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西周社會是一個完全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宗族社會，在分封制的組織下，西周社會就是一個大宗族套小宗族的連環套組織。每個宗族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國家”，在內部實行“高度自治”。在宗族之內，祖先的嫡系長子世襲“宗子”之位，《禮記•大傳》說：“尊祖故敬宗。”宗子在家族之中，他就如同國王在王國之中，正是因此，在銅器銘文中他乾脆被尊稱為“宗君”。

“宗君”的權力具體來說有這樣幾種：一是有權主持祭祀。祭祀祖先是一種神聖的儀式，只有身為嫡長的宗子才能主祭，正如同只有“天子”才能祭天一樣。第二，有權掌管本宗的財產。在西周社會，宗族內部是實行“血緣共產主義”的。每一個宗族都是土地公有，公有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井田制”。同宗兄弟“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儀禮•喪服》），就是說，宗族之內財產公有，誰家有富餘，就繳公，誰家不夠用，就從公家領取。負責收其有餘，資其不足，以通有無的，正是宗子。《禮記•內則》說：旁系子孫“雖然貴富，不敢以貴富之態進入宗子之家。雖然擁有眾多車徒，也要舍之於門外，以寡約之態進門。子弟擁有上好的衣服、裘衾、車馬，則必貢獻最好的部分給族長，而後才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可見宗族成員中有的人即使實際上比宗子更為富有，但是他們在衣服、器用、車馬的享受上都不得超過宗子。這導致了中國特色的聚斂方式，即“先貴而後富”：越是嫡長，在血緣譜系上地位越尊貴，支配的財富就越多，就越容易富有。所以，宗族社會中的上層人物都是既得利益者，他們必然傾向於強化宗法制度，獲得更多攫取財富和權力的機會。這就奠定了中國政治權力的“超經濟強制”的傳統。

可以說，在三代以前，華人是完全生活在宗族之中的。歷史學家說：“在春秋中期以前的中國社會中，沒有具有自我意識的獨立的人，有的只是許許多多以貴族為長的家族。”

周代不僅不是宗族社會，而且還是反宗族社會的。

周代最著名的政治改革就是分封制和制定周禮。《封神榜》有一個核心就是透過分封消除闡教和截教勢力，進入一個新體系。闡教和截教其實就是指兩大宗族體系之間的爭鬥。這兩大宗族體系其實就是堯舜兩個爭鬥體系的後裔。也就是說中國史前戰爭更多是民族戰爭，堯舜爭鬥也是民族體系之間的爭鬥。如果不是宗族社會，就不存在宗族戰爭了。

周代分封制是將滅周功臣、王室宗親以及舊體系的人一併分封。用等級製取代原本血親組織，這樣一來血親組織就瓦解掉了。周代改變了族群集中生活的局面，這樣就使得個體需要姓氏了。原本一個族群就是一個姓氏，打亂之後使得很多人都需要姓氏了。這就是宗族社會瓦解的最直觀表現。

但周代也並非一蹴而就就實現打亂族群，變成混居的局面。這可以透過姓氏的緩慢變化看到。到了漢代明顯個體都有姓氏或強調姓氏了，先秦則有的帶姓氏，有的不帶。周代之後還是存在宗族的，但此時的宗族已經是家族性質的小宗族了，而不是民族規模的宗族。宗族門閥一直都有，但又被統治者所警惕，甚至打擊。所以宗族社會呈現的是一個日益減弱的局面。尤其北方處於政治中心，統治者更加擔心。而南方由於民繫到來的先後，互相爭鬥使得宗族意識更強。南方的圓形土樓不就是抱團取暖的典範了。

周代宗族社會走向瓦解，帶來了一個大問題，就是沒有在打亂族群的情況下強調總體上的民族意識。所以民族意識丟失成了危害中國至今的最大問題。沒有民族意識的民族比四處流浪的猶太人、吉普塞人還要可憐。因為他們自相殘殺會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