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君王崇重儒家，不是“興教”什麼？主要是儒家思想能幫助其長遠統治。

儒家認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說，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臣忠於君乃為天經地儀。不可更改。

謝邀！尊崇儒學的目的是強化民族方向概念，讓臣民有身份認同感，這是能確立一個民族群體的最重要一步，也就是每個民族都必須要有偶像才有認同的座標的，沒有座標即是沒有方向感，沒有共同方向感的民族就會人心散失，尋找個人利益就會大於國家利益，某些能力凸出的個人就會尋求個人小圈子利益的最大化，這就會與統治者君主的利益發生衝突了，也就是儒學強調的君臣秩序是倫理最重要的國家存在的基石，但是中國古代的國家信仰又有另一面，就是道教的存在，將秩序與自由的關係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共同支撐中華民族的信仰。

核心目的是為安邦興國。因為當建立一個國家以後，古代統治者都希望國家鄉里和睦，尊老愛幼，愛國愛君，國泰民安，興旺發達。而崇重儒學就是振興教化儒學實現安邦興國的目的。

古代的君王作為統治階級，推崇儒學的目的是將儒學作為統治工具，約束底層人民思想。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中國歷史上也並不是所有的王朝都是獨尊儒術。唐朝作為開放性代表朝代，對於道教和佛教的推崇達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唐朝以後的宋朝對於道教也十分推崇。

每一個朝代的統治階級，對於治理國家的道德準則都是以“有利於自己統治為要求”，自漢代開始，儒家因為其三綱五常和君權天授的理論思想，滿足了統治者的統治要求，因此備受推崇。

自古以來，道德約束一直是統治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中國古代的封建統治者一直都藉助於儒家的這種“服從與和平的美德”來抑制生存需求所帶來的暴力

儒家對於祖宗和父權為核心的宗法制度的關注和維護，也使得家庭單位、男女區分、宗族鄰里等社會秩序的建構與教化，得以理論化和有序化。

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立太學以教於國，設癢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因此自漢代以來（公元前206年到公元9年），統治階級就開始大力推行儒家思想，建立孔廟，要求地方政府定期舉行祭孔儀式；樹立民間模範典型（最為後人所熟知的就是立貞潔牌坊）。

通過這些措施，來宣傳儒家思想，達到教化民眾的目的。

中國曆代君王尊崇儒學的原因很多，但最為根本的原因則是儒家思想滿足封建帝國加強君主專制統治的需要。

儒學誕生於春秋時期，但從春秋到西漢建立之初，儒學都沒有得到重用。直到漢武帝統治時期，儒學家董仲舒吸收了陰陽五行家、道家、法家的思想以後，形成了新儒學體系，才扭轉了儒學冷遇的局面。董仲舒在繼承孔子“君君臣臣”思想的基礎上，發展為“三綱五常”。“三綱五常”規定了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的一整套尊卑等級秩序和倫理道德規範，既構成儒家思想在政治服務功能上的理論核心，同時也成為君主用以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有力工具。董仲舒主張“君權神授”，將皇權神化，鞏固了皇帝地位。董仲舒提倡“仁政”，主張輕徭薄賦，成為歷代君王贏得民心的重要策略。

由於改造後的新儒學體系，有利於漢武帝加強君主專制和鞏固帝國大一統，因而得到了漢武帝的採納。在漢武帝的支援下，儒學逐步確立了正統地位，儒家思想成為此後中國封建統治的主流思想。

儒學官方化，也是儒學備受推崇的重要原因。漢武帝時起，儒家經典成為國家規定的教科書。漢代在中央設定太學，在全國郡縣設立地方學校，並由熟悉儒家經典的人擔任教師，將儒學逐步官方化和世俗化，擴大了儒學的影響力。隋唐所創的科舉制，更是將儒家經典直接納為入仕為官的考試內容，儒學官方化得到進一步鞏固。

此外，儒學與時俱進的精神，讓儒學在王朝更替中一直備受青睞。儒學在漢代吸收各家思想，就是與時俱進的表現。此後又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宋明理學。儒學正是憑藉著與時代接軌，才不斷地散發生命力。

