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著說話不腰疼！縱觀歷史和歷史走向，後世之人都有上帝視角！

北宋立國之初，趙匡胤為什麼要杯酒釋兵權！因為之前的社會現狀，軍閥、地方實力派隨便一個都能顛覆政權！他自己何嘗不是“黃袍加身”，一躍成就帝王！

因為怕，所以怕！要改變現狀，就要從根上入手，改變社會風氣！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不可否認，文人對社會、對文化進步，有很大的貢獻！宋朝也得益於文官體制的先進性，國力蒸蒸日上，國家財富積累豐厚！

文人治國，難免理想主義盛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幸好，中中國人骨子裡一直很現實，所以夠務實！

老趙，心裡實在沒底，是真害怕了！江湖越老，膽子越小！讓各位老兄弟回家養老後，開始壓制武官系統，待遇不高、地位不高、晉升緩慢、挫傷銳氣、榮譽盡失！

社會風氣變了，原來善武精神也能磨滅！

小時候就是別人家的孩子，聰明、好學、上進！

大家最熟悉的莫過於“司馬光砸缸”！

司馬光受益於文官體制，得以身居廟堂高位。

那時的宋朝發展已經進入瓶頸期，求變、求突破，是那個時期的主流。不過司馬光屬於保守派，沒有王安石那派來得激進！

司馬光歷史學造詣很高，但宋朝的發展模式和外部環境都是全新的，並且還在不斷變化中，哪裡有史可鑑！

我相信，司馬光在軍事制度和武官制度上，應該看出了一些問題！問題是他不敢提啊！提了，動搖宋朝立國之初的根本！加之，他本人又是這套文官體制的受益者，自己打臉的事，文人很少會去做！

當局者迷！奢求一個當事人，能掐會算，有點為難人了！

司馬光之所以看不出北宋的危機，這其實是官僚主義的侷限性的體現。

中國古代的封建專制制度，是以中央集權為基礎的，以官位高低分層節制的，所以官員大多以官位為重。他們只忠誠於權力，而不是忠誠於國家和皇帝，換句話說就是，為官不為國，為權不為君。司馬光和當時的北宋大臣們，沒有人會不清楚北宋的危機現狀，但出於自身的官位利益和權力利益考量，他們都選擇了視而不見，甚至，就連司馬光這樣自以為新進的知識分子，都不免俗地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為什麼極力的反對王安石變法？其主要原因就是，王安石變法觸及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官僚階級的利益，這些人，他們做官，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為了升官發財，什麼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和他們又有什麼關係呢？所以哪怕北宋滅亡了，這些個官僚階級，也不會心痛，但如果，誰敢動他們的權力蛋糕，他們就會和誰拼命，在這樣自私狹隘而又封閉無知的官僚階級的統治之下，必然民怨沸騰，國庫空虛，兵不素練，因此，在面對外來民族的進攻之下，慘敗如此。最終滅國南遷，由北宋成了南宋，最後為蒙古所滅，實在是令人慨嘆。但這樣的歷史悲劇，並不只是宋朝一代所具有的，歷朝歷代都有這樣的悲劇，哪怕到了今天，官僚主義作風依然十分嚴重，這種為官為權不為國的作風，如不加以改變，則北宋這樣的歷史，將會不斷重演。

司馬光屬於生而知之的天才少年，還沒認多少字，就讀文講典的存在，小小年紀就高中科舉，仕途也是一帆風順那種。而且為官的路徑也非常的清晰。十九歲高中甲科進士開始，司馬光的仕宦生涯一直繞著兩條線在轉圈圈。第一條是文學教育線：什麼大理評事、國子直講、館閣校勘、鄆州典學。都算得上教育和文學系統職位。第二條是言官諫官線：什麼判官、同知諫院，直到最後龍圖閣直學士諫官之首。唯一的地方官經歷還是五十三歲任職長安京兆府。也就是說，在王安石變法前，司馬光幾乎任何地方治政經驗都沒有，算典型的言官、清流！動嘴皮子屬一流，寫文章屬一流，提意見更是本職，但要他們去辦事，實事求是的說，司馬光算不得幹吏，也做不了行政工作。推廣面板病不用發愁， 看看這個老中醫奇方（他不算政治家）哪時候的司馬光，除了寫文罵人，可取之處並不多。而王安石是什麼人？屬於遵循實事求是原則的，深知國家問題根本的幹吏，僅看從政經驗，治理地方的經驗，兩個人完全沒有可比性。因此這兩個人碰到一起，就註定會出問題。寫文章牛逼，講道理厲害，諫言直接的司馬光，就會有一個缺點，自視甚高，覺得自己都是對的，然後對王安石各種建議，各種指責。如果王安石脾氣好，還好點，如果脾氣不好，這兩人當然水火不容啊。王安石會想，你一個耍嘴皮子的，如何知道怎麼變法，兩個人互相看不起，互相看不上，互相抬槓，最後互為敵人也就成了必然。而王安石恰恰又是一個臭脾氣，外號“拗相公”的王安石，性格的強硬和倔強顯而易見，兩人相撞當然火星對地球。由此可見司馬光不是政客，只是一介文人！

