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缺水，並且地下水變滷苦。

第二，經過多次戰亂後，長安不復有當年的繁華。

第三，唐朝後的皇帝，大多都不是起源於西北。

已經不足以成為首都的基礎了，無論政治還是經濟還軍事上，特別唐代安史之亂經濟中心南移後，南糧北運不方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隋煬帝修建京杭大運河，這時，北宋開封、洛陽很方便，當然南京和北京和杭州更是聯為一體，金元明清都是在北京定都。明清時期有蘇湖熟天下足，江南地區在明清時期富庶發達是經濟中心，經濟中心是南直隸~南京；北直隸~河北，我大一統王朝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唐代之前是黃河流域東西搖擺(殷墟安陽、洛陽、西安)

之後國都是南北搖擺(河南開封、杭州、南京、北京)等沿著京杭運河搖擺為主。

都城的形成，一般有兩個要素。第一，是自然條件；第二，是政治影響力，即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

唐朝以後，長安的地位大大下降，我們也可以從這兩個方面尋找原因。

長安的建城，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當時的關中地區，是一片肥沃的平原。

商朝中晚期，尚未強盛起來的周部落，屢屢遭受北方戎狄的侵犯。周人被迫南遷，最終在岐山腳下定居，並將這塊平原命名為“周原”。

關中平原的氣候、土壤條件優越，非常適合農業耕種。農業的興盛，帶來了人口的增長，保障了政權的穩定、強大。

然而，西漢兩百多年的相對穩定，使得人口迅速膨脹。為了養活更多的人，大量森林被開墾為耕地，久而久之，關中平原的環境大大惡化。

到了東漢時，洛陽成為首都，這也側面反映出長安城的不堪重負。漢末的群雄混戰，又使得長安遭受了巨大的破壞，民生凋敝，元氣大傷。從此，長安進入了兩百多年的恢復期。

此消彼長，長安再次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之中。公元535年，強大的北魏分裂，權臣宇文泰擁立傀儡皇帝元寶炬，建立西魏。在選擇都城時，宇文泰再次瞄準了這個千年古都：長安。接著，從西魏到北周，再到隋、唐，幾代政權一脈相承、共同經營，長安再度迎來了巔峰，並且成為了享譽世界的大都會。

當然，歷史依然會不斷重複。

據統計，盛唐時期，長安城的人口已經達到西漢時的兩倍以上，城中各種華麗的建築，規模也要更加龐大。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耕地、更多的木材。

先秦時期，關中平原的森林覆蓋率還有50%以上，而到了唐朝，僅剩30%左右。長安城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巨大壓力，很明顯，它已經不可能自給自足了。

隋唐時期開鑿的大運河，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從全國各地運送糧食，以滿足長安的需求。舉全國之力養一座城，這句話可能並不誇張。

雖然它依然有著險要的地形，但在基本的生活需求無法滿足的情況下，這個優勢也就顯得不太重要了。後來的北宋建都時，就完全沒有考慮地形問題。北宋需要養活更多的人口，因而，地處水運中樞，交通便利的開封城，順理成章成為了首都。

總的來說，到了唐朝時，長安城的優越資源，已經基本消耗殆盡。它從一個宜居城市，變成需要舉全國之力供養的大負擔。要維持這樣一個都城，需要付出極大的成本，是得不償失的。

除了自然條件以外，政治影響力同樣是選擇都城的重要因素。

所有選擇長安建都的政權，同時也是在長安成長、壯大的，換句話說，長安是他們的大本營、根據地。無論是周朝、秦朝，還是漢朝，都是如此。

一個政權，絕不可能選擇陌生的地方建都。他必須保證在都城裡，都是支持者或親信，也必須在這個地方有穩固的根基。換句話說，都城必須是政治中心。

因此，只要我們分析一下唐朝以後政權的特點，就會知道長安為什麼不能成為都城。

如：後梁太祖朱溫，原是黃巢的部將，投降唐朝後，被封為宣武軍節度使，鎮守汴州（開封）。十餘年後，朱溫篡唐稱帝，都城便定在開封。自此，經歷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以至於北宋，都城基本都沒有變化。（後唐曾短暫定都洛陽）