古代君王崇拜重視儒學是有目的的。古代君王是從中華大地長期紛爭，難以統治而得出的結論：為加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必須要有一種學術思想來統一社會。

我們從儒學的產生，形成與核心理論，就能理解為什麼古代君王崇重儒學的目的？推行的是尊君抑臣還是振興教化？

儒學產生與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時期。在春秋戰國大變革時代，如何從封建割據走向統一？儒家和法家展開了激烈的論爭。這一爭論歷經三百多年，儒學稍占上風。從春秋末期到戰國末期，儒學始終流行於列國之間，影響很大，被稱之為“顯學”。雖然如此，也沒有被當時的執政者所採納，而且還受到了墨家、道家特別是法家的攻擊。也就是說儒學在先秦並沒有被推崇和重視，尤其是到了秦朝，對儒學更是不理睬而打入冷宮。

儒學被統治者推崇和重視，真正列入正宗地位，是在漢武帝建立西漢政權時期。也就是說從漢朝開始，儒學才取得了社會思想統治地位。這是由董仲舒倡導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被漢武帝所採納有直接的關係。

董仲舒在推行儒家學說時，建立了和形成了一套新的儒家思想。他是根據自己的理解，在具體實施中，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融和在一起，加以發展，其效果顯著。

自西漢之後，古代各朝代君王大多數接受了儒家學說，並推崇和重視。古代君王重視和推崇儒家學說的目的，在這裡一目瞭然了，就是為了加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儒學尊君抑臣的仁愛禮教的教化思想，正適合統治者治國平亂，加強和鞏固自己統治地位的目的。

在古代，歷代封建王朝君權和相權（丞相）之爭一直鬥爭很激烈。“尊君抑臣”就是增大皇帝的權利，削減大臣的權利。而仁愛禮教，正是教化大臣和老百姓有力的思想武器。只有推行儒家學說思想，才能抑制大臣聽從君主指揮，治理和平息百姓造反，例如農民起義等。

漢武帝建元年間（公元前134年），因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被漢武帝所採納。自此到辛亥革命勝利（1911年），前後計兩千餘年，儒家成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處於絕對的主導地位。

儒家思想宣揚“尊君”，迎合封建社會統治者的需要，將皇帝神化，稱其為“天子”。但最重要的是儒家除尊君之外，還強調“重民”，有利於緩和統治階級與勞動人民的矛盾。孔子提倡“泛愛眾”，“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要求尊重人民的獨立意志。孟子主張“仁民，愛物”，更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觀點。荀子強調“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儒家的“民以國為本”，但又堅持上下貴賤的等級區分，堅持“君臣，父子，夫妻”關係，這是其政治思想的兩個方面；儒家固然維護等級制度，但主張“輕刑罰，薄稅斂”，要求適當減輕對人民的壓迫與剝削，這種看似前後矛盾的觀點，實則包含有度與量的內涵。這種規定確能起到保證人民安居樂業，保持社會安定的積極作用，從而也加強了民族的內聚力。

這種主張在中國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裡，一直為制約君權，強調皇帝應該順乎民心民意的治國思想。對於歷朝政治的開明起了到莫大作用。同時，他的“殺身成仁”的思想，即在個人生命與道德原則不能兩全之時，寧可犧牲個人生命也要實踐道德精神，在中國民族特質形成起到積極作用。

古代君王祟重儒學的目的是教育百姓，維護其統治，也就是振興教化。最初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個最好的例子。

自從儒學首次被皇帝尊崇以後，歷代帝王都把儒學當作其統治國家的工具，教化百姓尊儒，藉此來維護其統治。這也是中國古代封建各個王朝的傳統，也由此確立了儒學在中國國家治理領域內的統治地位。

傳統儒學宣傳君權神授，以皇帝為天子，藉以來統治萬民。宣傳仁政，為統治階級服務。這些理論思想被帝王所接受，用來維護其統治的基礎思想。宣傳君臣論理也只不過是讓人接受皇帝與百姓是有區別的觀念，君為上，臣為下，臣要絕對服從君王。這些都是古代的一套倫理學說，目的教育百姓服從君王等等的思想與觀念。