世間萬物周而復始，迴圈往復，非人力所能及也！力挽狂瀾，挽大廈於將傾？夫事有人力之可致，尤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

司馬光那麼熟悉歷史為什麼看不出北宋的危險呢？

大家瞭解的司馬光熟悉歷史，是因司馬光著了《資治通鑑》。其實在古代的歷代王朝，大多皇帝及大臣都深諳經史，且皇帝經常以史和大臣論政治得失或自比古之賢能。

就北宋，不光是司馬光熟悉歷史，就皇帝、大臣都精通曆史。只不過司馬光著了史，今人才對司馬光比較熟悉。

要說司馬光熟悉歷史為什麼看不出北宋的危險，其實也不能說是看不出。

但凡朝代到了中末期的盛極而衰所隱危險的存在，大都是朝代發展弊端的積年沉痾，已到了極重難返的地步了，這不是人為能左右的。

司馬光受階級侷限性所致。他是大地主集團的代表，代表當時北宋中央保守勢力，恰與王安石相反。一種浸潤在守舊的疫海中的領袖，怎麼去想著掀翻享受皇權籠罩中的溫床呢？因此，司馬光只能是文化領袖，只能教皇帝禮儀，不會教皇帝耕耘。

很多有識之土早就看出了北宋的局勢，包括王安石、范仲淹、宋仁宗、宋神宗等人，他們為了扭轉局勢，也進行了嘗試。

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有的事是積重難返，連皇帝也是束手無策的，如熙寧變法，雖然宋神宗力推，但由於阻力太大，最後還是避免不了夭折的命運。

再如，每個人都知道當上美國總統要有錢，但實際上，並不是每個有錢人都能當上美國總統。

司馬光那麼熟悉歷史為什麼看不出北宋的危險呢？

北宋到了神宗時期，國家危險已經擺到明面上了，身為朝堂重臣的司馬光不可能看不出北宋的危險。

既然司馬光看出了北宋的危險，為什麼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反而竭力阻擋王安石等變法呢？

熙寧變法，又稱王安石變法，發生於宋神宗熙寧年間。其目的是富國強兵，欲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現狀。

想要解決問題，就需要從源頭開始解決，所以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就不可避免的傷害到了大地主階級和士大夫群體的切實利益。

司馬光於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中進士甲科，初任奉禮郎、大理評事一類小官，後經樞密副使龐籍的推薦，入京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改幷州通判。

生活簡樸，立家訓教育孩子節儉。

孝順父母，為離父親近些，可以奉養雙親，主動請命從奉禮郎改任蘇州判官。

有情有義，為保龐籍，三次上書朝廷自責，並要求辭職，龐籍死後，拜其妻子為母親，替龐籍照顧孤兒寡母。

歷史。

司馬光是個大儒，在北宋末期也是天資聰明，熟讀史書，為什麼也看不出北宋的危險呢？就是因為，他犯了一個共通的毛病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

可是，司馬光的暗淡日子沒過多久，宋神宗去世，繼位的宋哲宗和後來的宋徽宗都是兒皇帝，實際控制權都在高太后的手裡，高太后非常欣賞司馬光，又將司馬光等召回京城，司馬光又再次開始報復新黨，在這樣的黨爭裡，北宋末年的改革幾乎是朝令夕改。

宋神宗就是厭煩了這一點，才進行了改革，宋徽宗繼位之後，不斷尋求著新舊兩黨之間的平衡，但是，由於舊黨經常給皇帝的行政過程添亂，最終，徹底被宋徽宗趕出朝堂。從宋徽宗的年號建中靖國，最後到崇寧，也看書一個皇帝的無奈和決心。

靖康之變並非只是宋徽宗一人的決策失誤所導致的，是宋朝的機制導致呢，宋朝一直是重文輕武，而皇帝基本都是坐在朝堂之上與大臣坐而論道，只是在修德行，而對於軍事方面毫無認知，也導致了皇帝對軍事決策上的失誤，最終，導致了亡國的命運。

