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烈推薦劉鶴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從劉鶴在達沃斯的講話之後,大家開始將他和中國經濟的頂層設計聯絡在了一起,也開始關注劉鶴的經濟理論。目前可以找到的劉鶴專注只有一本,就是2013年出版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本書主要對比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2008年的經濟危機,其實更像是彙集資料和觀點的長論文,那麼現在再對這篇論文進行一次再總結。 一、危機的原因: 在闡述危機的原因上,劉鶴的觀點很想明斯基的週期理論,簡要概述如下: 危機路徑圖 這樣的經濟脈絡其實就是明斯基針對金融危機的推演,本質上可能是技術進步和動物精神的疊加,這是人類經濟歷史的規律,可能我們誰也沒有辦法避免。邏輯應該是: 技術進步導致生產力突然大力提升,需求短時間內被大量刺激,尤其是新需求,誠如iPhone被髮明之前是不存在這種需求的。技術進步往往同步伴隨著金融業的進步,金融業的進步可能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金融手段複雜化,例如可以實現更大規模的期現錯配,例如未來的現金流可以現在折現,本質是資產負債表的擴大化,造成人們傾向於透支消費(本身又會刺激經濟,讓一起看起來都是正確的選擇);另一方面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複雜化,看似一切都可以對沖,而且將資產價格與其資產的實質風險透過金融工具的包裝,被割裂了,我們再也看不到其風險實質,在樂觀情緒下,或者說在既有收益率下人們會低估資產所蘊含的風險。 這個時候現代金融的順週期特性就展現無遺,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在經濟好的時候,人們會低估風險,高估風險多帶來的溢價,會用短期的過去評估長久的未來。 二、未來如何預防危機: 透過上述的整理可以看到,劉鶴在面對危機的核心觀點就是,在經濟政策制定中要新增“逆週期因子”,金融週期的本質原因是現行的市場經濟包括人們的動物精神都是順週期行為,一定要實現宏觀審慎才能降低經濟危機發生的機率。 並且劉鶴還有一個論點,就是金融危機本質是一種錯配,於個體國家是貧富收入差距的擴大,於全球是國家經濟實力和資源分佈、政治地位的錯配,錯配導致了原有經濟模式發展的瓶頸,那麼解決危機本質上也是解決錯配。那麼每次危機之後都會形成一次新秩序,作為中國經濟的頂層設計者,那麼在未來經濟發展項下中國在新秩序中的位置就變得非常微妙。 三、危機是否過去: 最後再想總結這個問題,對比與大蕭條時代,08年危機由於經濟體系和經濟理論的發達,由於國家實施經濟政策的多樣化,看似短時間內透過貨幣政策手段解決了經濟危機。但是劉鶴對於經濟危機已經結束持懷疑態度,因為大蕭條最後的解決其實是二戰,解決了當前的錯配問題。而現在貧富差距之間錯配和國家之間的錯配是否解決?可能沒有表象經濟資料顯現的那麼樂觀。並且現代金融已經透支的消費,是否我們可以透過新的技術進步所刺激出的需求填補,也沒有明確的資訊反映出來。 因此對於08年的金融危機是否真的實現了觸底,在劉鶴看來未有定論,不排除貨幣政策託底下的金融危機有二次觸底的風險。
強烈推薦劉鶴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從劉鶴在達沃斯的講話之後,大家開始將他和中國經濟的頂層設計聯絡在了一起,也開始關注劉鶴的經濟理論。目前可以找到的劉鶴專注只有一本,就是2013年出版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本書主要對比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2008年的經濟危機,其實更像是彙集資料和觀點的長論文,那麼現在再對這篇論文進行一次再總結。 一、危機的原因: 在闡述危機的原因上,劉鶴的觀點很想明斯基的週期理論,簡要概述如下: 危機路徑圖 這樣的經濟脈絡其實就是明斯基針對金融危機的推演,本質上可能是技術進步和動物精神的疊加,這是人類經濟歷史的規律,可能我們誰也沒有辦法避免。邏輯應該是: 技術進步導致生產力突然大力提升,需求短時間內被大量刺激,尤其是新需求,誠如iPhone被髮明之前是不存在這種需求的。技術進步往往同步伴隨著金融業的進步,金融業的進步可能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金融手段複雜化,例如可以實現更大規模的期現錯配,例如未來的現金流可以現在折現,本質是資產負債表的擴大化,造成人們傾向於透支消費(本身又會刺激經濟,讓一起看起來都是正確的選擇);另一方面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複雜化,看似一切都可以對沖,而且將資產價格與其資產的實質風險透過金融工具的包裝,被割裂了,我們再也看不到其風險實質,在樂觀情緒下,或者說在既有收益率下人們會低估資產所蘊含的風險。 這個時候現代金融的順週期特性就展現無遺,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在經濟好的時候,人們會低估風險,高估風險多帶來的溢價,會用短期的過去評估長久的未來。 二、未來如何預防危機: 透過上述的整理可以看到,劉鶴在面對危機的核心觀點就是,在經濟政策制定中要新增“逆週期因子”,金融週期的本質原因是現行的市場經濟包括人們的動物精神都是順週期行為,一定要實現宏觀審慎才能降低經濟危機發生的機率。 並且劉鶴還有一個論點,就是金融危機本質是一種錯配,於個體國家是貧富收入差距的擴大,於全球是國家經濟實力和資源分佈、政治地位的錯配,錯配導致了原有經濟模式發展的瓶頸,那麼解決危機本質上也是解決錯配。那麼每次危機之後都會形成一次新秩序,作為中國經濟的頂層設計者,那麼在未來經濟發展項下中國在新秩序中的位置就變得非常微妙。 三、危機是否過去: 最後再想總結這個問題,對比與大蕭條時代,08年危機由於經濟體系和經濟理論的發達,由於國家實施經濟政策的多樣化,看似短時間內透過貨幣政策手段解決了經濟危機。但是劉鶴對於經濟危機已經結束持懷疑態度,因為大蕭條最後的解決其實是二戰,解決了當前的錯配問題。而現在貧富差距之間錯配和國家之間的錯配是否解決?可能沒有表象經濟資料顯現的那麼樂觀。並且現代金融已經透支的消費,是否我們可以透過新的技術進步所刺激出的需求填補,也沒有明確的資訊反映出來。 因此對於08年的金融危機是否真的實現了觸底,在劉鶴看來未有定論,不排除貨幣政策託底下的金融危機有二次觸底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