儒學從產生的那一天起就會註定被統治者利用，作為一項統治國家與百姓的工具。因此以孔孟學說為主的儒家思想成為了兩千年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被後世之人傳承與發揚光大。儒術的教化子民的作用被無限放大，成就其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主導思想，流傳至今還是經久不衰，至今還深刻影響每一箇中中國人的思想與意識。

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既是文化發展的結果，也是維護統治的需要。

一、儒學的特點

儒學與道家不同，第一，儒家以人為中心，強調人的社會性；道家不以人為中心，重視人的自然性。第二，儒家以天為至高存在，凸顯歷史背景；道家以道為至高存在，展現宇宙視野。第三，儒家期盼天人和德，從向善到擇善到至善，道家則希望與道和一。很明顯，儒家就是要在社會上盡好自己的責任，所以儒家有一種責任感，有強烈的入世擔當精神。

二、儒家思想的主要內容

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儒家思想十分豐富，成為一種價值體系。主要內容包括：

仁，即仁愛，是孔子思想體系的理論核心。這是孔子關於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標準，也反映了他的哲學觀點，對後世影響深遠。“仁以處人，有序和諧”是孔子思想的原發點，也是儒家思想核心的核心。仁體現在教育思想和實踐上是“有教無類”，弟子不問出身貴賤敏鈍，均可受教。仁體現在政治上強調“德治”，孔子把仁引入禮中，使“德治”成為“禮治”的繼承和改造。“仁者愛人”，使得愛人又是推己及人，由親親擴大到泛眾。

義，原指“宜”，即行為適合於“禮”。孔子以“義”作為評判人們的思想、行為的道德原則。“義者，人所宜也”。孔子提倡君子之義，即為大眾為社會，反對結黨偏私“哥們義氣”。

禮，孔子講究禮，注重的是政治和倫理的範疇。禮作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道德規範和生活準則，對中華民族精神素質的培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成為束縛人們的思想、行為的繩索，一定程度影響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信，指待人處事的誠實不欺，言行一致的態度。孔子將“信”作為“仁”的重要體現，是賢者必備的品德，凡在言論和行為上做到真實無妄，才能取得他人的信任。信是仁義禮智信“無常”之一。

恕，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方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包含有寬恕、容人之意，要求從自己的內心出發，推及他人，去理解他人，對待他人。這句話被譽為處理國家間關係的“黃金法則”，鐫刻在聯合國總部大廳。

忠，盡力為人謀，中人之心。孔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認為忠表現於與人交往中的忠誠老實。

孝，孔子認為孝悌是仁的基礎，孝不僅是對父母的贍養，更強調對父母的和長輩的尊重。孔子還認為父母可能有過失，兒女應該婉言規勸，力求其改正，而不是對父母絕對的服從。這些思想正是中國古代道德文明的體現。

悌，指對兄長的敬愛之情。孔子非常重視悌的品德，後人把悌與孝並稱，認為孝悌是“仁之本也”。

三、古代君王崇重儒學的原因和目的

漢初歷經秦未戰爭，百廢待舉。漢高祖劉邦原本不喜歡儒學，但經過儒生叔孫通運用儒家禮儀制朝儀、明典章，感悟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對儒學的社會作用有了新認識。漢惠帝“除挾書律”，為儒家典籍在社會上的合法存在掃除了政治上的障礙。漢文帝對儒學十分重視，設《韓詩》博士、《魯詩》博士，一些熟習《尚書》《孟子》《爾雅》的儒生得到重用。漢景帝雖然受其母親的影響，不用儒者，但也設立了《齊詩》博士、《春秋》博士。漢武帝在竇太后駕崩後，才大張旗鼓地挑起了“獨尊儒術”的旗幟，使儒學與政治正式結合。

