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和八思巴之間是雙向選擇的結果。忽必烈為什麼會新任他呢？

八思巴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第五代祖師，是藏族 歷史上繼松贊干布之後又一位偉大的人物；同時他 在元代歷史上亦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倍受元世祖忽 必烈的賞識與推崇，同忽必烈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這一密切關係促使八思巴對元代藏族、蒙古族、漢族 等之間的宗教、文化交流做出了無可估量的貢獻，並 直接促成他完成了西藏歸順蒙古汗國進而加入祖國 版圖的偉大事業。

八思巴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第五代祖師，是藏族 歷史上繼松贊干布之後又一位偉大的人物；同時他 在元代歷史上亦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倍受元世祖忽 必烈的賞識與推崇，同忽必烈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這一密切關係促使八思巴對元代藏族、蒙古族、漢族 等之間的宗教、文化交流做出了無可估量的貢獻，並 直接促成他完成了西藏歸順蒙古汗國進而加入祖國 版圖的偉大事業。

八思巴能夠得到忽必烈的賞 識並同他結盟有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後，封藏傳佛教薩迦派首 領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 J。接著在八思巴主持下，忽必烈接受藏傳佛教喜金剛灌頂，皈依藏傳佛教。在他的帶動下，皇后、 皇妃、皇子公主、大臣以及許多蒙古牧民都改信了藏 傳佛教。1270年，忽必烈又將八思巴的封號由“國 師”晉升為“帝師”其地位之崇高，可想而知；

13世紀初，隨著蒙古勢力 的擴張，蒙古族不斷地與外來宗教接觸。為了統一 全國並維持統治，從成吉思汗時起就大力推行扶植 宗教的政策。成吉思汗本人信仰薩滿教，但他並不 強迫被征服民族改宗，而是容許佛教、道教、伊斯蘭 教、基督教等同時並存，允許本民族和其他被征服民 族自由信仰各種宗教。

忽必烈王府的首席顧問、近侍書記劉秉忠，自 然也會時時用佛法來影響忽必烈。 雖然內地佛教和吐蕃藏傳佛教同時影響於忽必 烈等，但蒙古汗王最後還是選擇了藏傳佛教。這是因 為蒙古族與吐蕃人同屬遊牧民族，均為遊牧經濟，文 化差距不大，原來的宗教信仰也基本相同，吐蕃土著 本教其實就是薩滿教的一個型別。所以，經過了高度 發達的漢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後的中原佛教，遠不如 藏傳佛教易為蒙古人所接受。

這可能就是忽必烈賞 識、重用八思巴，推崇並信仰藏傳佛教的一個原因。 忽必烈賞識重用八思巴，很大一部分是出於政治 上的需要。大凡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提倡佛教，似乎 都有其直接的政治原因勵精圖治，“思大有為於天下”的元世祖忽必烈自 然也非常重視宗教的政治功用。 ’忽必烈從小受其祖父成吉思汗的影響，從來就 不把宗教和政治看成兩個互不相關、彼此孤立的東 西。

在這段文獻中，十分清楚地記載了忽 必烈推崇藏傳佛教，重用八思巴的目的，主要是為了 “因其俗而柔其人”，順利而有效地統治吐蕃。當時， 在西藏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和牢固的政治關係是蒙 古族統治者統一整個中國的戰略計劃中的一部分。 鑑於吐蕃地區的情況，忽必烈採取的是扶植一種宗 教勢力來幫助統治的策略。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忽必烈信任八思巴是想通過宗教控制吐蕃，鞏固西北邊疆的國防。作為回報，八思巴也藉助政治的力量將佛教推廣到河西地區。忽必烈和八思巴是各取所需，互利互惠，他們這種合作模式後來也被蒙古俺答汗和藏傳佛教索南嘉措借鑑。

八思巴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第五代祖師，是藏族歷史上繼松贊干布後又一位偉大的領導人。八思巴是薩迦派領袖薩迦班智達的侄子，自幼聰明過人，8歲時能熟背佛經，9歲時就可以在法會上說法。

世界上任何宗教的崛起都離不開政治的因素，藏傳佛教與蒙古統治者產生聯絡發生在蒙古帝國初期。窩闊臺繼位蒙古大汗後，將自己西夏的領地封與三子闊端。闊端治理河西地區時，就曾邀請藏地高僧到宮廷中講學傳教。

