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學成就
兩宋理學（或稱新儒學）的產生，標誌著中國儒學進入了一個新的復興階段。在理學的創立階段，邵雍和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並稱“北宋五子”，《宋史·道學一》的排列次序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也把邵雍同周、張、二程和司馬光並稱為道學的“六先生”。上述諸人都是理學的創始人，他們的學說在理學陣營中各具特色，各成學派。然而，諸人都以儒學為宗，為探討、發揮“六經”、“四書”之義理，以振興儒學為職志。
2、文學成就
同其他北宋四子相比，邵雍在文學尤其是詩歌領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實績。然而長期以來，由於受傳統詩學觀的影響和對理學重道輕文觀念的偏見，詩論家對以邵雍《伊川擊壤集》為代表的理學詩的文學成就始終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但在南宋嚴羽的《滄浪詩話》中，以說理為主的“康節體”赫然與蘇黃王陳等宋詩諸大家相併列，充分地體現出其強烈的個性化色彩，這也是在文學批評史上第一次對邵雍詩歌進行的詩學化的身份確認，具有重大的認識價值。《伊川擊壤集》在東亞文化圈內也有著非常廣泛的傳播與影響，並且在日本和北韓都曾多次刊刻，現今亦有北韓刊本與和刻本傳世，雖然《伊川擊壤集》不是宋詩中的正格，但他卻以自身的文學實績切實地參與了宋詩精神的建立，對於宋詩風貌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應該在文學史的書寫中佔有一定的地位。
3、邵雍是兩宋理學奠基人之一，形成了對《周易》的獨到理解，其所作《皇極經世書》的基本精神是質諸天道而本於人事。邵雍編制宇宙年譜的目的在於經世，其對道的概念的形而上理解超越了以往歷代儒家，對於宋代理學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以天地之數和圓方之數作為天地源起之象徵，並以此二數分為十六大位，以窮究天地體用之變化。
其次，以陰陽奇偶之數作為天圓地方之數的基礎，並以陰陽剛柔之四象、八卦配合干支之數，參以天地變化之數和體四月三之原則，以匯出象徵生靈萬有之動植通數。
再次，結合前兩部分所探討之天圓地方變化十六位數和陰陽剛柔奇偶動植通數，以呈現出一體用生物執行具象之數，以此代表天地萬物的流行生化之象《天主執行，地主生化》。
再次，將天行剛健之數進一步具體細分為元會運世之數．以成就邵雍獨創之曆法紀年。同時，將地生柔順之數進一步體現於律呂聲音之多元性和差異性來表現動植生物之不齊與參差。最後，以此五類大數施行、旁通而統貫於自然界與人文界之一切萬有，以作為邵雍易學中窮理之學的終結。
1、儒學成就
兩宋理學（或稱新儒學）的產生，標誌著中國儒學進入了一個新的復興階段。在理學的創立階段，邵雍和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並稱“北宋五子”，《宋史·道學一》的排列次序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也把邵雍同周、張、二程和司馬光並稱為道學的“六先生”。上述諸人都是理學的創始人，他們的學說在理學陣營中各具特色，各成學派。然而，諸人都以儒學為宗，為探討、發揮“六經”、“四書”之義理，以振興儒學為職志。
2、文學成就
同其他北宋四子相比，邵雍在文學尤其是詩歌領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實績。然而長期以來，由於受傳統詩學觀的影響和對理學重道輕文觀念的偏見，詩論家對以邵雍《伊川擊壤集》為代表的理學詩的文學成就始終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但在南宋嚴羽的《滄浪詩話》中，以說理為主的“康節體”赫然與蘇黃王陳等宋詩諸大家相併列，充分地體現出其強烈的個性化色彩，這也是在文學批評史上第一次對邵雍詩歌進行的詩學化的身份確認，具有重大的認識價值。《伊川擊壤集》在東亞文化圈內也有著非常廣泛的傳播與影響，並且在日本和北韓都曾多次刊刻，現今亦有北韓刊本與和刻本傳世，雖然《伊川擊壤集》不是宋詩中的正格，但他卻以自身的文學實績切實地參與了宋詩精神的建立，對於宋詩風貌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應該在文學史的書寫中佔有一定的地位。
3、邵雍是兩宋理學奠基人之一，形成了對《周易》的獨到理解，其所作《皇極經世書》的基本精神是質諸天道而本於人事。邵雍編制宇宙年譜的目的在於經世，其對道的概念的形而上理解超越了以往歷代儒家，對於宋代理學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以天地之數和圓方之數作為天地源起之象徵，並以此二數分為十六大位，以窮究天地體用之變化。
其次，以陰陽奇偶之數作為天圓地方之數的基礎，並以陰陽剛柔之四象、八卦配合干支之數，參以天地變化之數和體四月三之原則，以匯出象徵生靈萬有之動植通數。
再次，結合前兩部分所探討之天圓地方變化十六位數和陰陽剛柔奇偶動植通數，以呈現出一體用生物執行具象之數，以此代表天地萬物的流行生化之象《天主執行，地主生化》。
再次，將天行剛健之數進一步具體細分為元會運世之數．以成就邵雍獨創之曆法紀年。同時，將地生柔順之數進一步體現於律呂聲音之多元性和差異性來表現動植生物之不齊與參差。最後，以此五類大數施行、旁通而統貫於自然界與人文界之一切萬有，以作為邵雍易學中窮理之學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