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們要寫隋煬帝的傳記，事實上會遇到很多的困難，“（他）既被視為典型的亡國昏君，在一大團歪曲的歷史記載和傳奇性道聽途說之下，今人即想窺測此人的真實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見其一二。”

然則隋煬帝楊廣，天賦甚高，文筆華美，胸襟抱負不凡，也帶有創造性格。這些長處，雖批判他的人也無法否認。

又譬如他於公元608年，令天下鷹師集長安，一來就有一萬多人，610年又在洛陽端門街盛陳百戲，以炫耀於西蕃之朝貢者。戲場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天下奇伎異藝畢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幾次微服去觀賞。

他又聽說吐谷渾（鮮卑族之流入青海部落）得波斯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驄駒，一日千里，他就放牝馬兩千匹於川穀以求“龍種”，後因無效而罷。如此作為，縱是為傳統作史者視為荒誕不經，今日我們卻從此可以揣測他富有想象力，也願意試驗，並且能在各種瑣事間表現其個人風趣。

另一方面，從各種跡象看來，煬帝缺乏作為統帥的周密與慎重，也不能御將。這種弱點，也可能由於隋文帝的驕縱之故。

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晉王，為幷州總管（山西省省長）。公元589年伐陳之役，他二十歲未滿竟被任為行軍元帥，指揮由六合一方面的軍隊不算，還節 制其他各方面軍事長官，如宿將楊素。

這518000人不出月餘，平定江南，重新統一中國，由弱冠的晉王作書報告父皇，達成任務。這一戰役，固然增長其威望，也縱養其驕蹇，使他以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

他以後築長城，造運河，派劉方擊敗林邑（今日越南境內），聽裴矩設計破吐谷渾，羈縻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中國人力物力，隨意擺佈，只居順境，未受挫折。以後他一處逆境，即意懶心灰，逃避現實，所以他的悲劇情結，也有長期積養的前因後果。

隋煬帝之伐高麗，據稱動員1133800人，其饋運者倍之。這數目字可靠的程度，無從確定。只是楊廣迷信軍事上數量的優勢，已毋庸置疑。

其實當日之攻城戰，野戰軍數量過大，無法擺佈。除非以此數量先聲奪人，使對方喪失鬥志，才有效用。否則展開兵力過多，已先在自己陣容裡產生統御經理的困難，成為日後戰場上的弱點。

果然公元612年之役，隋軍在鴨綠江以北遼河以東的地區遭遇到高麗的堅強抗拒，來護兒的水軍在北韓半島登陸成功，卻沒有發生奇襲的效用，也不能與陸軍策應，陸軍則補給接應未及，統帥權又控制過嚴，再加以隋皇沒有作殊死戰的決心，一到戰事有利，高麗詐降，高階將領不敢做主，因此亦無法擴張戰果。

最後因秋季潦雨來臨，在平壤北三十里開始撤退，士卒既無實際的訓練，一受高麗兵的追擊，就崩潰而不可收拾，以致九軍盡陷，喪失資儲器械以鉅萬計。

613年煬帝捲土重來，並且親臨前線。隋軍已薄遼東城，也用飛梯地道環攻，並且有少數隋兵登城與敵兵短刀相接，只是這時在中原督運糧秣的楊玄感知道各處盜賊蜂起，煬帝不能持久，在黎陽（河南浚縣附近，南北運輸的 中點）以兵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則投奔高麗，以中國虛實告之。隋煬帝夜半召集諸將領決心放棄攻城。再引兵還，所有軍資器械堆積如山，也全部委棄。總算這次行動機密，退軍後兩天，高麗雖發覺仍不敢追擊。

兩月之後，楊玄感雖被剿滅，但是隋煬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處的人民，不堪徵調，群起為盜，動輒以萬數以千計。614年煬帝又召百僚議伐高麗，並下詔稱“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徵”，只是臣下無敢應者，各處叛兵叛民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處平剿。

雖然這時候來護兒的水軍又迫平壤，高麗王遣使請降，囚送斛斯政，使煬帝能借此班師，卻已經徘徊歧路。615年間巡視北邊，又為突厥圍困，幾乎不免，守令前來赴難，才使他脫圍。