這一階段，雖然有叔孫通、陸賈、賈誼等著名儒生提出用儒術治理國家的建議，但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反響，儒學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對儒家經籍的發掘整理上。因秦末戰亂而使儒家典籍悉遭焚燬。漢初惠帝“除挾書律”，對文化典籍實行搶救，一方面求助於當時儒生的記憶，由他們口授，用漢初通用的文字記錄下來，後人稱之為“今文經”；一方面發動民間捐獻私自藏匿的典籍，多為先秦舊籍，用戰國時期的篆文書寫，後人稱之為“古文經”。儒家經典原為“六經”，但《樂經》亡失，所以只有《詩》《書》《易》《禮》《春秋》“五經”流傳於世。正是由於漢初對儒家經籍的搶救、整理與編定，才為儒家文化的傳承發展，為儒學與政治相結合奠定了基礎。

西漢到漢武帝時期，經濟實力空前增強，中央集權統治得到鞏固，主動積極地向外開拓，這種形勢的發展，促使西漢政權尋求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而儒家倡導“禮治”、強調“民本”、講究上下尊卑社會秩序、維護大一統，正好適應這種時代要求。

在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之前，丞相衛綰曾向漢武帝提岀“罷黜百家”的建議，並得到漢武帝的認可，但因遭到信好“黃老之術”的竇太后的反對而作罷。竇太后死後，董仲舒又向漢武帝提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提岀“……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他提岀的“三綱五常”，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仁、義、禮、智、信，確立了人們在國家、社會中的道德原則，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間的道德規範，為社會生活維持秩序、保持和諧提供了具體標準，為人們加強自我修養、修身齊家參與治國平天下提供了具體內容。由此，維護大一統、維持社會穩定秩序、倡導仁德為政的儒學與政治統治相結合，使封建集權制度綿延兩千多年。

自漢朝武帝起，由此前尊重的黃老學說儒學所代替。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也是當時社會現實所決定的。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作為眾多學派中的一派，也得到過魯國齊國的推崇，但因種種原因，未被採納。而法家則大顯身手，也與當時征戰頻繁，國家強大在即的緊迫感有關。到秦國統一六國至漢朝，法家的苛政嚴法顯然已經不適合治理國家了，人民需要休養生息，國家要發展經濟，更重要的是要維護封建帝國的中央集權。於是自然尊重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講究君臣父子，尊卑等級，承襲周禮節儀，遵君抑臣，其目的當然是維護和鞏固君王權威，築牢中央集權統治根基。

客觀地講，我們不能說儒家思想是維護封建王朝統治而愚弄普通百姓的愚民思想。統治者總是會選擇有利於其統治的部分，並加以改變。儒家思想，從來都不是隻講尊王而不談愛民，尊老而不愛幼。孟子甚至說過，暴君就要推翻的言論。因此，在評價儒家思想時，切不可主觀片面。

當然，儒家在講禮儀上過於繁瑣，凡事都存在過猶不及。我們要在傳承中揚棄，吸取優秀的成份。

因為儒家適合當時的社會需要。幾百年春秋戰國，戰亂不斷，到了秦漢大一統之後，需要秩序跟道德。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中國的諸子百家各有各的道，都值得弘揚光大，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儒家能夠更好的使得社會良性發展。這不是某個人所決定的，是歷史發展所決定的。秦始皇焚書坑儒，結果秦王朝很快滅亡。漢朝重用儒家學說，對社會有了比較大的促進跟發展。所以說儒家在一定程度上是適應當時的社會需要的。

當然，儒家也有自身的侷限跟缺點，比如比較保守，過於尊崇王權。這與道家，或者墨家的理念是有很大不同的。

因為儒家的侷限性，儘管他們的理想追求，看起來是非常美好，但他們並沒有讓自身真正強大起來，那些理想追求也就有了一定的空談性。他們很難左右君王，而是常常受制於君王。而君王當然也樂意如此。君君臣臣的封建秩序於是形成。

各種因素綜合作用下，形成了中國幾千年以儒家為主導的社會。

我們今天看來，儒家的優缺點都十分明顯。

但不管怎麼說，在中國歷史上，他發揮過巨大的作用，有過自己的輝煌。

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御人者同時學兩種學問：一，學，用，不說。二，學，用，說。不說的有道教學問，如李白的老師趙蕤的《長短經》。其實李白生在盛世，關注下他老師就知道了。