明朝的都城選擇也很有講究。朱元璋是安徽人，後來參加反元起義，打下的第一塊穩固的根據地，就是應天（即南京）。稱帝后，明朝的首都自然而然就是南京。

他的兒子燕王朱棣，作為一個藩王，根據地在北京。朱棣通過謀反奪取政權之後，繼續留在南京肯定是站不穩腳跟的，於是不久，他就將都城遷到了北京。

個人認為，唐朝以後長安城的沒落，最主要的因素還是自然環境的惡化，隨之帶來經濟的衰落、人才的流失，由此，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治影響力。

俗語講：地靈人傑、鍾靈毓秀。條件優越的地方，往往湧現出傑出的人物。唐朝以前，中國的名人大部分是北方人；唐朝以後，南方人便後來居上。究其原因，在於北方經過數千年的開發，自然環境早已不堪重負。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經悄悄地向南方轉移了。

也因此，唐朝以後的政權，要麼依託中原或江南地區建立，要麼是北方少數民族南侵。這兩種形式的政權，一種更看重江南優越的自然經濟條件，一種則將北方作為政治中心。兩種選擇，都跟長安沒有任何關係。

長安作為十三朝古都，特別是秦漢唐三大朝代。長安在中國古代史上是一個有無上榮光的城市。但唐朝之後，歷代大王朝就沒有再建都於此。北宋建都開封，元明清建都北京，中華民國，北洋定都北京與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新中國定都北京。究其原因，本人認為既有長安自身的問題，也有外部的因素。

自身因素：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在唐後出現很多侷限。其一，經過漢唐長期開發，自然生態環境惡化。如水資源缺乏，唐長安城用水長期緊張。如土地肥力明顯下降，農民收入受影響等。如自然災害十分頻繁。據統計，有唐一代，關中僅旱災就發生了十八次，平均每十六年一次，其他的水災、蝗災等災害不時發生對農業經濟損害巨大。

其二，地處西部，地理環境險峻，區位劣勢越來越明顯。長安，所處其實是中國核心區的地理不易邊緣，且山河險峻，史稱“據百二河山之險”、“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為險固”。這其實也導致了一個問題：交通十分困難。特別是隨著東、南部人口、經濟的發展，以長安為行政中心，對遙遠的東、南部的控制日益力不從心。

其三，從“安史之亂”到五代十國，長安多遭戰火推殘。僅唐中後期 “百餘年間，長安六陷，天子九遷” 。已不復昔日繁華。

這是老問題了，我記得一年多前就寫過類似的文章了。長安，寓意為"長治久安"，唐朝及之前的朝代一直是一國政權的核心，哪為何唐朝以後的朝代都不在長安建都？從一個香餑餑，變成後來的無人問津，期間發生了些什麼？小編主要歸納原因有四大點。

一、人口壓力過大與天氣問題

唐朝時期人口激增，但由於天氣變暖，關中地區降水減少，再加上水土流失，土地越來越貧瘠，糧食無法供應這麼多人。早在唐高宗時期，他經常帶著大批官員在洛陽辦公，以減輕長安供應不足，到了唐朝末年，關中地區的糧食短缺，還要從江淮一帶運糧接濟。

二、戰亂帶來的破壞

唐末的戰亂是巨大的，國都六失，天子九逃。安史之亂、吐蕃和党項聯軍入京、黃巢之亂都曾經對長安城進行大肆破壞和洗劫，朱溫迫使唐朝皇帝遷都之時更是將整個長安幾乎徹底摧毀。所以重建即要花大量的金錢人力資源，又要大量的時間，不划算。

三、經濟中心南移

唐朝時期，南方海上貿易的鼎盛，海內外商業蓬勃發展，加上南方相對的穩定。五代十國時，沒有政治中心的依託之後，長安的經濟急劇下降。

四、外敵的威脅

中原政權一直都有或多或少的外敵干擾，而長安地處西北，而附近有不少少數民族的政權，如匈奴、突厥、回紇、吐蕃等等，盛世是可能不是什麼威脅，但是中原王朝一內亂就會趁虛而入，吐蕃兵臨城下就是例子。