翌年他即幸江都（揚州），再無意北返，對他諍諫的則獲罪，最後甚至不願聽大局不堪收拾的報告。如此又一年多。

617年冬天，唐國公李淵（也就是後來的唐高祖）入長安，立他孫子楊侑為帝，尊他為太上皇，煬帝也無行動及反應。

618年的春天這遭眾叛親離的皇帝才被弒。弒他的並非疆場叛將，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寵幸隨從，以及近衛軍吏。所以傳統作史者對隋煬帝楊廣的種種斥責，雖說可能被一再渲染誇張，但也不是全部竄改事實，因為楊廣有他被人攻擊的弱點。

然則我們今日仍因襲傳統作史者“褒貶”的方針寫歷史，卻忽視了歷史上時間與環境的因素。

公元7世紀的初葉隋唐之交，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二十四史裡的《隋書》，修撰於唐初，作者動稱“殷鑑不遠”。

他們絕想不到隋朝不是一個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時代周人之泛稱中國，會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國。因為瞻前顧後立場不同，我們即寫隋煬帝的傳記，也要將很多長時間遠距離的因素一併加入考慮，才趕得上時代。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隋、唐、宋可稱中國的“第二帝國”，以與秦漢之“第一帝國”區別。 漢雖稱中央集權，其郡縣組織，到底還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組而成。

隋唐所承襲的原始機構，則由北齊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於遊牧民族的漢化，通過“三長制”及“均田”，可謂整個社會，在國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農為主體，注重低層機構的水平。

秦漢的文書，還用竹木；隋唐之間不僅紙張已行使五百餘年，而且木板印刷，也於公元600年前後出現。這些因素，使教育較前普遍，也使整個文官集團能向這小自耕農的社會看齊，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準的淳樸。

《新唐書》的選舉志，一開始就提及“唐製取士之科多由隋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程式，則是“學者皆懷牒自列於州縣”，也就是不用薦舉，全面公開的考試製度業已發端，茲後歷經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紀的1905年才停止。

因為如此，隋朝的銓敘也開始由中樞總攬。煬帝時修律令的牛弘與劉炫對談，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長官自闢。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

這樣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國家的中層組織更為空洞。因為上下之間沒有權力與義務互為牽制，由皇帝直接統御全民的趨勢也愈為明顯。 隋朝創業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併北齊之後才席捲南朝。

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簡單的地區拓展到人文繁複的地區。他滅陳之後制定五百家為鄉，百家為裡，正在以他間架性的組織推行於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

這叛亂既被削平，他的統治癒要加緊，此後他的處心設計，無一不以保持統一的帝國為前提。於是又十五年。而在此原始的農業的社會裡，達到其目的捷徑不是在中層增加其結構的繁複，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

隋文帝楊堅於594年令各府州縣各給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與人爭利。595年收天下兵器，以後敢有私造者坐之。596年制工商者不得進仕。598年詔禁民間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從保持農村社會的單純劃一著眼。

他的提倡佛教，也並不是出於信仰上的虔誠，而是以統一思想為宗旨。其大量裁減國子學，廢州縣學，也是因為儒學之道，不外“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高階人員則需要“德為代範，才任國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儲備。他自己布衣粗食，也無非向低階標準看齊。

這以上種種設施，也與當時稅收政策吻合。隋唐繼承前朝的“租庸調”制，其重點在國家財政遷就於簡單的農村經濟，與均田並行，原則上避免納稅人貧富的差別，以極低的稅率全面徵收，才發生廣泛的效果。雖如此，仍有技術的困難。《隋書》食貨志提及北齊定一夫一婦納稅額為一“床”，獨身者繳“半床”，如是“陽翟一郡，戶至數 萬，籍多無妻”。

經過他的高壓政策，隋朝的府庫各物山積，甚至窖藏還不能容納。所以錢穆曾說西漢要經過四帝七十年之休養至武帝而盛，“隋則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這也表示中國傳統重農政策下的一種特殊現象。

因為全面生產，完全不講究交換分配及使國家經濟多元化，又不作質量上的改進，短時間的全國動員，即可以使農業的財富（因其無組織結構與商業的財富不同）豐溢超過預期。

煬帝於公元604年即位，也算是繼承著第二帝國創國以來的經濟基礎，只是這樣的富裕倒也成為國家的贅累，當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併”，那麼已經在農村動員的勞動力作何區處，難道令大批人民失業不成？