古代君王尊崇儒學的目的，主要是因為儒家學說向來尊崇王道，其倫理學說和所倡導的“忠孝”思想有利於統治者維護其統治地位。

尊君抑臣還是振興教化？

孔子因為其教育事業和教育精神而被後世所敬仰。魏文帝稱孔子是“億載之師表”，就是為後世樹立一個榜樣。

歷代帝王都有意識地尊奉孔子，尤其是元、清兩代皇帝，因為這兩個朝代都是少數民族來統治漢族，所以他們特別需要在精神方面取得漢族人的認可，於是儒學就成為了首選，兩朝統治者更熱心於道過尊儒來換得漢族君臣的心理認同。

由上可以看出，尊崇儒學是為了爭取民心，教化人民，與振興沒有關係。

古代君王崇拜重視儒家思想是有目的的。古代君王從中華長期的紛爭和統治的艱難中得出一個結論：為了鞏固和鞏固其統治地位，必須有一個統一社會的學術思想。

後來，經過許多波折，從漢武帝開始，統治者選擇了儒家思想來治國。

從儒學的產生、形成和核心理論，我們可以理解古代君王為什麼重視儒學。它是促進對君主的尊重和對大臣的壓制，還是振興教育？

儒家思想的出現與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春秋戰國時期，如何從封建割據走向統一？儒家和法家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經過300多年的爭論，儒家思想略微佔上風。從春秋末期到戰國末期，儒家思想一直在各民族中流行，併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被稱為“傑出的學習”。儘管如此，它並未被當時的執政黨所採納，但也遭到了墨家和道家，尤其是法家的攻擊。換句話說，儒家思想在先秦時期並不被尊重和重視，尤其是在秦朝，儒家思想被忽視和邊緣化。

在漢武帝建立西漢政權期間，儒家思想受到統治者的高度尊重和重視，並真正被納入正統地位。也就是說，儒家思想在社會意識形態中佔據主導地位是從漢代開始的。董仲舒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與漢武帝的收養直接相關。

董仲舒在推行儒學的同時，建立並形成了一套新的儒學。根據他自己的理解，他發展了有利於封建帝王統治的道教、陰陽學派和儒學，並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自西漢以來，君王的大多數古代王朝都接受並高度推崇儒學。古代君王重視和推廣儒學的目的在這裡是明確的，那就是加強和鞏固其統治。儒家尊君抑臣的仁、禮、禮思想，正符合統治者治國平亂、鞏固統治地位的目的。

在古代，封建王朝的君權和相權(宰相)之爭總是激烈的。“尊王抑臣”就是增加皇帝的權力，減少大臣的權力。仁與禮是教育大臣和百姓的強大思想武器。只有推行儒家思想，才能限制大臣們服從君主的命令去統治和鎮壓普通百姓的叛亂，比如從義開始的農民

總之，古代君王強調儒學的目的是加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它運用儒家“尊君抑臣”、“仁禮”的學說，結合振興教育，大力提倡以治天下，鞏固其統治地位。

今天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是為了揭示古代封建君王崇拜的儒家思想的精髓，鞏固其統治地位。我們學習儒學，要弘揚儒家“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慈”的優良傳統文化，加強自身修養，努力實現偉大的中國夢！

古代君王崇重儒學，肯定有“尊君抑臣”的意思，但最重要的重點是“振興教化”。

第一，君王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慾。所有的君王坐在君王的位置上，第一個重擔責任，就是天下蒼生，怎麼樣讓百姓過上太平的好日子。

第二，每個人的想法，能力，等等多方面都不一樣，所以要想實現“太平的好日子”，需要一套有效的規矩。

第三，檢視諸子百家的理論思想，只有儒學的思想，有以下特點，1.便於老百姓瞭解，便於實行；2.儒學思想包含人的“性”、“情”，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很講人權的；3.什麼能力，什麼位置，就做什麼事，比如，男耕女織，男人有力氣，就幹些重體力工作，女人體弱，就做些女紅；4.“仁”“義”“禮”“智”“信”等，在這些價值觀的不斷教化下，人類越來越文明。

第四，社會太平穩定的發展，也更有利於君王政權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