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仁,然後義從仁出。知義,然後由義判斷是非。問題是:仁是什麼?——不理解仁,就不知道義,從而不辨是非。
從現象學的角度來說,“仁”不是“什麼”,“仁”什麼都不是,它不能被物件化地精確描述(準確地說是“仁不可說”),它只能在情境化的當場生髮中才能被體驗——即,對“仁”的精確領會,須在具體情境中的當場才能“是”起來,當場顯現出來。
想要簡要地理解仁,可從“仁道”來領會。仁道,即人道。天道,人道並列,可從“天人合一”來領會天道和人道之間那種既並列又區別又能融合為一的關係。就天和人來說,仁道著重於“人。”
仁道(即人道,須注意與“人道主義”沒有關係)乃是個體的“我”與眾人共存於世間的為人之道。
仁無成法,“仁”不可被概念化為任何固化的標準——或寬厚或嚴厲,或坦蕩或隱忍,或愛或恨,皆隨心動(惠能:仁者心動)而發,而心相無窮,故仁有無窮之變化——恰如《三國演義》煮酒論英雄那一段曹操說的“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于波濤之內”,仁應天應時應人應情應境由心而化,在觸景生情的“心動”之當場方可領略“仁”之變化。
“仁”由心而化,故須知“心”之為何。心非物,乃“我”與世界之交匯境域,在這一境域中,世界乃是天人時情境,“仁”是世界和“我”在心中的一種共鳴之音(注意:音字和言字同源)。把這共鳴之音轉換為“聲”,即把它用語詞說出來,就獲得了“義”——即:仁至而義盡(這時候,仁乃是一種象,仁至義盡乃是一種意以象盡)。
仁義是一種“我”與世界的心之共鳴而出的聲音——仁義作為這種共鳴、這種“心動”,它的主題是“愛人(仁者愛人)”,就彷彿心底有個聲音對“我”講述出當下的愛恨之決斷,這聲音,恰如(注意:有重疊但不同)海德格爾所謂的良知之召喚。
知仁,然後義從仁出。知義,然後由義判斷是非。問題是:仁是什麼?——不理解仁,就不知道義,從而不辨是非。
從現象學的角度來說,“仁”不是“什麼”,“仁”什麼都不是,它不能被物件化地精確描述(準確地說是“仁不可說”),它只能在情境化的當場生髮中才能被體驗——即,對“仁”的精確領會,須在具體情境中的當場才能“是”起來,當場顯現出來。
想要簡要地理解仁,可從“仁道”來領會。仁道,即人道。天道,人道並列,可從“天人合一”來領會天道和人道之間那種既並列又區別又能融合為一的關係。就天和人來說,仁道著重於“人。”
仁道(即人道,須注意與“人道主義”沒有關係)乃是個體的“我”與眾人共存於世間的為人之道。
仁無成法,“仁”不可被概念化為任何固化的標準——或寬厚或嚴厲,或坦蕩或隱忍,或愛或恨,皆隨心動(惠能:仁者心動)而發,而心相無窮,故仁有無窮之變化——恰如《三國演義》煮酒論英雄那一段曹操說的“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于波濤之內”,仁應天應時應人應情應境由心而化,在觸景生情的“心動”之當場方可領略“仁”之變化。
“仁”由心而化,故須知“心”之為何。心非物,乃“我”與世界之交匯境域,在這一境域中,世界乃是天人時情境,“仁”是世界和“我”在心中的一種共鳴之音(注意:音字和言字同源)。把這共鳴之音轉換為“聲”,即把它用語詞說出來,就獲得了“義”——即:仁至而義盡(這時候,仁乃是一種象,仁至義盡乃是一種意以象盡)。
仁義是一種“我”與世界的心之共鳴而出的聲音——仁義作為這種共鳴、這種“心動”,它的主題是“愛人(仁者愛人)”,就彷彿心底有個聲音對“我”講述出當下的愛恨之決斷,這聲音,恰如(注意:有重疊但不同)海德格爾所謂的良知之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