司馬光等所謂的大儒們，也在這個王朝覆滅的過程裡添磚加瓦，雪崩到來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也是一次杜撰，在宋朝的工藝，是無法做到一個可以容下一個孩子那麼大的水缸的。

司馬光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政治家、文學家之一，也是宋仁宗時代中後期最重要的大臣。司馬光能讓後人讚譽並牢牢記在心中的是司馬光小時候砸缸救人的故事和他寫下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史書《資治通鑑》。

司馬光曾經在《資治通鑑》中評價了漢朝名臣賈捐之。賈捐之要鬥倒權臣石顯，但石顯得到皇帝信任，賈捐之多次彈劾都沒有效果。賈捐之的朋友楊興認為石顯現在正受到皇帝信任，與石顯鬥是沒有好處的。於是賈捐之改變策略，天天在皇帝面前給石顯唱讚歌，誇獎石顯如何高尚，朝廷要如何用人，其目的是想把石顯捧高，引起皇帝的猜忌。石顯看破了賈捐之的意圖，並設計讓皇帝處死賈捐之。

《資治通鑑》

司馬光的意思是說，賈捐之彈劾石顯是正道，尚且沒有作用，故意捧高石顯是種邪道的方法，用這種邪道的方法來攻擊同樣是邪道的石顯，怎麼可能會成功呢？由此可以看出，司馬光認為正道才是最重要的，並相信正道永遠可以擊敗邪道，如果使用邪道，那麼就失去了意義。在司馬光的心中，首先要有正道，才能堅持正道，才能反對邪道。但問題是，司馬光堅持的道一定是正道嗎？別人的道與司馬光的道不同，那別人一定是邪道嗎？到底這個道是誰來規定是正是邪的？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Murano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資治通鑑》

可是，如果按司馬光所說的正道的方法，漢朝能解決西域問題嗎？肯定是不可能的。理由有兩點：1.西域各國不會在明面上反對漢朝，只會搞小動作，這就表明在名義上，漢朝不會抓住西域各國的把柄，漢朝也不會輕易找到出兵的理由；2.漢朝出兵到西域勞師以遠，在財力和物力上都不具有永續性。從長安到西域最近的Murano國就有3000多里路，漢朝如何出兵震懾西域？這也是西域各國喜歡搞小動作的原因：漢朝距離西域太遠。

傅介子之所以得到軍事家和外交家的推崇，是因為他以最小的代價解決困擾漢朝幾十年的問題，同時震懾了其他西域各國，告訴他們：即便漢朝不派大軍，同樣能搞定這些國家。不過，傅介子敢斬殺Murano王，除了他的個人勇氣非凡之外，和其背後一個強大的漢朝的支援和漢朝以利益至上的行事準則是分不開的。

宋朝與漢朝恰恰相反。首先，宋朝雖經濟發達，但國家是孱弱的，國家軍隊無法震懾其周邊國家，甚至在對外交戰的過程中屢屢吃敗仗。其次，宋朝以文治國，受儒家思想深遠，且形成獨特的儒家思想體系。宋朝的行事準則是注重名義，即不管做什麼事，都要保證自己在名義上是對的，甚至不惜犧牲利益來維護名義，或者想方設法置對方於不義。這或許就是司馬光對外敵的道，也是宋朝當時大多數人的道。那麼，宋朝要做的就是善待周邊國家，威化周邊國家，使周邊國家感受到宋朝的善意而自願臣服於宋朝，這會使宋朝符合名義。主動去攻擊周邊國家並不符合宋朝人的道，即便是被攻擊時也要在名義上壓住對方。宋朝既然想用道來讓周邊國家臣服，自然也就不需要強大的軍隊，也不會認同那些諸如傅介子斬殺Murano王等違反道的手段。

司馬光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品德高尚、正直、學問淵博而博大精深，他所主持編寫的《資治通鑑》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都少見的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但是就在他所記載的那些東西里邊你們看到了嗎？步步玄機步步都是話裡有話，就看你後人是不是從那裡面去深究。

其實最根本就是來自中國史學界的一個傳統，中國史學界因為皇帝的淫威所在，所以中國歷史記載裡面非常多的東西，或者是給隱晦掉了，或者是在記載當中全都是這麼話裡有話的，任何一個皇帝死亡的時候，他都不會告訴你，這個皇帝是怎麼死的，他都是特別簡單的一句話，某月某日某時皇帝崩某月某日某時皇帝崩於什麼地方完了，頂多再告訴一個多少歲完了，但是有的時候他會在和皇帝有關係的其他人的那些記載裡面，他會給你莫名其妙的給你加上點什麼東西，這個地方加一點，那個地方加一點，他就看你後人是不是夠機靈，後人是不是想去偵查這件事，偵查這件事你就通過這件事那件事一點一點的串到一起，最後原來人們就會恍然大悟啊，原來真相是這個樣子的。