蒙古進攻南宋時，闊端坐鎮西路，負責打通西藏至成都的通道，以保障四川戰場的側翼安全。為了控制西藏，蒙古統治者急需與藏傳佛教取得聯絡。作為後藏地區的重要教派，薩迦派的首領薩迦班智達被邀請至涼州講學。

公元1244年，薩迦班智達帶著八思巴前往涼州。在涼州講學期間，薩迦班智達對八思巴進行了細心的培養。1251年，薩迦班智達在涼州圓寂後，17歲的八思巴即成為薩迦派的領袖。

1253年，忽必烈進攻雲南大理，蒙古大軍需要穿越藏地。忽必烈遂派人到涼州將年輕的八思巴請到六盤山的行宮。忽必烈也延續了闊端通過宗教領袖控制西藏的戰略，而八思巴也憑藉高深的佛法造詣贏得了忽必烈的信任，成為蒙古大力扶持的宗教領袖。

忽必烈先後多次接受八思巴的灌頂，即位後又尊八思巴為“國師”。1264年，忽必烈設總制院，任命國師八思巴為總制院事，統領全國宗教事務，統轄吐蕃軍政和民政。

1265年，八思巴奉命返回薩迦，籌備西藏地方政權。按照蒙古的萬戶制，八思巴清查人口，整頓驛道，劃分了十三個萬戶，形成了“國師——總制院——宣慰司——萬戶府——千戶府”的政治結構。八思巴的一些列舉措標誌著在元朝的統治下，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權的正式建立。

忽必烈對八思巴的扶持除了達到了對吐蕃的牢固控制的目的外，對於中原王朝來說，佛教在河西地區的興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伊斯蘭教繼續向東擴張的作用。不過蒙古統治者無限抬高僧人地位的做法在日後也帶來了巨大的消極影響。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八思巴他也在努力的表現著自己的忠心，這是忽必烈任用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還有他學識淵博，也是忽必烈選擇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他倆也算是患難之交，在失意的時候走到一起的。

南宋淳祐七年（1247，蒙定宗貴由二年），吐蕃的佛教領袖薩迦班智達和蒙古皇子闊端在涼州會晤，標誌著西藏地區正式納入中國版圖，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薩班帶領著薩迦派走出統領吐蕃的第一步，但並不是說他們就真的君臨衛藏，畢竟其他教派的勢力還是不容忽視的，看到薩迦派的得意，相信直貢噶舉的札巴迥乃會後悔自己當初的退宿。

因為薩迦派與蒙古人的合作，為他們的教派帶來榮光，其他教派紛紛效仿，去各自尋找勢力去投靠，來擴大自己的勢力。

隨著蒙古汗國的政局動盪，西藏的局勢也隨之波動，定宗貴由汗去世，蒙古嫡系為了爭奪汗位大打出手，最後由拖雷系的蒙哥勝出成為新的大汗，窩闊臺系除了闊端這一支，基本是團滅（暫時的），闊端系也從昔日的皇子、皇弟成了旁系宗親，薩迦派自然跟著成了冷灶，正逢薩班去世，薩迦派的處境頓時變的困難起來。

之前緊抱忽必烈大腿的直貢噶舉，因為勢力最強大，被蒙哥汗留在自己名下，成為西藏新的統轄者，開始迎接屬於直貢派的輝煌和榮耀。

止貢派的行政長官翻起和薩迦派的舊賬，在薩迦派的法苑裡跑馬，在大銅鍋中貯水飲馬，還拆毀薩迦寺舍改為街市，使兩派之間的隔閡更深。

被止貢派凌辱大受刺激的薩迦派，因為直屬闊端系而失去經營西藏地方大權的領袖地位，就在此危難之時，十七歲的八思巴挺身而出，接任薩迦法王，帶領薩迦派去迎接複雜而艱難的局面。

蒙哥汗把漠南漢地和吐蕃地區的經營權授給皇弟忽必烈，忽必烈看噶瑪噶舉勢力挺大的，就傳召噶瑪拔希會晤，希望建立起關係，但是，心高氣傲的噶瑪拔希看不上忽必烈，轉頭去抱蒙哥汗的大腿去了，去和林覲見蒙哥汗，在那裡受到蒙哥汗和阿里不哥的寵信。

