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爾48窟飛天

作伎樂供養的這些飛天有的散花、有的奏樂，正應了佛經中“諸天於空，散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並作天樂種種供養”的情景。“天宮伎樂”成為克孜爾石窟初創期一種重要的藝術形式。

克孜爾石窟大體經歷了四個時期：初創期（公元3世紀末-4世紀中）、發展期（公元4世紀中-5世紀末）、繁榮期（公元6世紀-7世紀）、衰落期（公元8世紀-9世紀中）。初創期開鑿的洞窟有118、92、77、47、48窟。

克孜爾壁畫男性飛天形象

初創期後階段出現大像窟，是龜茲佛教藝術一個標誌性的現象。大像窟的特徵是，主尊佛像巨大，像下兩側開甬道通達後室。大像窟壁畫主要儲存在甬道和後室內，尚存的最為矚目的壁畫是飛天形象，是克孜爾石窟飛天發展的基礎。

克孜爾大像窟中飛天的造型在身形上有時並不合比例，人物動作稍顯誇張，呈現出一種粗獷、稚拙之相。但人物表現出的那種舞動與升騰的形態助增了畫面的氣勢。飛天身上的帔帛與飄帶等使壁畫更具有生機與動勢，這恰與洞窟莊重而靜穆的佛像形成鮮明的對比，相對封閉的洞窟在這一動一靜間，被生命的流動之美充盈著。

克孜爾尕哈第30窟飛天

克孜爾大像窟中的飛天充分展現了形態美和動態美的特徵，在此以後的飛天形象大都沿著這一審美特徵繼續發展。而極具飛動感的藝術效果是飛天藝術的關鍵。帔帛與飄帶是整個飛天形象的有機組成部分，更是其充滿活力、神異通靈的象徵。壁畫中的飛天也正是為了上述目的而繪製的，因此飛天這一靈動的動態形象，為佛教的發展增添了絢麗的色彩。

克孜爾石窟的繁盛期（約公元6-7世紀），大致對應的是中國的唐時期。唐朝對西域進行了深入的開發和統治，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的交流，尤其在佛教，音樂歌舞，生活習俗等方面的交流愈發頻繁。這個時期的克孜爾石窟壁畫中的涅槃內容進一步豐富，“天宮伎樂”隨洞窟變化而擴大，如100窟主室的左、右、前三壁上端繪出龐大的“天宮伎樂”，伎樂共達51身，這是西域石窟規模最大的“天宮伎樂”畫。

克孜爾尕哈第30窟飛天

繁盛期壁畫繼承和發展了發展期形成的龜茲本地繪畫風格，人物形態已典型龜茲化：面部更為豐圓，鼻樑筆直與嘴唇靠近，人體造型曲線即“三屈法式”增強；人物服飾更為華麗，衣物有絲織感、輕柔感和透明感；人物形態的世俗化逐漸加強。克孜爾石窟存有壁畫的70餘窟，有伎樂形象的多達50餘窟，樂器種類達20餘種，與史籍記載的隋唐時期的“龜茲樂”的樂器編制大致相近。樂器的來源也多樣化，有印度、波斯、中原和龜茲本地系統，這正是南北朝、隋、唐之際東西文化交流頻繁的反映。這表明，克孜爾壁畫藝術在本土化、民族化方面不斷深化發展。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