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以周公為代表的統治者制定禮樂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思想淵源進行了認真分析,揭示出周公制禮作樂的依據是“親”“孝”血緣倫理這一社會基礎,並把它推廣到政治統治領域，使之與政治上的“尊”與“忠”結合起來，即把倫理與政治結合起來，這是周代禮樂文化，乃至整個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特點.但周初的制禮作樂原則上說只是制定了禮樂的大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系統、盛大的禮樂,蓋由成康及西周後世諸王諸代不斷豐富與完善的結果，然在現有文獻資料中,關於成康之世和西周其他諸王制禮作樂的記載極少,致使西周三百多年的歷史只有後人描繪的禮樂盛世的幾句話,與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相符。在這一節裡.我們透過對《尚書》、《詩經》、《周禮》、《儀禮》和金文資科中透露出的一些零散資訊,對西周禮樂的發展做了一些推測性研究,認為作為禮樂制度的《周禮》和作為倫理規範的《儀禮》及與二者相配合的樂一-《詩經》,在西周時期都達到了相當完善的程度,而且是在政治社會生活中是切實實行的。

春秋之世,西周時期的禮樂文化開始分化,政治制度方面的禮樂文化遭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重破壞,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都在不斷地瓦解中,諸侯效天,大夫“八佾舞於庭”等僭越禮樂的事情時有發生,周天子及其禮樂制度的神聖性和權威性已經蕩然無存。從這個意義上說,西周時期的禮樂文化是崩壞了。但恰恰是這種政治制度方面的禮樂的崩壞,剝去了禮樂的神秘面紗,使人們有可能直接面對禮樂,認識禮樂,思考禮樂，從中把握禮樂的合理核心，抽繹出禮樂的基本精神,形成了系統的禮樂文化理論,對後世中國影響深遠的儒家哲學即是在此基礎上涎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