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有價，時畫之或工或粗，時名之或大或小分焉，此相去不遠者也，亦在人重與不重耳。”
“書畫道殊，不可渾詰。書即約字以言價，畫則無涯以定名。況漢魏三國，名蹤已絕於代，今人貴耳賤目，罕能詳鑑，若傳授不昧，其物猶存，則為有國有家之重寶。晉之顧、宋之陸、梁之張，首尾完全，為希代之珍，皆不可論價。如其偶獲方寸，便可椷持。比之書價，則顧、陸可同鍾、張，僧繇可同逸少。書則逡巡可成，畫非歲月可就，所以書多於畫，自古而然。今分為三古，以定貴賤。以漢魏三國為上古……以晉宋為中古……以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為下古……隋及國初為近代之價……若銓量次第，有數百等……夫中品藝人有合作之時，可齊上品藝人；上品藝人當未遇之日，偶落中品。唯下品雖有合作，不得廁於上品。”
這句話包含了三層含義：其一，畫價高於書價，因為“書則逡巡可成，畫非歲月可就，所以書多於畫，自古而然。”其二，創作時間早晚（上古、中古、下古、近代）是古畫定價的標準之一。其三，藝術價值高低（品第）也是古畫定價的重要標準。
呂紀（約1439—1505年），字廷振，號樂愚，浙江寧波人。明孝宗弘治年間（1488—1505年）宮廷畫家，官至錦衣衛千戶和指揮同知。以花鳥畫著稱，典型風格為工筆重彩畫法，源自本朝邊景昭，上溯五代黃筌，亦能工筆淡彩和水墨寫意法。所取題材，多賦予吉祥富貴寓意，形式上也追求富麗華美的審美意趣，風格是鮮明的宮廷藝術特色。筆墨表現多工寫結合，花鳥工細，背景粗健，透過對比、陪襯，有力地突出了主體禽鳥。其畫風在明代宮廷花鳥畫中影響最大。
呂紀的花鳥繪畫，水墨淋漓，氣勢宏大，甚至是日本屏風畫的來源之一。《柳蔭雙鴨圖》和<幽澗雙鷺圖>曾在日本出版的<聽松清鑑>中著錄，鄭振鐸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遍訪流傳在海外的中國名畫，並在其所編的<域外所藏中國名畫>中收錄。呂紀的兩幅作品不僅是明代全景花鳥畫的傑作，也是中國繪畫影響日本繪畫的證據代表作。
有《鷹雀圖》、《桂菊山禽圖》、《竹禽雙雉圖》、《雪景翎毛圖》、《雪岸雙鴻圖》、《秋鷺芙蓉圖》、《浴鳧圖》等傳世。
據說呂紀在畫作上常用寓意手法對皇帝勸諫，皇帝知其用心，曾說：“工執藝事以，諫呂紀有之。”其代表作品有《新春雙雉圖》、《桂花山禽圖》、《殘荷鷹鷺圖》、《《五德大吉圖》、 《獅頭鵝圖》等。
“畫有價，時畫之或工或粗，時名之或大或小分焉，此相去不遠者也，亦在人重與不重耳。”
“書畫道殊，不可渾詰。書即約字以言價，畫則無涯以定名。況漢魏三國，名蹤已絕於代，今人貴耳賤目，罕能詳鑑，若傳授不昧，其物猶存，則為有國有家之重寶。晉之顧、宋之陸、梁之張，首尾完全，為希代之珍，皆不可論價。如其偶獲方寸，便可椷持。比之書價，則顧、陸可同鍾、張，僧繇可同逸少。書則逡巡可成，畫非歲月可就，所以書多於畫，自古而然。今分為三古，以定貴賤。以漢魏三國為上古……以晉宋為中古……以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為下古……隋及國初為近代之價……若銓量次第，有數百等……夫中品藝人有合作之時，可齊上品藝人；上品藝人當未遇之日，偶落中品。唯下品雖有合作，不得廁於上品。”
這句話包含了三層含義：其一，畫價高於書價，因為“書則逡巡可成，畫非歲月可就，所以書多於畫，自古而然。”其二，創作時間早晚（上古、中古、下古、近代）是古畫定價的標準之一。其三，藝術價值高低（品第）也是古畫定價的重要標準。
呂紀（約1439—1505年），字廷振，號樂愚，浙江寧波人。明孝宗弘治年間（1488—1505年）宮廷畫家，官至錦衣衛千戶和指揮同知。以花鳥畫著稱，典型風格為工筆重彩畫法，源自本朝邊景昭，上溯五代黃筌，亦能工筆淡彩和水墨寫意法。所取題材，多賦予吉祥富貴寓意，形式上也追求富麗華美的審美意趣，風格是鮮明的宮廷藝術特色。筆墨表現多工寫結合，花鳥工細，背景粗健，透過對比、陪襯，有力地突出了主體禽鳥。其畫風在明代宮廷花鳥畫中影響最大。
呂紀的花鳥繪畫，水墨淋漓，氣勢宏大，甚至是日本屏風畫的來源之一。《柳蔭雙鴨圖》和<幽澗雙鷺圖>曾在日本出版的<聽松清鑑>中著錄，鄭振鐸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遍訪流傳在海外的中國名畫，並在其所編的<域外所藏中國名畫>中收錄。呂紀的兩幅作品不僅是明代全景花鳥畫的傑作，也是中國繪畫影響日本繪畫的證據代表作。
有《鷹雀圖》、《桂菊山禽圖》、《竹禽雙雉圖》、《雪景翎毛圖》、《雪岸雙鴻圖》、《秋鷺芙蓉圖》、《浴鳧圖》等傳世。
據說呂紀在畫作上常用寓意手法對皇帝勸諫，皇帝知其用心，曾說：“工執藝事以，諫呂紀有之。”其代表作品有《新春雙雉圖》、《桂花山禽圖》、《殘荷鷹鷺圖》、《《五德大吉圖》、 《獅頭鵝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