順兒的南方人，因此這次春榜又稱之為南榜。

會試落第的北方舉子一下子全都炸了窩，大家聯名上疏，狀告主考官劉三吾﹑白信蹈等偏私南方人，並聲稱這是赤裸裸的地域歧視，一時間，朝野震動。

隨即明太祖朱元璋令人複閱落第舉子的試卷。

經複閱後，張信等人將文理不佳，且含有犯禁忌之語的試卷上呈朱元璋御覽。很明顯，這是劉三吾﹑白信故意為之。朱元璋得知緣由後，勃然大怒，立即將一干人等送往有司定罪。

同年六月，朱元璋親自策問，取錄六十一名考生，值得玩味的是，這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一個南方人都沒有，這次夏榜故而又稱之為北榜。

從事件本身來看，貌似只是一場普普通通的科舉舞弊案，其實這是朱元璋巧妙利用科舉制度，充實統治根基，籠絡天下士子之心的一場政治運動。

“南北榜案”對有明一代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將全國統考，變成了分地取士，即南北卷，以及南、北、中卷。

如果只是從選拔棟樑的角度來看，原本不該有任何地域之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從大明王朝急需維穩的核心訴求來看，貌似只有這麼做，才能使各個地方的政治力量發展得相對均衡。洪熙元年，明仁宗朱高熾開始分南北卷取士，南士六分，北士四分。洪熙元年五月，仁宗駕崩，明宣宗朱瞻基於六月即位，他將會試分南、北、中三地定額取士。

“南北榜案”後，常常有舉子以史為鑑，或攻擊考官，或請求復卷，或冒籍作弊。

但不得不說，“南北榜案”在某種程度上，彰顯了南北方政治力量發展的明確訴求，那就是均衡。科舉制已經不單單是為國取材的一種工具，同時也是朝廷用來控制地方，協調利益均衡的一種絕佳手段。

那些教育力量相對薄弱的地區，在這次大變革中，考生們受益良多。

自“南北榜”劃分之後，大明王朝官場上的官員關係，除了師生關係外，又多了同鄉關係。

那時的朋黨大致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同榜而出的官員們，第二種是同一個老師的門生們，第三種是同年而出的官員們。而我們說的“鄉黨”關係，居然凌駕於師生關係之上，大概就是現在同鄉會的意思。

萬曆末期至天啟初期，令世人嗤之以鼻的“黨爭”，更是發展得愈演愈烈，朝中居然分為“齊黨”、“楚黨”、“浙黨”、“東林黨”等等一堆黨，這堆黨相互攻擊，毫不讓步，把“黨同伐異”發揮得淋漓盡致。究其根本原因，正是這個“分榜”制度，為大明王朝最終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南北榜安是發生在明朝洪武年間的考試錄取事件，金榜題名全是南方人士，北方沒有一人上榜，因此引發的血案，具體如下。事情發生在洪武三十年的這一次會試、朱元璋非常重視，正逢朱元璋登基三十年，又是七十大壽。為了保證考試質量，洪武皇帝選擇85歲大儒劉三吾為主考官。開完以後、錄取的51名全部是南方人，又稱南榜。北方人不服氣，聯名上書稱主考官徇私舞弊，洪武皇帝派人複查，維持原榜。又有人上書，告發複查人和主考官相互勾結，欺騙皇帝。洪武皇帝大怒將主考官劉三吾發配，複查人處死。隨後洪武皇帝親自閱卷，定了61人為進士，全部為北方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南北榜之爭”也稱春夏榜之爭。客觀說下，劉三吾老爺子真是冤枉啊。自安史之亂，又經歷金金元戰爭，北方人口銳減，經濟破壞嚴重、教育嚴重落後。明王朝的科舉制度，經過南北榜案的重大變革。從此明朝的科舉錄取，不再是“全國統一劃線”，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學子，按照其所處的地域進行排名，分別錄取出貢生後，再統一參加殿式。這個制度影響非常之大。不但此後沿用於整個明清兩朝，與當下高考中的“分區劃線”，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明朝分割槽域考試，普及了文化教育，提高了落後地區的考生積極性，但是由此產生的黨爭埋下了隱患。南北榜以後，明朝官場上的官員關係，除了師生關係外（座師與門生），老鄉關係也呈越演越烈之勢，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間的親疏尤其明顯。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間拉幫結派，也漸成常態。明朝萬曆時期大臣邱瞬就曾總結道：“而今朋黨有三途，同榜而出為其一，座主門生為其二，同年而出為其三。”“鄉黨”關係，反而凌駕於師生關係之上。萬曆末期至天啟初期令後人詬病的“黨爭”，朝中分為“齊黨”、“楚黨”、“浙黨”相互攻擊，“分榜”制度，確是為其溫床之一