總結

縱上述的四點原因，加上五代政權及兩宋要麼不是大分裂時代，要麼不是大一統的王朝，而元朝就開始第一個建都北京，此後北京取代了長安，長安只能以西北重鎮的身份而存在。

因為隋唐定都三百年

導致長安的排汙系統嚴重損毀，地下水汙染嚴重，已經不適合大量人口居住。

所以唐朝滅亡後，長安沒有作為都城。

另外，朱溫滅唐之後，把長安城的宮殿拆了，然後運去了洛陽修新的。

這是唐朝滅亡之後短期內，長安沒有繼續作為都城的兩個直接原因。

而其後，長安也不是沒有機會做都城。只是都錯過了。

西周鎬京，秦咸陽，漢長安，隋唐長安。其實都是重建的。

漢長安在咸陽邊上，隋唐長安又在漢長安的邊上。

所以其實雖然隋唐長安不適合做都城，但可以在旁邊重建。

但長安錯過了這樣的機會。

第一個就是北宋。

五代大多定都汴梁，也就是開封。

趙匡胤曾經想遷都到西京洛陽，然後再遷都長安。

因為他弟弟擔任開封尹，有自己的一派勢力，趙匡胤想要擺脫這股勢力，培植自己的兒子。（趙匡胤篡位的時候，自己兒子還小，所以得培植自己的弟弟）

但這事最終因為各種反對，連遷都洛陽都沒辦成。

第二個就是明朝。

朱標曾經建議遷都西安。但也沒有成型。後來朱棣為了防禦北元，將都城遷到了北京。

唐朝滅亡之後

其實政治中心就在東移。北宋和後期的金，都城都在開封。

歷朝歷代建都，一般都喜歡選現成的大城市，即使是重新修一個，也是優先重建大城市。

剛好朱棣選擇了北京，以來可以更好的打北元，二來是自己的地盤，自己根基在這。

而清朝來自山海關外，北京是離他們老家最近的政治中心。

滿清皇室其實一直有退路就是如果中原有一天守不住就退回關外。

由於這種種原因，唐朝滅亡之後，長安沒有在作為主流朝代的都城。沒記錯的話，李自成倒是定都過西安。

1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實際上也是政治經濟中心東移的過程。從長安——洛陽/開封——北京/南京。

2從隋以來，關中一帶就不復以往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的狀態。

但是隋唐以後，這一盛況不復。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增長和戰爭的破壞，人口的增長帶來了森林的破壞，如白居易《賣炭翁》，冬天要取暖啊，都已經伐到“南山中”。人口增長——伐木增加——森林覆蓋率降低——水土流失——荒漠化。所以自秦漢以來，山陝甘一帶的植被綠化總體是下滑的，這一現象直到改革開放後特別是新世紀後，才得以扭轉。

這樣子時間久了，這片土地上就養活不了那麼多民、官、軍。因為都城裡有大量不事生產的官吏、駐軍。所以，楊廣要修大運河，方便走水路從東南運糧。以東南錢糧養西北腹地軍民。

3也是人才“孔雀東南飛”的反映。如果說之前的兩個還是顯而易見的，那麼人才的因素就是隱形的，但卻發揮了靈魂的作用。

在南方經濟社會自唐以來完成對北方的反超以後，這一現象也反饋到人才培養上。例如明清兩代，東南的進士數量，以及當代的兩院院士中江浙籍的數量。

哪個地方的人才多了以後，話語權也必然隨之增加。

4現代海洋貿易的最終影響。人口的集聚優勢，總體上呈現向沿海地區發展的趨勢。

特別是隨著近現代航海技術的發展，海權的興起，以及海洋貿易的繁榮，各國的經濟更加呈現向海而興的特徵。例如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三大灣區:紐約大灣區，舊金山大灣區，東京大灣區，以及我們要大力推進的粵港澳大灣區。

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從政治傳承和經濟發展以及地理位置三個角度的來回答：

政治傳承上來說，中國古人有“均統四方”的觀念，在《長安志—京都》中引用《五經要義》：王者受命創始建國，必居中土，所以總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一至萬國者也。

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自秦至唐朝，中國古代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不斷的發展，疆域的不斷擴大，以及政府的大規模移民南方，使得南方的土地得到了較好的開發，為日後的經濟繁榮打下了基礎，同時，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地理位置和資源的限制，長安地處關中平原，狹長的地形，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到唐中期，武則天遷都洛陽就是很好的說明，作為首都，交通的便利程度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是長安都不具備的，地處西北內陸。