蒙哥汗賞賜金印給噶瑪拔希，封為國師，還賞賜他一頂金邊黑色的僧帽，這也是噶瑪噶舉派黑帽系的由來。

受到噶瑪噶舉派噶瑪拔希冷落的忽必烈又把目光投向薩迦派的八思巴，年輕的八思巴面對忽必烈的召喚，欣然領命前去六盤山和忽必烈會晤，併成為忽必烈的宗教老師，建立起親密的關係，堅定的選擇和忽必烈站在一起沒有離開過。

不管是在蒙哥汗支援下的止貢派和噶瑪噶舉派，還是投靠忽必烈的薩迦派，誰也沒有預料到，蒙哥汗居然死在南征的戰場上，南宋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中統元年），忽必烈在開平繼位，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繼位，兄弟倆展開了汗位之爭。

當年十二月，忽必烈就封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統領天下釋教兼管西藏地方事務，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多吉被封為白蘭王，尚墨卡頓公主（闊端女）。

西藏的各教派勢力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到蒙古皇室這場內訌中，薩迦派和蔡巴噶舉支援忽必烈，兩派曾經對閻羅王舉行祈請差遣鬼神勾攝阿里不哥魂魄的儀式，而止貢派和噶瑪噶舉派則支援阿里不哥，對忽必烈是仇視的。

結果我們都知道，是忽必烈打贏了內戰取得勝利，站隊站錯的噶瑪拔希被忽必烈囚禁，一直到至元元年（1264）才被釋放，他的兩個弟子也被處死，噶瑪噶舉派遭受打壓，直到元末才翻過來身。直貢噶舉也失去對西藏地方的領導權，不得不蟄伏起來。

就是這樣。

很多都天然的以為，1247年的涼州會盟直接奠定了，薩迦派在蒙元時期的政治地位。

但實際上，涼州會盟的政治遺產相當短促，闊端雖委託薩迦派管理西藏事務，並規定各地方官吏都必須聽從薩迦官員之命，不可觸及刑律，擅權自立。

只可惜，蒙古汗國政壇的風雲變幻，瞬間就改變闊端和薩班的努力。

1247年，經過艱苦博弈才登上大汗寶座的貴由汗，只幹了兩年就死了。

貴由汗死後，王后斡兀立·海迷失攝政三年。但這個蠢女人，只用了三年就將蒙古治理的天怒人怨。

1251年，蒙哥（託雷之子）趁機聯合各部勢力，在“忽裡臺”大會上被公推為新任大汗。

蒙古汗國的“黃金家族”，從窩闊臺王系轉入了託雷王系，隨後蒙哥大肆清洗窩闊臺王系成員和支持者，幾乎將窩闊臺系統連根拔起。

作為窩闊臺的兒子，闊瑞憑藉之前與蒙哥良好的私人關係逃過此劫。

蒙哥也非常“仁義”保留了，其在涼州的封地和所屬權益。但窩闊臺王系的沒落，讓闊端家族終將邊緣化。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就在這一年，薩班和闊瑞先後去世。

幾乎在一夜之間，薩迦派不但失去了最高領袖，也遺失了蒙古國內強力政治人物的支援。

年僅17歲的八思巴，在接任了薩迦法王之位後，不得不面對一個極為複雜和尷尬的局面。

八思巴塑像

一、八思巴的困局

1251年，身在涼州的八思巴，面對著一個極其複雜的局面。

一方面，蒙哥汗依舊藉助薩迦派的影響力，在西藏推行括戶（清查戶籍）等施政措施。另一方面，他也開始逐步將西藏各處的土地，分封給各位蒙古王公。

蒙哥分封西藏土地的做法，從原則上符合蒙古人“兄弟共享富貴”的傳統，因為深受各蒙古宗王的擁護，在一定程度上穩固了蒙哥汗的地位。

而從管控西藏的角度解析，則更接近明朝治藏策略的“多封眾建”思路。

這一策略簡單說就是“摻沙子”，讓各教派分別迎奉不同的蒙古宗王，進一步加劇各派之間的裂隙，使其愈發難以形成合力。

《漢藏史集》記載說:“蒙哥汗與止貢派結為施主與福田，忽必烈（薛禪汗）與蔡巴派結成施主與福田，阿里不哥與噶瑪派結為施主與福田，旭烈兀與止貢派結為施主與福田。”

