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仁，然後義從仁出。知義，然後由義判斷是非。問題是：仁是什麼？——不理解仁，就不知道義，從而不辨是非。
從現象學的角度來說，“仁”不是“什麼”，“仁”什麼都不是，它不能被物件化地精確描述（準確地說是“仁不可說”），它只能在情境化的當場生髮中才能被體驗——即，對“仁”的精確領會，須在具體情境中的當場才能“是”起來，當場顯現出來。
想要簡要地理解仁，可從“仁道”來領會。仁道，即人道。天道，人道並列，可從“天人合一”來領會天道和人道之間那種既並列又區別又能融合為一的關係。就天和人來說，仁道著重於“人。”
仁道（即人道，須注意與“人道主義”沒有關係）乃是個體的“我”與眾人共存於世間的為人之道。
仁無成法，“仁”不可被概念化為任何固化的標準——或寬厚或嚴厲，或坦蕩或隱忍，或愛或恨，皆隨心動（惠能：仁者心動）而發，而心相無窮，故仁有無窮之變化——恰如《三國演義》煮酒論英雄那一段曹操說的“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于波濤之內”，仁應天應時應人應情應境由心而化，在觸景生情的“心動”之當場方可領略“仁”之變化。
“仁”由心而化，故須知“心”之為何。心非物，乃“我”與世界之交匯境域，在這一境域中，世界乃是天人時情境，“仁”是世界和“我”在心中的一種共鳴之音（注意：音字和言字同源）。把這共鳴之音轉換為“聲”，即把它用語詞說出來，就獲得了“義”——即：仁至而義盡（這時候，仁乃是一種象，仁至義盡乃是一種意以象盡）。
仁義是一種“我”與世界的心之共鳴而出的聲音——仁義作為這種共鳴、這種“心動”，它的主題是“愛人（仁者愛人）”，就彷彿心底有個聲音對“我”講述出當下的愛恨之決斷，這聲音，恰如（注意：有重疊但不同）海德格爾所謂的良知之召喚。
知仁，然後義從仁出。知義，然後由義判斷是非。問題是：仁是什麼？——不理解仁，就不知道義，從而不辨是非。
從現象學的角度來說，“仁”不是“什麼”，“仁”什麼都不是，它不能被物件化地精確描述（準確地說是“仁不可說”），它只能在情境化的當場生髮中才能被體驗——即，對“仁”的精確領會，須在具體情境中的當場才能“是”起來，當場顯現出來。
想要簡要地理解仁，可從“仁道”來領會。仁道，即人道。天道，人道並列，可從“天人合一”來領會天道和人道之間那種既並列又區別又能融合為一的關係。就天和人來說，仁道著重於“人。”
仁道（即人道，須注意與“人道主義”沒有關係）乃是個體的“我”與眾人共存於世間的為人之道。
仁無成法，“仁”不可被概念化為任何固化的標準——或寬厚或嚴厲，或坦蕩或隱忍，或愛或恨，皆隨心動（惠能：仁者心動）而發，而心相無窮，故仁有無窮之變化——恰如《三國演義》煮酒論英雄那一段曹操說的“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于波濤之內”，仁應天應時應人應情應境由心而化，在觸景生情的“心動”之當場方可領略“仁”之變化。
“仁”由心而化，故須知“心”之為何。心非物，乃“我”與世界之交匯境域，在這一境域中，世界乃是天人時情境，“仁”是世界和“我”在心中的一種共鳴之音（注意：音字和言字同源）。把這共鳴之音轉換為“聲”，即把它用語詞說出來，就獲得了“義”——即：仁至而義盡（這時候，仁乃是一種象，仁至義盡乃是一種意以象盡）。
仁義是一種“我”與世界的心之共鳴而出的聲音——仁義作為這種共鳴、這種“心動”，它的主題是“愛人（仁者愛人）”，就彷彿心底有個聲音對“我”講述出當下的愛恨之決斷，這聲音，恰如（注意：有重疊但不同）海德格爾所謂的良知之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