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兵的其實是佩服有才的人，武力是一方面，智力也是一方面。像諸葛亮、劉伯溫、王守仁，你說這幾個那個能夠橫馬立刀，決戰沙場，但是你看結果呢。諸葛家、劉伯溫是軍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當兵的能不佩服嗎。王守仁一個文官，臨時的整理散兵遊勇，還有幾個縣官充做的大將，直接打的朱辰濠幾十萬正規軍落花流水。這樣的人，當兵的能不佩服嗎，我感覺都不是佩服了，而是五體投地。傳到日本了，日本大將還以“一生俯首拜陽明”作為座右銘呢。

所以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說的都是庸才，沒什麼本事，還在那裡瞎逼逼。你說這些征戰沙場的人，誰能給他講道理。都是歪理講不過，就動手打他丫的。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是流傳甚久的俗語。“秀才”指讀書人，也就是知識分子；“兵”則指沒念過書的粗人，因為古代“好男不當兵”，只有老粗才會去當兵。

知識分子碰到老粗，在溝通上會出現幾個問題： ——“語言”的表達不同：雖然說的都是同一種語言，但因為二者所受的教育不同，成長經歷不同，語言的表達方式也就不同，結果“兵”聽不懂“秀才”說的，“秀才”也聽不懂“兵”說的，於是秀才就“有理說不清”了。

書人與武夫的價值觀和溝通方式不同，難以親切友好的在一起交流溝通，硬要溝通可能還是一件比較危險的事情。秦始皇焚書坑儒，清初大興文字獄，基本都是秀才遇到兵、溝通失敗造成的慘案。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無理寸難行。理在我們華人的道德理論中佔據了舉重輕重的地位。秀才和兵代表了兩種職業。從古至今，職業在社會的排位的都是有排序的，秀才一直以來代表了文化，士兵一直以來代表了武力。這是一對職業帶來的矛盾。這句秀才遇到兵便是讓矛盾集中在一起，“理”變成了主要這兩個職業的矛盾突出點。有理的一邊說不清，在於武力可以戰勝弱小但有文化書生。無理寸難行，在於文化思想可以透過教育士兵提升素質。當矛盾來臨時，職業不一樣，文化素質高低不一樣，能力不一樣，處理矛盾的辦法也就不一樣。現在中國已經是法制社會，依法治國，依法行政，依法治軍。“理”是輿論導向和道德理論的結合體，所以，我們各行各業遇到矛盾時，要在合法的範圍內合理的處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