就在這個斧聲燭影這件事裡，你就能看到司馬光是一個嚴肅而且極端的維護皇家臉面和帝國體制臉面的人，在他的時代裡你就能看到，他是出於這種良知和不得不為之的這樣的一種現狀，但是他給你埋下去那麼多的伏筆，讓你去猜，你猜完了之後你就大體上、即便不是當時的事實真相，也離真相不遠了。

為趙光義辯護的一方，他們有一個很堅強的一個理由，就是杜太后臨去世的時候那個金匱之盟，金匱之盟這個疑案和斧聲燭影這個疑案是緊密的聯絡在一起的，攪在一起根本就沒法把它完全分開的，那個金匱之盟就和趙匡胤、趙光義、趙廷美他們三個人的母親杜太后有密切的關係，這個杜太后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老太太，整個金匱之盟的這個謎案，其實就是圍繞著這個老太太臨終的時候到底有沒有這麼回事展開的，直到今天，我們的史學界和接觸到這件事情的任何人都是見仁見智、各說各話議論紛紛，沒有一個特別權威讓所有的人都信服的說法。

我來回答:

一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二是無能為力。

這就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一樣，大家都覺得房價高的離譜，很多城市已經泡沫化，但是誰能阻止的了呢？誰可以把房價壓下來？答案是沒人。司馬光再厲害也只是一個普通人，而且歷史潮流是既定的，該向什麼方向發展不是人為能決定的，所謂順勢而為，不要逆天而行。

我的結論：司馬光肯定也是看出來的。

司馬光，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進士及第，官至龍圖閣直學士，歷仕仁宋、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儘管如此，他的主要業績和貢獻還在於歷史研究和做學問。無需多言，他留給後世最為輝煌燦爛的文化成果莫過於《資治通鑑》。其去世後，諡號為文正，一定程度可佐證其歷史功績。

司馬光與同時代的王安石、范仲淹等由於共同的憂國憂民的情懷、正直無私的為人，以及互為欣賞的為文，而互相欣賞。但在神宗期間，卻由於王朝政府大力實施的變法改革運動的原因，一度時期互為政敵。

知道問題跟解決問題之間還有兩個字，叫做到，終宋一代，三冗問題都是整個宋代所有的大牛們苦思而不得其解決方案的大難題，而且，趙光義得位不正，立下以文治武的國策實在是亡國之源。須知文武相得才能夠國家興盛，所以文人也有侷限性，武人也有侷限性。司馬光非是不知怎麼做，實在是沒法做，做不到啊，不然看看王安石，拗相公那麼厲害，不也是遺恨金陵嗎？

皇帝問司馬光:

你為什麼要反對王安變法？

司馬光答:祖宗之法不可變。

皇帝問:現在國家面臨冗官冗軍冗費三大問題，你怎麼解決？

司馬光答:我不知道。

皇帝又問:西夏遼國蠢蠢欲動，不斷襲擾我大宋邊境，該怎麼辦？

司馬光答:我不知道。

皇帝默然良久，最後徐徐說道，司馬愛卿，你還是去專心偏寫你的書吧。

就這樣煌煌史學鉅著《資治通鑑》才得以面世。

不是看不出，是為了個人能有好生活，必需順應潮流，適合生存之道。多數人的事情，多數人擔著。自己好就行了，這就是落後的根本原因。

一個人的觀點，不合利益獲得者心意，即便心知正確，也要打壓，確保穩固自己小家利益。這也是落後的原因。

我大中華智者無數，但朝代不久遠，足以說明根本問題在那裡。

這個題目感覺有點問題。

包括司馬光在內的北宋高層不少人都看到了王朝面臨的危險：外有強敵，西夏遼國。內有患憂，稱作為冗軍冗官冗費的“三冗”之害。

只是，司馬光找不到良性改革的辦法，但對王安石的效法漢之桑弘羊的改革方式卻堅決反對，因為作為《資治通鑑》的作者、當世修史第一人，在深深把握這個國家脈動，知道這個國家不能被這麼改革，這是找死。

北宋沉痾難返，有點類似當年蘇聯的處境，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王安石充當了戈爾巴喬夫改革派的角色，結果也和蘇聯一樣，最後都以失敗告終，讓國家元氣大傷。

反對王安石改革但又找不到好的辦法，只好行保守之策，就好像病人得了重病，卻只有給出一杯溫開水的診療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