當這一法寶祭出後，西藏各教派領袖為了自身的存在和發展，都不得不與蒙古皇室建立起直接的聯絡。

從此以後，無論哪一個教派和地方勢力要掌控西藏，都必須爭取中央王朝的支援。

這反倒加強了西藏與中原的聯絡，而中央政權只需要扶植這些人作為代理人，就能保證疆土的完整和邊疆的安寧。

難怪當代著名的藏族學者東嘎·洛桑赤列教授指出：“把西藏真正統一到蒙古汗國之中，是蒙哥汗在位時完成的。 ”

但蒙哥汗的治藏思路，對薩迦派來說顯然不是件好事。

雖然，蒙哥依舊將薩迦派劃分給了闊端的後裔掌管。但相比於圍繞在蒙哥親兄弟身邊的個各教派，薩迦派的“代言人”地位已被削弱到了極點。

年輕的八思巴感覺到了這種變化，為了薩迦派的發展，他也不得不尋找一個更強力的支持者。

因此，在成為薩迦法王后，他並沒有返回西藏，而是留在涼州一邊學習佛法，一邊仔細觀察各位蒙古王公的所作所為，很快一個機會就降臨在他的面前。

二、第一次不親密的接觸

1253年（宋理宗寶佑元年），八思巴得到了忽必烈的傳召。

當時，忽必烈正在籌劃進攻雲南（大理）的計劃，為了解藏區的情況，忽必烈派人將八思巴召至六盤山見面。

兩個友誼貫穿一生的朋友，第一次見面的氣氛，開端相當融洽。

雖然，八思巴19歲的年紀，讓忽必烈一度心存疑慮。但隨著交談的深入，忽必烈發現八思巴對於佛學有著獨特的認識和見解，這讓他大為讚歎。

但當忽必烈要求八思巴在西藏，為蒙古軍隊籌集所用的物資和征夫之時，會談的氣氛急轉直下。

面對忽必烈的要求，八思巴回答道：“西藏只是一個偏遠的地方，地廣人稀，難以支撐大軍所需，還請收回成命。”

八思巴的回答頓時觸怒了忽必烈，他狂暴的咆哮道：“你敢犯我蒙古虎威，你活膩了嗎？我刀鋒所指，擋者披靡，如沸湯潑雪，現在不過就是要你們提供點物資和隨軍征夫，你便推三阻四。”

八思巴見狀，平靜的搖搖頭說：“我實在是幫不了大汗，請您允許我回到故鄉去吧。”

盛怒之下，忽必烈拍案而起，大聲吼道：“你給我滾出去。”

當晚，忽必烈的王妃察必勸慰道：“我看這位年輕的法王，講法非常精湛，先前蔡巴老僧們的見解都不如他，請大汗不要讓他離開。”

忽必烈憤憤的說：“他對佛學確有獨到之處，但不願為我所用，留他何益？”

察必笑了笑，說道：“大汗興兵，難道缺的真是物資和征夫嗎？這對大汗都是小事，這件事他心裡有牴觸，並不代表其他的事不能合作呀。”

忽必烈沉吟片刻道：“好吧，明天一早你和我一起去見他。”

在王妃的斡旋下，忽必烈和八思巴逐漸建立起了信任。

王妃察必還接受了八思巴的“灌頂”，拜他為上師。

“灌頂”，本是印度古代的一種儀式，國王即位時取四大海之水灌於頭頂而表示祝福，後來佛教密宗也採用這種儀式。佛教的灌頂，主要有傳法灌頂和結緣灌頂兩種：傳法灌頂是“對於如法積行之人，傳授密法，使紹阿闍梨職位”之灌頂；結緣灌頂是“唯為使結佛緣，引人一般之人十灌頂壇，使投花而授其本尊之印與真言，無祕法之授受”的灌頂。八思巴給王妃察必傳授的灌頂當屬結緣灌頂。傳授灌頂，使八思巴成為王妃察必在佛教上的老師 。三、漸行漸近的盟友關係

王妃察必在接受了灌頂後，感覺頗受其益。

她勸說忽必烈也受此灌頂儀軌：“(灌頂)果然勝於其他教法。請王受之。”

但身為汗王，忽必烈接受灌頂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在向八思巴詢問灌頂儀軌時，八思巴說道：“受灌頂之後，上師坐上座，要以身體叩拜，聽從上師之言語，不違上師之心願。”