地理角度來說，長安地處西北內陸，自然環境和東部地區的城市來說沒有優勢，同時交通不便，不利於統治，且城市發展受限，人口和糧食的需求量的增加，使關中地區額度的土地壓力比較大，無法養活湧向城市的人口。

因此，隨著經濟和人口的大規模增長，地處西北的長安，在城市發展的資源上處於劣勢，不利於統治階級有效的管理國家。

唐朝以後，長安再也沒有成為都城，其根本原因是中國社會發生了變化，由豪族社會過渡到了平民社會。社會的主要矛盾從豪族之間的東西矛盾，轉變成草原王朝與中原王朝的南北矛盾，受這一轉變的影響，長安、洛陽實際上是雙雙沒落的。

說到長安就必須要提洛陽，沒有洛陽這個參照，長安也是模糊和不清晰的。

武王伐紂以後，就提出了“宅茲中國”的設想，要在洛陽營建新都，以便更好的控制關東地區。因此由武王選址，召公相宅，周公營建，成周洛陽作為新都就正式面世了，此時周朝還有一個都城，叫做豐鎬，被稱為宗周。從周人建造洛陽的目的不難看出，洛陽一開始就被賦予了關東地區的“領袖”地位。

漢高祖劉邦，奪得天下以後，最初是想要定都洛陽的，因為周天子就曾經在洛陽，他作為皇帝，天命所歸，也要都於洛陽。

這個方案被婁敬和張良堅決反對，原因是劉邦在奪天下的時候，為了快速消滅項羽，分封了很多諸侯在關東地區，諸如韓信，彭越等，都有和劉邦爭天下的實力，為了安全起見，都城必須建在長安。

事實證明，張良等人更有遠見，漢朝之所以能夠平定後來的七國之亂，其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身處關中，有充足的時間排程平叛。到東漢光武帝的時候，功臣勳貴多是關東豪強，為了平衡各方利益，劉秀只能將都城建在洛陽。

隋唐時期是關隴貴族得勢，都城又落在長安。隋煬帝楊廣和武則天遷都洛陽，則是為了能夠擺脫關隴集團的控制，到關東去謀求發展，長安與洛陽就這樣在關東和關中集團之間拉鋸，誰強或者統治者希望誰強，都城就建在誰那。

宋朝是在五代幾十年的離亂廢墟上站起來的，從唐到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那就是從豪族社會到平民社會的演變。

宋太祖趙匡胤立國的時候，北方的遼國已經稱霸幾十年了。朱溫推翻唐朝，自立為帝的時候，第一時間派使臣出使遼國，希望得到遼國的支援和認同，之後五代更替，都要到遼國背書。直到宋朝完成統一，兩強正式碰面，此時的格局由東西爭雄變成了南北對峙。

進入平民社會，全國一盤棋，作為都城，人口和經濟要素日漸重要。長安和洛陽在這方面越來越落後，地位急劇下降，東京汴梁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宋朝滅亡以後，蒙元立國，元朝的皇帝忽必烈，也是蒙古汗國的領袖，他將都城設立在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這裡是中原文明，草原文明和漁獵文明的交界地，最大限度的兼顧了各方面的利益。

明接班元，清接班明，就這樣傳承下來，長安洛陽也再沒機會。

綜上所述，社會結構的變化，帶來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從而影響到帝國首都的選址，長安和洛陽的落寞是時代造成的，它們本身並沒有什麼過錯。

為何再唐朝之後，再沒有朝代在長安建都？

現在從二個最重要的方面去說.

1.是誰終結了長安作為首都的節奏？ 這個人就是朱溫。

朱溫是讓長安徹底失去首都資格的人.

安史之亂期間，戰亂四起，北方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叛亂平定後，北方又陷入長期的藩鎮混戰之中，後面又發生了黃巢起義。因此，經濟受到了較為嚴重的阻塞，發展比較緩慢,人口也慢慢的變少，開始南遷。反之，南方未經安史兵禍，戰亂較少，而大批逃避戰亂的北方人又湧進南方，增加了南方的勞動力，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所以在唐朝後期，南方經濟比北方經濟發展迅速，國內的經濟重心開始逐漸南移。

3.朱溫東遷

唐朝後期的黃巢起義和藩鎮混戰混戰基本打的最激烈的地方，在長安一帶.損壞嚴重.

