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主知道“徒詩”這個詞，應該知道在很早的戰國時期詩歌就有了不同的兩種形態，一種是“合樂而歌”的《詩經》，另一種就是“不歌而誦”的徒詩《楚辭》。它們兩者各有不同，但都是詩歌領域的精華之作。

在當下的詩歌，不僅拋棄了中華傳統的“宮、商、角、徵、羽”五聲，丟失了韻律傳統。而且大受西方白話詩的影響，凡是會說話的人都可以“念幾句”標榜為詩，這也大大拉低了詩歌的門檻高度，沒有了學術上的參考標準，從而導致了“羊羔體”、“梨花體”詩歌的橫行。

所以，不是徒詩成了文人創作的主流，而是文人已經喪失了創作詩樂的能力。

鄭樵《通志·樂略第一》雲：“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古之詩曰歌行，後之詩曰古近二體。歌行主聲，二體主文。詩為聲也，不為文也…凡律其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作詩未有不歌者也。”在詩樂不分的早期文藝中，作為歌辭的詩，確實是未有不歌者。但隨著文學的發展，詩樂分離，為文不為聲的徒詩，漸成文人創作的主流。唐詩中，徒詩固然是主體。然而，在唐代，合樂之詩仍廣泛存在。不僅有樂府、大麴、小曲等音樂文藝形式，而且文人的創作的五七言律詩，也可以入樂歌唱。



鄭樵的雕像

王維《送元二使安西》成送別之曲，王昌齡、高適、王之渙旗亭賭唱的故事等，都說明唐代“詩人之作，每付歌喉，不僅吟諷而已”。從中唐開始，新興的音樂文藝形式詞，逐漸進入文人的創作視野。到宋代，五七言詩不再採作聲詩，樂歌唱，詞成為文人歌辭創作的主體。但在北宋人心目中，詞只是詩餘，是和正統文學形式的詩有本質區別的一種文藝形式。所以北宋人的詞一般不收入文集。到了南宋，這種情況有所改變，詞作一般收入文集。南宋人編刻北宋人的文集，也往往採用同樣的辦法。



王維的繪圖

宋人文集對是否收錄詞創作的態度的變化，正反映了宋人對詞性質的認識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又反映了宋代文人詞由音樂文藝形式向純文學形式的轉變。元代及其以後文人詞創作還大量存在，詞的演唱也還延續了一個時期，但元代歌辭的主流已是曲而非詞。元中後期，文人曲創作走向雅化，曲創作也逐步成為案頭之作。北曲的演唱雖然到明萬曆以後才消歇，但早已不是時調新聲。詞曲都是由民間文藝演化為文人文學形式，都經文人之手，由歌辭演變成了徒詩，由音樂文學形式演變成為純文學形式。



北曲的演唱

在文人詞曲雅化、純文學化的同時，還有大量通俗詞曲傳播於市井之間。這些傳唱於街市之中、播之於歌兒優伶之口的俗曲，始終以音樂文藝的形式存在，儲存了時調新聲的特性，具有鮮活的生命力，不僅是當時市井文化中一道亮麗的風景，也和文人的詞曲創作不無關係。宋人筆記雜著中，關於市井詞曲傳播的記錄零零星星，但從中也可以看出，當時流播於市井的俗曲十分豐富，從街市小令到成套說唱藝術，應有盡有。高承《事物紀原》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