洪武三十年二月，朱元璋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王府紀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殿試，共錄取51名考生，全部都是南方學子。北方學子趁機上書，狀告劉、白二人故意偏袒南方學子。朱元璋命張信等人複查科舉試卷，得到的結果並沒有什麼問題。憤怒的北方學子對這個結果並不滿意，於是轉而狀告劉、白、張等人合謀串通，故意打壓北方學子。

眼看局勢失控，朱元璋殺掉了白信蹈、張信等人。不僅如此，他還親自閱卷，另外錄取了61名考生，於當年6月放榜，這次錄取的均是北方人。一年之內兩次放榜，第一錄取的全是南方人，所以叫南榜；第二次錄取的全是北方人，所以叫北榜。合起來就是“南北榜事件”

楊士奇：科舉應該兼顧錄取南方人、北方人。明仁宗：北方人的學問遠遠不及南方人。楊士奇：真正的大才之人都出自北方，南方人雖然有才華，但多數都很輕浮。明仁宗：那麼，具體該怎麼辦呢？楊士奇：科舉試卷上標明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如果錄取一百人，則南方人取60人，北方人取40人。明仁宗：很好。

南卷，應天及蘇、鬆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卷，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中卷，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這樣就避免了因為教育水平不同而造成的錄取人數嚴重失衡的問題。應該明朝採取科舉分卷制度，更加符合地緣政治學的要求，能夠幫助朝廷籠絡全國各地讀書人之心，讓他們共同為朝廷出力，對於維護明朝穩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方便明朝選取各類人才。

南北榜 案又稱春夏榜案、劉三吾舞弊案 、南北榜之爭 、南北榜事件  是明初科舉考試中的重大事件。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會試，以翰林學士劉三吾、王府紀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殿試。後發榜，陳安阝為第一，取錄宋琮等51名，是為春榜。因所錄51名全系南方人，故又稱南榜。北方人一名未取，為歷科所不見。

會試落第的北方舉人聯名上疏，告考官劉三吾﹑白信蹈偏私南方人。朱元璋命人複閱落第試卷，增錄北方人入仕。

但經複閱後上呈的試卷文理不佳，並有犯禁忌之語。有人上告說劉三吾﹑白信蹈暗囑張信等人故意以陋捲進呈。朱元璋大怒，處理了相關官員。 六月，朱元璋親自策問，取錄任伯安等六十一名，六月廷試，以韓克忠為第一名﹑王恕為第二名﹑焦勝為第三名，是為夏榜。因所錄六十一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稱北榜。

南北榜案以為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朱元璋以後遂成定製。

1397年發生的"南北榜"之爭。其實並不是一場科舉舞弊和反舞弊事件，而是一場統治者利用科舉來擴大統治基礎、籠絡士人的政治事件。

元朝規定，各地選三百人赴會試，中選者一百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二十五人。另外會試的三百人中，漢人和南人也是各佔七十五名(《元史·選舉志》)。由此可見，當時北方"漢人"入仕的機會遠較明初為大。也是非常公平的。這些原因使得定鼎南京的朱元璋憂心忡忡，他顧慮"北方人士服屬於元較久，慮遺民猶有故元之思，頗欲以假科舉名以籠絡之。從此以後，明朝科舉，都分南北卷，史稱南北取士。

所謂的“南北榜案”其實就是發生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一次政治事件。

“洪武三十年丁丑科，試官劉三吾、白信稻，取宋琮等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無登第者。……下第者以三吾等南人為言。上怒，命儒臣再考落卷中文理長者第之。……或言劉、白囑信等以陋捲進呈。上閱卷益怒，親試策問，又取山東……，共六十一人，皆北士也。考官信等俱磔殺之，?等亦伏法削籍。故世稱春夏榜，又謂之南北榜。”

這是在《明朝小史·第二卷》中的一段記載，說的是當年二月份科舉考試錄取的五十一個人居然全部都是南方人，這事引起了眾多北方學子的不滿，聯名上書，質疑主考官劉三吾等人舞弊、偏袒南方人。