朱溫便下令長安百姓按籍遷移，拆毀長安宮室、房屋，將木料順渭水漂下，在洛陽營建宮室,棄用長安。

1.從隋朝開始，楊廣完成了一個偉大的運河，連線了北方和南方. 運河的興起，使得整個經濟的中心向東移.

在整個運河的交叉處，“汴水”的便利成就了開封，使得後來朱溫繼續東移. 遷都開封.

史書記載的汴水：

“今汴州水陸要衝，山河形勝，乃萬庚千箱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爰自按巡，益觀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為東京，置開封府。”

2.長安失去首都地位還有一個不起眼的地理原因

就是唐朝後期，丟失了整個河西走廊，和西域， 通往西部的絲綢之路斷絕. 使得長安失去了整個地理和經濟中心的位置.

以後的朝代宋，也沒有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後來南宋開闢了南方的絲綢之路，徹底將經濟中心，東移。

宋朝偏安一隅，沒有能力。

元朝統治階級沒有這個意識，認為強盛的地方是草原，不是中原。

明朝燕王天子守國門的同時剛好可以回自己的大本營。

清朝是清承明制，明清不分家，始終在明朝的基礎上做事，然後要超過明朝，證明大清遠勝於大明。也沒有這個意識。

在封建社會中，都城的設立至關重要，這關乎一個王朝的統治是否安定，都城的設定要考慮政治、文化、地理等多種因素。中國有600多個城市，但是曾經在封建社會中成為都城的寥寥無幾。其中西安曾做過周、秦、漢、隋、唐等13個朝代的都城。不過在唐朝滅亡之後，就再也沒有王朝將長安定為都城了。

長安地區都城地位的變化，開始於唐朝末年的“黃巾起義”，公元880年12月，黃巢帶兵進攻長安，唐僖宗狼狽出逃。代州等地節度使率兵前往長安勤王。公元883年，黃巢被迫撤出長安城，但是此時的長安城已經經歷了三年的腥風血雨，早以盛世不再。

與此同時，大唐王朝也迎來了末日，地方節度使壯大，中央宦官專權。宦官田令孜，與王重榮，李克用三人，因為爭奪鹽稅之權，勾心鬥角，田令孜處於下風，但又不甘心自己的利益被他人奪去，於是便攜皇帝出逃。

在出逃時，他下令火燒長安，就這樣長安城淪為了一片火海，自此風光不再。關於為何後世沒有將長安城選為都城，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由於有了比長安城更好的選擇。

城市經濟狀況對於都城的建立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作為國家首都，必須要保證經濟的正常發展，糧食的正常供應，否則會引起叛亂威脅統治。長安城曾經盛世的出現和後來的敗落都與經濟有著極其重要的聯絡。

經歷過戰亂和火海的長安城已經稱得上是一片廢墟了。早在安史之亂時期，唐朝的國力就已經被消耗了大半。此後都城長安被叛軍、吐蕃人、黃巢等人多次佔領，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洗劫後的長安城，早已破爛不堪，百姓也被殺的殺，逃的逃。缺乏勞動力的支援，重新再現長安往日的輝煌可謂是難上加難了。

隋煬帝在位時期修建了京杭大運河，成功聯通了南北地區，帶動了周邊城市的發展。到了南宋時期，南方的經濟地位已經超過了北方，在這種條件下長安城的經濟價值，自然是不如其他城市，如果要建都長安的話，需要耗費的人力物力過於龐大。

在封建社會中，政治背景一直都是都城選擇最重要的因素。除了城市當地的政治環境以外，國家外部威脅也是極其重要的。

縱觀封建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唐朝以前對中原王朝產生威脅的勢力，往往來源於西北地區，比如說周朝時的北狄，漢朝時的匈奴，隋唐時的突厥。作為一個國家的首都，必須要保證在戰爭時能夠為前線提供強大的物質支援，及時接收資訊，進行資源調動，所謂“天子守國門”便是如此。在唐朝之前，長安就很好的具備了這一功能。

可是在隋唐以後，中原王朝的外部威脅逐漸轉移到了東北地區，比如說宋朝時的契丹，明朝時的蒙古。宋朝時建都汴梁，這是因為汴梁是距東北邊境較近的地區當中最有實力的城市。明朝時建都北京，也是同樣的原因。

