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和而不同，中庸之道，辨證施治。執兩中用，以中正為貴，既是方法論又是認識論，本人不推崇，創新不應當提倡中庸之道，執兩中用。中國文化向來注重對症施治，以創造為目標，而不是撿“殘渣剩羮”。

“執兩用中”出自《禮記·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朱熹也曾說“和而不同、執兩用中。”

“執兩用中” 乃用其中而顧兩端，強調我們在與人處事上要顧大局，要有整體原則！至於如何做，簡單講：學會站在他人的立場上。“執兩用中”是由“執中”發展而來。人類在長期實踐中發現，一切事物的運動和發展都有一定的規律，故辦理任何事情都必須掌握分寸。

執兩用中也是中庸思想的具體體現，然而，後世之人對中庸之道有很多誤解。目前，仍有很多人反對中庸之道，認為中庸是中華文化的糟粕，應該摒棄。

之所以後人反對中庸之道，是因為理解偏差。很多人把中庸等同於和稀泥、爛好人、凡事折中，不管三七二十一都二一添作五，認為中庸就是取其中間。

而孔子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是靈活的，是考慮兩端的平衡，而不是生搬硬套的折中。凡事有利有弊，兩權相害取其輕，兩權相利取其重。

執兩用中，正是考慮兩端而選擇平衡適度的中間，怎麼能說是過時的說法，怎麼能說與現階段的創新相悖呢？

兩端：善，惡。執兩用中，就是擇中、選中善。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隱惡而揚善，顯然，惡與善兩端，擇中善。而不是折中、調和，既善又惡或不惡不善的意思。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擇乎中庸，得一善，顯然，擇中善。

後人用“不偏不倚”解釋中庸，不偏惡也不偏善，選擇中間。這偏離了孔子的意思，應該是，不偏不倚地擇中善。

問題是，象聖人舜那樣，不偏不倚地擇中善，談何容易？故孔子曰：

“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既然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之道也就無用也。

孔子在世之際，把其學說當作商品推銷於列國，其結果是處處碰壁，如喪考妣。之所以如此，其治世思想是教育學子的，而不是君王，是糊弄愚味百姓。君王學的權術為霸的王學，百姓學的執用兩中的中庸生存之道。可見在歷史潮流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型的大革命中，孔子教授的物件僅為七十二學子，而不是百姓。三綱五常的根本在於麻醉休克百姓而矣！

執兩用中是中庸思想的精華。中庸思想更多的是生存哲學的為人處世之道。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保守平衡的一面，從某種角度說，這種思想是導致中國近代社會失去創新力，並落後捱打的根源。

“執兩用中”是聖人之道，兩者，有無，動靜，理事，等，性有時達其體空，空有不二謂用中。動以靜為根，靜以動為根，動靜不二謂用中。事以理為體，理以事為用，理事不二謂之用中。二者，陰陽也，中，太極也。陰陽，一太極也。此既是“執兩用中”之義！

執兩用中是孔子所倡導，後世儒家堅持的處事原則。用現代話，可以解釋為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善於權其輕重緩急以變通。

就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來說，舉個例子。喜怒是對立的感情兩端，過喜不好，有可能得意忘形而做出不理智的行為，造成樂極生悲。過怒同樣不好，很多暴利犯罪僅僅是憤怒導致感情失控造成的。小喜小怒就是取其中，既表達了感情，又保證了行為可控。執中極端化同樣不好，這樣就變成了喜怒不形於色，這種追求就變成了去人性化過程。

權變是另一個層面的執中。比如在兩條行為準則相互衝突的時候，不能兼顧，只能選擇其一，這時候就要權衡變通。舉個例子，有人問孟子，假如嫂子落水了，小叔子救還是不救？當時的禮儀男女授受不親，水裡救人難免肌膚接觸，違反了這條。孟子說不救不是人。在這一刻生命比禮儀更重要。這就是權變。

執兩用中提現了處事的靈活性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好的，但用過了就失去了原則、底線。

比如著名的“犯我大漢者，隨遠必誅”這個典故。本來統軍將領在沒有當時軍隊最高統帥部命令，擅自出兵到轄區以外是死罪。但軍官善度人心，給朝廷的上書中說了上面一段話，於是違反軍紀的行為就被“為國爭光”的面子工程取代。所以有一種說法“俠以武犯禁，儒以文亂法”，是不無道理的。

縱觀中國歷史，不乏儒官儒將做了漢奸，他們“權變”的理由，往往是在大勢無可挽救的情況下，當漢奸以保護黎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