結果朱元璋大怒，下令換人重新閱卷，結果發現呈上來的北方學子的試卷文理不佳，還帶有禁忌之詞，進而佐證此次科舉公正無私。

但是北方學子對複審結果不滿，又質疑張信等複審官得到了劉三吾的授意，故意上呈水平差的卷子，混淆聖聽。

但這樣的結果就導致了洪武三十年的科舉榜有兩個：一個是二月份錄取的五十一名南方學子，稱為南榜；另一個是六月份增錄的六十一名北方學子，稱為北榜。

後世史學家統一認為“南北榜案”其實就是一個冤案，而劉三吾、白蹈信、張信等人則是朱元璋為了安撫北方學子而找的“背鍋俠”。

“南北榜案”事實上是反應了明朝南北文化差異的一個極端案例，而南北學子之爭其實就是南北地區差異之爭，最後引發了朝堂之上的南北官員之爭。

朱元璋為了籠絡北方士子，打壓南方世族，最終不得不搞出了個“南北榜”。

三國之前，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區那是毫無疑問的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廣大的南方地區那時還沒有得到有效開發呢。

三國時期的東吳算是對南方進行了第一次開發。

西晉永嘉之亂以後，北方大亂大批人口南遷，從東晉到宋齊樑陳，南方的發展可謂迅猛，不過一直到唐朝初期仍然沒有超過北方。

唐玄宗天寶年間，安史之亂的爆發引發了北方人口的一次大規模南遷，南方進一步得到加速發展。

北宋末年，靖康之亂又一次導致北方大亂、人口南遷，最終使得南宋時期，南方的經濟實力超越了北方，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

趙匡胤就長期打壓南方學子，甚至在宰相的政事堂樹立一塊石碑，上面寫道“南人不得坐吾此堂”。這是明顯的地域歧視，一直到宋真宗提拔江西人王欽若做宰相之後才算是打破了這一傳統。

到了南宋時期，北方淪陷，文化中心也轉移到了南方。

明朝初年，朱元璋統一全國，定都南京，此舉的意義可謂十分重大，要知道這可是南方城市第一次作為全國的首都。自然的，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也轉移到了南方。

一方面明洪武年間，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轉移到了南方，加上明朝科舉採取八股取士，考試內容限制在“四書五經”範圍之內，而北方自靖康之亂之後，受金、元兩朝的統治影響極大，戰亂不止，甚至在明朝初年，山東、河南等地變成了荒無人煙的無人區，才有了後來的“洪洞大槐樹移民”等等這些都導致理學興盛的南方在科舉考試方面優勢巨大。

因此，明洪武年間的諸多次科舉考試均是南方錄取人數遠遠大於北方。甚至到了洪武三十年出現了一個北方學子都沒有被錄取的罕見現象。

他下令“自今科場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意思就是說進士人數南卷錄取十分之六，北卷錄取十分之六。

到了宣德、正統年間，為了照顧四川、雲南、貴州等偏遠地區，又增設中卷，分為南卷、中卷、北卷，錄取比例為55%、35%和10%。

北卷的範圍：主要有、山東、山西、陝西和河南四個省，還有北直隸（相當於現在的河北、北京和天津）的大部分和遼東、大寧等地；

中卷的範圍：主要有四川、廣西、貴州、雲南四省和南直隸的廬州、鳳陽、安慶、徐州、滁州、和州等地。

雖然後世有所調整，但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動。

其影響可謂是極其深遠，因為不僅清朝繼承和完善了這項制度，就連當今的高考分卷制度也能看到它的影子。

不過，這樣的科考制度也是有很大弊端的，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朝廷上的官員出現了地域派系，為明朝後期黨爭的產生提供了溫床。

南北榜案的經過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舉行了丁丑會試，朱元璋任命劉三吾和白信蹈做主考官，在會考結束後，錄取了宋琮等52人，三月在廷試中陳安、尹昌隆、劉仕諤為三甲。由於這次錄取的人數裡面有51人為南方人，故而稱作“南榜”，南榜的釋出使得榜上無名的北方士人十分惱怒，他們聯名前往禮部告狀，說劉三吾作為主考官，偏袒南方人。

這件事情傳到了朱元璋的耳朵裡，朱元璋於是下令重審試卷，他讓侍讀張信等12人重新閱讀試卷，為了增加北方人的錄取率，朱元璋特地在落第試卷中給每個重審官員抽取十份，讓重審的官員審理，但是北方士人的答卷文理不通，而且多有犯禁的言論存在，這使得張信仍舊認定劉三吾的選舉結果。