這樣看來隋煬帝之耗用中中國人力物力，有其歷史上的背景， 即他集天下鷹師於長安，聚樂工於洛陽，也還是受客觀環境的誘導。

至於開掘運河，則北魏孝文帝元巨集時引洛入谷作漕運已有之。建造宮殿則已在隋文帝築仁壽宮時開始，據說“死者以萬數”。甚至伐高麗，也始自文帝。公元598年之役，動員三十萬眾，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師則船多漂沒，傳統作史者稱其“死者十八九”。

所以煬帝的種種作為 也還是隨著文帝的步驟，是當日全面動員的一種產物，初時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援，否則隋煬帝楊廣縱是獨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強奪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們今日檢討煬帝的成敗，不能專以他楊廣一人功罪作最後的解答。即在楊隋之前，各北朝已經相次行均田制。這樣以理想上數學的公式向下籠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調的稅收作實際考核的標準，這方案一經發動為一種群眾運動，也不容易適時收束。

於是矯枉必過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數字，沒有下層著實的統計，以致男丁抽罄，力役及於女人，並且“徵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

不到徵高麗失敗，全國反叛，不知已極。隋煬帝雖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們能看到古今中外的歷史縱深。

他最後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種主意，也可見得他始終沒有透徹地瞭解他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 傳說他曾顧鏡自照對蕭後說：“好頭頸誰當斫之？”是否真實可靠，殊成疑問。但是其無可奈何的語氣，已與他悲劇性的結局符合。

隋煬帝的歷史評價沒有什麼問題，他的的確確是一個暴君，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勞民傷財這些說的都沒有錯，至於什麼淫亂宮廷、昏庸無能這些都是後面的統治者為了自己的正統抹黑他的措辭，早就已經被歷史否定了（對，就是李世民，他最喜歡改史）。

他們的過失都是沒有權衡好國力、百姓的承受力和基礎設施建設，對外擴張的關係，在政治和軍事上過於激進，為了成為名垂青史的千古一帝，在自己統治的短時期內想做太多的事情，以至於國力不濟，百姓的承受能力達到極限，最後滅亡於農民起義。

我們不能抹去楊廣對中華文明的貢獻，他開大運河，建成中華千年的經濟命脈，唐、宋、元、明、清等後續諸朝都因此受益頗多。

但這些都彌補不了他的窮兵黷武，在國力日漸衰微，百姓的承受能力已經快要到達極限的時候還要三徵高麗，導致民不聊生，家國破滅，餓死、戰死的百姓無數。

我們評價歷史上的帝王，不能以簡單的功過相抵論之。無論是秦皇漢武，還是楊廣，他們都有蓋世之功，但也都犯了傾國之錯，我們不能因為過錯太大否定了功勞，也不能因為功勞太大忽視了錯誤。

|從現在的角度我們是不是，該為隋煬帝改寫歷史評價呢？

我認為：不能改寫。理由是：

隋煬帝，楊廣，是隋朝的第二個皇帝，他從小：美姿儀，少聰慧，好學習，善詩文。604年他的父親隋文帝病逝後，繼承父業，他很有才華，適合鞏固自己父親開創的事業，剛開始執政的隋煬帝，的確有此雄心。首先他改革管理團隊，修改一些不適合發展的法律，頒佈：大業律。建立進士科，典定科舉制度。興辦學校，還派人訪求散落在民間的書籍、各種有價值的圖書，並加以保護。同時為了經濟發展，全國修通了人工運河達5000多公里。隋煬帝在治理國家的功勞是有目共睹。

因此，從現在的角度來講，也不能改變歷史對隋煬帝的評價。

從時間長河裡面我們看歷史，後朝的史官難免會有摸黑他的行為，楊廣應該是功大於過的。

主要看他的功績：

第一個推行科舉制度，選拔平民這是大大動搖了世家大族的利益也是隋朝滅亡的主因，

第二開創大運河這是利在千秋的事業，

第三東征高麗失敗造成了國內空虛為其它人提供了機會。

隋煬帝是一個文武雙全的皇帝，但是步子邁得太大，如果迴圈漸進的推行政策在歷史上應該不輸於唐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