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情況跟題幹相反，西漢末年，漢室已經天怒人怨，王莽代漢基本上是天下人支援的結果；而東漢末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反而能招徠大批豪族和士人效力，可以證明漢室的牌子還相當有用。為什麼會這樣？最重要的原因是皇帝地位的變化。

西漢時代臣權對君權的制約較大，漢武帝獨尊儒術固然可以利用神學化的儒學神化自己，幫自己抓權，但同時也意味著接受儒生的監督和制約，接受儒學裡面那些利用天命制約皇帝的條目。儒學裡面制約君權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皇帝幹得不好，上天就要換人，就要皇帝把皇位禪讓給賢人。西漢的儒生也確實是用這條來監督皇帝，像漢武帝折騰得天怒人怨，儒生就要求繼任的漢昭帝、漢宣帝禪讓，到漢哀帝的時候方士也加入進來，用神秘學的說法讓皇帝禪讓，從漢武帝開始，因為皇帝的肆虐，讓社會瀰漫著換掉皇帝的思潮，最終，因為漢末代表儒家理想人格的王莽的出現，天下歸心於王莽，把王莽推上了皇帝之位，取代了漢朝。所以說西漢末年，漢朝已經天怒人怨，不但沒有多少號召力，反而是大家革命的物件。

但東漢情況就不同了，西漢儒生推選的王莽沒有把事辦好，施政太理想化，搞得天下大亂，劉秀就用這一條來把“禪讓”汙名化，到東漢就不可以提禪讓了。另外東漢皇家主導了讖緯的解釋權，暗中把讖緯修改得有利於皇家，利用上天來壓皇帝也不好用了，皇帝取代了神的位置，變得更穩固了，號召力也更強了。

另外，東漢王朝終結時，漢室已經延續了四百年之久，時間也比西漢要長，積累的合法性也更強，號召力因此也更強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