複審的結果使得北方士子十分惱怒，一些北方籍的官員更是聲稱是劉三吾和張信相互勾結，故意把不好的試卷給予皇帝審閱。最終在5月朱元璋下達詔令，聲稱劉三吾等人是“藍玉案”成員，劉三吾、宋琮被髮配西北充軍，白信蹈、張信被凌遲處死，陳安被車裂，其他的士子全部被罷免。在6月朱元璋親自主持考試，取北方士子61人，以韓克忠、王恕、焦勝為三甲。這次榜單也被稱作北榜。

以上就是明朝初年大名鼎鼎的“南北榜案”，關於“南北榜案”的說法有很多，在清朝的史書裡都認為“南北榜案”是一起科場舞弊案，但是從歷史來看，“南北榜案”很顯然不是科場舞弊這麼簡單。

南北榜案真實原因是什麼？

其實南北榜案實際上根本不是北方士人口中的科場舞弊，首先主考官都不是科場舞弊的人，主考官劉三吾此人在當時已經85歲，《明史》記載劉三吾“為人慷慨，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從這裡也可以看到劉三吾一個心懷坦蕩的老年人，而且85的老人也沒有需要參與科場舞弊。

其次劉三吾和三甲也不是一個地方的人，劉三吾本人是湖南茶陵人，南榜狀元陳安是福建閩縣人，榜眼尹昌隆是江西泰和人，劉仕諤為浙江山陰人。也就是說劉三吾和三甲連同鄉都算不上，所以劉三吾根本不可能和這些有關聯。

最後重新審理試卷的張信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甲戌科狀元，張信曾經教授韓王抄詩一首進獻給朱元璋御覽，張信的行為使得朱元璋十分不滿。此後張信行事十分小心，尤其是重審試卷的時候，張信肯定不會偏袒南人。

所以張信和劉三吾根本不可能出現科場舞弊的情況，那麼為什麼會出現全部錄取南人的情況呢？這其實和當時的經濟環境有關係。主要原因是兩個：

在元朝末年，戰爭頻率比較多的地方是北方，元朝的北方軍閥混戰，以及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和元朝大軍的征戰，這些人的活動區域主要就在北方，這使得北方的人口和環境都招到了嚴重的破壞。唐宋以來，中國經濟發生了南移，這使得大量的人口遷徙到達南方，同時經濟的發達也使得很多人都可以在良好的經濟條件下從事科舉考試而不用為生活操心，專心研究儒家經典和從事科舉考試。

這導致南方人在科舉考試中成績一般都比北方人出色。其實洪武年間的科舉考試南方人的進士人數遠超北方，佔據進士人數的71%。所以南北榜案中南方人全部考中其實是真實存在的案列，也就是南方的文化素養確實高於北方。

但是治理國家需要的是公平，也就是隻有公平才能夠收攏人心，任由南方人在科場一家獨大，會使得北方人的人心浮動，於是中國歷史上的科舉考試發生了改革，這一改革影響深遠。

南北榜案的影響

明朝此後在建文、永樂年間都是採取同樣的考卷考核南北兩地的考生，這使得南方人的錄取比例遠高於北方人，這使得北方人更加不願意參加科舉考試，在這種情況下，明仁宗聽取大學士楊士奇的意見，決心改革科舉考試，意圖採用的是南北卷的模式，但是明仁宗未曾採用，就已經過世。

在宣德二年（1427年），明宣宗釋出詔令，以南北兩卷並行的方式錄取進士，這使得北方和南方的進士人數趨於平等。在景泰五年(1454年)，景泰帝聽從給事中徐廷章的意見，將科舉考試的試卷劃分為南北中三個等級，南捲包括應天府、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等地，北捲包含順天府、山東、山西、陝西、河南，中卷則是四川、廣西、雲南、貴州、以及鳳陽、廬州等地。

此後劃分南北中考卷成為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朝，清朝為了平衡勢力範圍，甚至把進士名額劃分給了各個省，這樣維護考試的公平性，但是這依舊阻攔不住南方人的強大科舉勢力，由於清代科舉考試中進士排名的殿試不需要按照地域劃分名次，這使得南方人在進士一甲的人數十分多，江蘇省的一甲人數佔據進士名額的34.8%。

未曾消失的地域公平影響

如今高考制度就帶有科舉考試的影響，那就是考慮到地域公平，要考慮到各個地方的經濟發展狀況不一樣，人口比例不相同，所以就要保證每一個人都有被選拔的機會，也就是公平的機會，於是就有了高考按照各個省份定額劃分錄取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