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儒家文化的兩極分化實際是最可怕的兩個極端。儒家文化的生命力是不容小覷的，至少在目前，它已經滲透到華人血脈裡成了華人的文化基因。儒家講仁義忠孝，這些都是我們做人做事的最高要求。而且最重要的一點，它叫人積極入世，並提出中庸是解決多數問題的鑰匙。這比起佛道來，進步意義大的多。

反對派歷來有之。

因為儒家過於講中庸，似乎很沒有原則沒有立場。例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就很違背今天的法律道德。可是，如果子不為父隱，人們又會怎麼看待這個兒子呢？所以，儒家又講求一個度。所以，古代同樣會出現清正廉明的海瑞，包拯。難道他們不是儒家弟子嗎？

儒家當然也有糟粕，比如愚忠愚孝。但這些都有辯證地看。精忠報國，為國捐軀，對軍人來說不是無上光榮嗎？

對儒家文化評價的兩極分化不外乎是褒（極力追捧）和貶（極力否定&排斥）兩種情況。客觀的評價，通常是既要看到事物有利的，積極的一面，又要看到事物不利的，消極的一面。正反兩方面綜合起來加以評之，就是通常所說的客觀評價。客觀地評價儒家文化，也即是把分化的兩極評價相綜合而概括之。

首先看儒家文化的起源。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稱：“儒本求雨之師，故衍化為術士之稱。” 儒家創始人孔子卻說：“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也。吾求其德而已”。孔子的思想中雖然含有欲恢復周禮的成分，且他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恕忠孝帶有明顯的等級特徵，但是這種道德規範早已成為華夏民族的內在基因，歷時彌久而不衰，可見其影響之深刻。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使儒家文化遭到重創，然而為維護封建階級統治，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理念，使得儒家地位一躍而升，成為正統思想。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吸收並融合了道家，法家和陰陽五行中的合理成分，形成了董仲舒式的新儒學。這體現了儒家文化相容幷包的特性，也是儒家文化歷經朝代更迭而日久彌新的原因之一。

理學，儒家文化又一里程碑式的體現形式，南宋的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並確立的四書五經成為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的重要考點。那麼問題來了，後朝的統治者為何如此重視代表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呢？原因是這些儒家經典有益於封建統治者的統治，且能夠順應封建統治的發展趨勢，因此四書五經成為了封建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禁錮，以至於魯迅在他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中把儒學稱為“吃人”的封建禮教，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也將“打倒孔家店”作為運動口號。其實，儒家文化本身並沒有對與錯，關鍵是人對它的理解和運用。譬如說原子彈，難道一定要運用到戰爭中麼？一定要對人類造成毀滅性打擊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