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在1934年出版的《黃土的兒女》第五章提到，他第一次到澠池是1918年。第五章的題目為“龍和龍骨礦”，當時他的興趣是中國民間被稱作“龍骨”的古生物化石。生物進化論是那個時代的顯學，歐洲學者們翹首期盼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標本。1919年瑞典成立了資助安特生在中國工作的“中國委員會”，主要目標正是收集中國的古生物標本。當年11月，第一批82箱標本搭乘瑞典帆船“北京號”返回，中途遭遇風暴沉沒，獲得新標本成為安特生的首要任務。請求提供相關資訊的信函被髮往中國各地的傳教使團，豫西瑞典傳教士響應最為積極。

1918年11月29日，安特生帶著助手劉長山來到新安縣，重逢瑞典傳教團負責人瑪利亞·皮特森，在其陪同下對澠池縣城北部進行了考察。1920年秋，安特生再命劉長山去洛陽以西地區尋找第三紀古脊椎動物化石，但叮囑他也要收集石器時代的物品。

1919年夏，中國地質調查所技師朱廷祜到河北北部做地質調查時，安特生已經要他同時注意石器的採集。考古型別學鼻祖、瑞典學者蒙德留斯1920年5月31日為安特生工作爭取經費的一封信中提及，中國像世界其他文明古國一樣，“鋪天蓋地的歷史文獻傳統湮沒了那些看起來無足輕重的史前時代的記憶”，“上述西方國家早期文化歷史的史實，在不懈的搜求、特別是科學的發掘之後，已經昭然若揭。如果安特生教授能按照他提出的計劃開展收集和發掘工作，中國的問題也可能解決”，瑞典科學家也可以“把Sunny灑在文明古國中國的遠古歷史上”。看來安特生當時很可能已經有了探索中國史前史的興趣。12月底，劉長山返回北京，帶回數百件相當精緻的石器，絕大部分收購於澠池的仰韶村。這意外的收穫終於將仰韶村帶入了安特生的視野。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從澠池縣城北行到達仰韶村，在黃土斷崖剖面的灰土層中發現石器和彩陶片共存，並初步確認這是一處大規模古代居址。但他認為精緻的彩陶的時代會很晚，又因為事前沒有申請發掘許可，便很快結束了考察。回京後，他在中國地質調查所看到土庫曼安諾遺址發掘報告，驚喜地發現其彩陶與仰韶相似，時代屬新石器時代晚期，敏銳地認識到仰韶遺址的重要性，遂開始了發掘工作的籌備。

1921年秋，安特生得到他受聘任職的農商部和中國地質調查所的支援，獲得發掘許可，也得到河南省政府的許可和澠池縣政府的幫助，重回仰韶村，10月27日開始發掘，至12月1日結束。袁復禮自始至終參加。1923年，安特生髮表《中國遠古之文化》，報告了發掘和研究成果，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