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早就立下了規矩，不準殺士大夫。明朝朱元璋濫殺大臣，早已給後世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所以，明朝比宋朝大大的落後了，封建專制主義極為嚴重。

不能說宋代黨爭的時候完全沒有性命之憂，不過相對於明代而言確實較為溫和一些。蘇軾被流放到現在的海南，當時由於醫療技術落後很容易得上傳染病，有不少南貶的官員也因此送命。貶官有時候也可能會因此送命的。

第一是因為兩個朝代形成的政治傳統是不同的。宋代以文立國，趙匡胤特別優待士人。趙匡胤曾經留下遺訓，不搞因言獲罪。所以在整個宋王朝只有極少數官員因為言論而被判處死刑。在政治鬥爭過程當中，對於失敗一方的處理往往是貶官。相對來說，是一種文明的方式。明代的情況則完全不同。朱元璋生性狡詐，對臣子特別猜疑。制定了很多非常嚴酷的約束官員的法律。在元代的時候，蒙古統治者不重視文化在以前歷代所形成的尊崇讀書人的政治習慣到元代時徹底終止。這種習氣被明代所繼承。

第二，兩個朝代的權力制衡機制是不同的。宋代的時候，趙匡胤採取了在同一職位上設立多位官員的方式來分散權力，從而防止權臣出現。這帶來的一個負面影響就是冗官問題。明代時候朱元璋採用言官來制衡朝臣。言官本身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利，但是可以向皇帝報告，各級官員不法行為。朱棣之後開始重用宦官，也成為了制約朝臣的一股政治力量。所以明代長期以來有三股政治力量相互鬥爭。由於相互之間處於不同的政治角度，所以相對來說鬥爭會更激烈一些，相比較而言宋代時期的權力之爭往往是同一部門內部之爭，反倒沒有明代那麼嚴重。

第三，宋代形成了非常獨特計程車人精神。這實際上和宋代的文化政策互為因果。從中國古代來看，宋代是中國古代思想的一個高峰。宋代的理學在近代以來揹負了很多罵名，但實際上理學強調的個人修養以及對於理想精神的追求並不是一件壞事。在這種士人精神的影響下世大夫階層相互之間都很敬重。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是政敵，但從來不詆譭對方的品格。蘇軾夾在這兩個人中間吃了不少苦頭。但依然能夠給予這兩個人非常公允的評價。這種氣量和精神在明代是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