忽必烈聽後，馬上表示不能接受，擔心會使“教權置於王權之上”，又是王妃察必出來斡旋。

她說：“聽法人少之時，上師可以坐上座。官員、臣民聚會時，上師慈悲恐怕不能鎮服，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聽上師之教，不請於上師絕不下詔。其餘大小事務，上師不得講論及求情。”

王妃察必提出的，確實是一個折中的辦法，她將八思巴的上師權利，限制在了可控的範圍。

明確了王與上師的權利邊界後，忽必烈和八思巴達成了妥協。

任何一種妥協的達成，都基於雙方互相需要。

八思巴需要一個強力的汗王的支援，因為在蒙古的勢力版圖中，蒙哥汗明顯對噶舉派更感興趣，薩迦派只能別尋他途。

在這裡，需要明晰一個長期存在的誤區。

西藏各個教派中，並不是只有薩迦派主動聯合了蒙古勢力，進而成為蒙古政權在西藏的“代理人”。

早在涼州會盟之前，西藏各教派就已經開始，分別和各蒙古勢力進行了接觸，尋找可以依附的物件。

東嘎·洛桑赤列先生在《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記載：“公元1239年，薩迦聯絡了王子闊瑞，帕木竹巴和雅桑噶舉兩派向王子旭烈兀（拖雷之子，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兄弟）投誠，止貢和藏古瞙兩派向王子忽必烈投誠，達隆派向王子阿里不哥投誠。”

其實，大家都在找大腿，唯一區別是“抱的不是同一條”。

而涼州會盟的成功，確實讓薩迦派深受其益，闊端除明確其“代理人”地位，還將除了阿里三圍以外的拉堆南北兩地、古摸曲迷、襄、夏魯、羊卓等七個萬戶的地區，屬民一萬零八百八十五戶直接封給了薩迦派。

古人說“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教派也是由人組成的，薩迦派深受其益，眼紅心熱自然少不了。

之後，蒙哥汗的“多封”計劃，更加劇了尋求強力支援的舉動。

八思巴在權柄甚重的忽必烈身上下注，本身無可厚非。

作為一派的領袖，全教僧眾的希望都寄託在他身上。很多時候，他甚至不能以各人的好惡，來決定取捨。

另外，從忽必烈本人來說，因長期接觸漢人、回鶻人和色目人，其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多文化共生”的傾向（蒙古人認為是“漢化”）。

公元1253年，八思巴為忽必烈傳授了薩迦派的喜金剛灌頂，正式成為忽必烈宗教上的老師。這是蒙古王公，第一次接受藏傳佛教“灌頂”的儀軌。

隨後，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國師”，賜玉印，奉獻黃金及珍珠鑲嵌的袈裟、僧衣、金座、傘蓋等作為灌頂的供養。

四、忽必烈的選擇權

作為合作關係的強勢一方，忽必烈顯然擁有更充沛的選擇權。

他是不是一定要和薩迦派合作呢？

答案是——不一定！

在南征雲南期間，忽必烈發現噶舉派在康巴的勢力遠超薩迦派，便召噶瑪拔希（噶瑪噶舉派）在川西北的絨區色都地方相見。

二人見面後，相談甚歡，忽必烈希望噶瑪拔希留在他身邊長期相伴。但噶瑪拔希似乎對忽必烈不是很感興趣。

很快便辭別了他，去寧夏、甘肅、內蒙等地傳法。在此期間，噶瑪拔希接到了蒙哥汗的詔書。他欣然從命，隨使臣到達和林（蒙古汗國首都），受到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寵信。

應該說，噶瑪拔希的選擇並沒錯，畢竟身為蒙古大汗的蒙哥，才是當時最粗的大腿，沒有之一。

只可惜，噶瑪拔希沒法預測所有人之後的命運，也包括他自己的。

得到了蒙哥汗的青睞，噶瑪噶舉派獲得的權力和利益已超過薩迦派，隱隱有獨領全藏之勢。

但人要是倒黴，喝口涼水都會塞牙。

1259年（南宋理宗，開慶元年），蒙哥汗親征合州(今重慶合川區)，意外死於釣魚城下。

隨後的事情，就是常演不息的爭權大戲了。

兩個蒙古宗王分別舉行了，推選大汗的“忽裡臺”大會。

1260年4月，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蒙古本土貴族，推舉為蒙古國大汗。而5月5日，忽必烈在部將的擁立下，於中原開平成為蒙古大汗。