由此可見，都城的選擇與國家安全有著極其重大的聯絡，長安之所以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優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外部威脅勢力的改變。

因為科技發展的限制，封建王朝崇尚風水玄學，在中國歷史上曾流傳有兩個說法，首先是“一姓不再興”縱觀封建歷程，可以發現沒有哪兩個大王朝的統治者是同一個姓氏的，然後就是“王氣千年盡”，這句話指的是都城的王氣滿1000年就會消失，直到封建王朝結束這一個傳言也沒有被打破。

因此，唐朝以後長安再沒有被作為都城的原因還有中國傳統的風水玄學這一文化因素，在現在看來，這一原因或許並不可信，甚至有些可笑，但是在技術水平有限的古代，很少會有統治者敢於冒這個風險，定都長安。

自然地理條件也是都城選擇的一個重要標準，在封建社會初期，關中地區被稱為“天府之國”，沃野千里，森林密佈。可是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人類活動的區域愈發廣泛，活動強度也越來越大，關中地區的這一優勢也不復存在。

水源對於人類生存，城市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秦漢時期，關中地區雨量充沛，因此得以沃野千里，這保證了城市糧食的供應，後來隨著人類的生產擴張和戰爭的爆發，關中地區的環境被破壞，雨量漸漸減少，曾經肥沃的土地也開始鹽鹼化，城市糧食供應也日趨緊張。

隋朝時期洛陽修建了全國最大的糧倉——洛口倉，這個糧倉主要負責囤積中原和江南一帶的糧食供給給長安。唐朝末年的戰爭完全破壞了關中的環境，使這一地區，無法正常進行糧食供應。

除此以外，關中地區在隋唐時期有著劇烈的氣候變化，隋文帝開皇20年，這一地區曾發生過大雪災。關中地區也曾多年乾旱，據《新唐書》以及《舊唐書》記載，在唐朝時期關中地區曾有15年冬天沒有降水，從目前出土的各種唐朝古畫，我們可以發現當時不論男女老少，衣著都很單薄，而之後的宋朝人物畫則以身著棉袍厚衣為主。

到了唐朝後期，這種氣溫偏高的現象發生了改變，轉而以低溫為主，據記載貞觀年間，春秋季曾出現過霜雪現象，造成了糧食減產。

長安城錯失都城地位的原因有很多，在經濟上，長安城經過多次破壞之後，已經很難恢復往日的輝煌，在政治上，隨著外部威脅勢力的轉移也失去了政治優勢，在文化上，長安城已經走到了王氣盡頭。時光流逝，歲月匆匆，如今的長安已變為西安，但我們依然可以在現在的西安城裡看到它曾經的輝煌。

長安作為十三朝的首都，在漫長而又頻繁的朝代更迭中，經歷一次次的浩劫和災難，城市遭受的破毀，已經耗盡了它所有的資源優勢和王氣之象。唐朝之後，帝王們審時度勢，綜合經濟，軍事等各種因素，做出了不在此建都的決策，從而一致延續下去了。不在此建都的原因無外乎以下幾點:

經濟的因素，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隋唐時期，中國經濟中心逐漸開始向東南轉移，中原人口大量遷徙，尤其是京杭大運河的開通，便利了各地區經濟的溝通交流和發展。加之，東南大部分地區，未受戰亂影響，長期安定的環境，更使該地區的經濟獲得長足的發展。

生態環境的汙染，安定時期大量人口的湧入，以及戰爭的破壞，使生態環境越來越惡劣，水土流失嚴重，那個年代更沒有環保的意識，經歷十三朝漫長的破壞，已經風沙肆虐，水源不足，嚴重影響著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更別說作為一國首都了。要不，現在西北大片的沙漠，怎麼來的。

軍事方面的考量也比較重要，隨著西北各個民族政權的不斷髮展，邊境地區的摩擦不斷增加，受其侵擾，越來越多的百姓遷往內地，更加劇了邊境地區的衰落。由此造成的縱深防禦嚴重不足，威脅著著首都的安全。

唐朝之後的歷代統治者，面對現實，作出戰略抉擇，實乃順應時代潮流發展。

長安已經作為十三朝古都，實在已經不能再承受歷史之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