兩個大汗並立，結果必然是拔刀相向，在長達四年汗位之爭中，蒙古人自己殺的血流成河。

最終，忽必烈勝出，將戰敗的兄弟囚禁致死。

倒黴的噶瑪拔希在蒙古帝國權利的變幻中，先是選擇了蒙哥汗，而後又跟阿里不哥站在一起。

這導致，忽必烈坐穩大位後，“忽然”想起了他。

先是將其長期囚禁，並一度考慮殺了他，最後雖考慮到噶瑪噶舉派的影響力將其釋放，但此後噶瑪噶舉派備受打壓，直到元末才算恢復了元氣。

噶瑪拔希被釋放後，輾轉8年才回到西藏。為了鞏固其教派的勢力，免於被其他教派吞併、瓦解。

噶瑪噶舉派第一次採用了活佛轉世制度，這實際上是活佛轉世制度，出現的根本原因。

五、八思巴的選擇

噶瑪拔希和忽必烈的取捨向背，不是八思巴能左右的。

但當忽必烈行走在刀鋒邊緣時，八思巴卻堅定的站在了忽必烈身邊。

隨著蒙古汗國疆域的不斷拓展，蒙古人內部逐漸撕裂為兩派。其實，從此時期開始，蒙古人就已出現了“左右兩翼”的傾向。

一部分以忽必烈為代表的蒙古人，在長期接觸中原漢族士大夫的過程中，逐漸傾向於中原的固有的文化和管理方式。

而另一部分以蒙哥汗和阿里不哥為代表的蒙古人，則堅持固有的草原傳統，行事非常保守，對忽必烈的“漢化”傾向極為反感。

1257年，在蒙古保守勢力的慫恿下，蒙哥汗突然決定對忽必烈下手。

他藉著南下攻宋的機會，以“以忽必烈有足疾為由，解除其軍權”，並將他手下的大臣拘押嚴刑拷問，意圖“先除羽翼，後治魁首。”

一時間，風聲鶴唳，親近忽必烈的勢力紛紛側目。

就在這種危局之下，八思巴堅定的選擇站在忽必烈身後，一邊用佛學的解釋來寬慰他的心靈，一邊又親自趕赴五臺山，為他單獨舉行祈福法會。

最終，在八思巴和大臣的勸說下，忽必烈決定向蒙哥汗展現“誠意”。他只帶著二十個衛士，親自奔赴大汗營帳。

見到蒙哥後，忽必烈言辭懇切的伏地“請罪”，並表示已將“家人送至和林為人質”。

蒙哥汗總算顧念兄弟之情，大度的“寬恕”的忽必烈，但此事在他心中造成了巨大的陰影。

直接誘發了，蒙哥汗死後，兩次推舉大汗的“忽裡臺”大會。

忽必烈無論如何，也不敢將身家性命，放在行事更為保守的阿里不哥手中。

公元1264年（南理宗，景定五年），歷時四年的血腥汗位之爭落幕，忽必烈憑藉另一個兄弟旭烈兀的支援，成了名義上的蒙古大汗，並將都城從和林格爾遷至北京。

在危機中，一直堅定支援他的八思巴，終於獲取了忽必烈一生不變的友誼。而且，忽必烈也確實兌現了，“吐蕃之事悉聽上師之教，不請於上師絕不下詔”的承諾。

當忽必烈尊八思巴為“國師”（這回可是正經八百的國師了），授宣政院首位總制，“賜玉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 ”

忽必烈設定的宣政院，本就是為了管理全國的宗教事務，監管藏區事務。當八思巴以國師身份統領宣政院，實際上已獲得了西藏地區政教大權。

為了能夠讓八思巴更好的管理西藏事務，忽必烈改變了蒙哥汗“分封”政策，轉而全力扶持薩迦派。

他將蒙古各王公在西藏委派的守土官（達魯花赤）全部召回。只保留了支持者旭烈兀名下封地的守土官。

藏文史料《大司徒絳曲堅贊自述》記錄這段史實：“此後，當蒙哥汗歸天之後，薛禪皇帝（忽必烈）在位之時，將在西藏的所有守土官撤間，由於薛禪汗與旭烈兀的兄弟關係特別親密，所以我們(帕竹派)的守土官仍然保留。”

裁撤守土官之後，薩迦派在經過蒙哥時期的波折後，再度當仁不讓的成了蒙古人在西藏唯一的指定“代理人”。

此時，距離闊端與薩班的涼州會盟，已過去了整整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