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道、德、仁、義、禮來治天下的。它的順序是“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從漢代開始到清朝末年，中國一直是以禮來治天下，被稱為“華夏之族，禮儀之邦”。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中國古人是以禮來治天下，而不以法治天下呢？因為禮相對於法而言，它有三個特長、三個優勢。
第一，“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禮相對於法而言，可以防患於未然。就像我們經常講的扁鵲的例子。扁鵲的大哥是在病隱伏未發的時候，給以對治；二哥是在病有小小徵兆的時候，給以對治；扁鵲是在人病入膏肓的時候，切開他的血脈，給他進行針灸，再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湯藥，才把這個人從死亡線上拽回來，大家都讚歎他醫術高明，妙手回春。但是扁鵲出生在中醫世家，他心裡明白，他的大哥醫術最高明，二哥醫術其次，自己的醫術是三個兄弟中最差的。因為什麼呢？因為“上醫治未病，不治已病”，真正高明的醫生都是在病沒有發作的時候給以預防，讓這個消極的、嚴重的後果不產生。中國的管理方式，也是這樣一種理念，所以把禮設定好，用禮來教導民眾，可以起到防患於未然的作用。
第二，如果我們僅僅依靠法，而缺少禮儀的教化，會導致孔老夫子所說的“民免而無恥”的狀態。孔老夫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就是說，我們設定了各種各樣的政令條款，以此來引導人們，違背了就給他以刑罰的處罰，這就叫“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結果是什麼呢？人民因為懼怕你的懲罰，免於去做壞事，不敢去做壞事了，但是他沒有羞恥心，甚至做了壞事還想方設法地躲避法律的制裁，並認為這是自己聰明智慧的表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現在我們看到，有些領導者就是以做了壞事還能夠逃避法律的制裁而沾沾自喜，這就是我們沒有用禮來教化、沒有培養起人的廉恥之心的結果。
第三，還會導致《老子》上所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現象。就是說，我們的法律條款一天比一天更多了、更具體了、更嚴密了，滲透到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因為人的良心泯滅了，人的慾望誘惑起來了，雖然他知道有法律，但他還明知故犯。因為控制不了自己的慾望，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居然鋌而走險。所以法律條款越來越多，但是違法亂紀的人、鑽法律空子的人也越來越多。
在《群書治要》上，有很多地方都講道，僅僅靠法律的制裁來治理國家是有侷限性的。比如說，法律可以把不孝的兒子殺死，但是不能夠把每個人都培養成像孔子、曾子那樣有高尚德行的人；法律也能夠把偷盜的人判以刑罰的處罰，但是不能夠把人培養成像伯夷、叔齊那樣有廉潔品質的人。孔老夫子培養的徒弟有三千多個，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世間效法的榜樣，這是教育所成就的。這就是禮治達到的效果，而不是靠法律的懲罰達到的效果。像這樣的論述還有很多，又比如，法律可以殺人，但是不能夠使人有廉潔之心，法律也能夠處罰人，但是不能夠培養一個人的仁愛之心。這些都是告訴我們，僅僅靠法律很難把國家治理好。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道、德、仁、義、禮來治天下的。它的順序是“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從漢代開始到清朝末年，中國一直是以禮來治天下，被稱為“華夏之族，禮儀之邦”。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中國古人是以禮來治天下，而不以法治天下呢？因為禮相對於法而言，它有三個特長、三個優勢。
第一，“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禮相對於法而言，可以防患於未然。就像我們經常講的扁鵲的例子。扁鵲的大哥是在病隱伏未發的時候，給以對治；二哥是在病有小小徵兆的時候，給以對治；扁鵲是在人病入膏肓的時候，切開他的血脈，給他進行針灸，再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湯藥，才把這個人從死亡線上拽回來，大家都讚歎他醫術高明，妙手回春。但是扁鵲出生在中醫世家，他心裡明白，他的大哥醫術最高明，二哥醫術其次，自己的醫術是三個兄弟中最差的。因為什麼呢？因為“上醫治未病，不治已病”，真正高明的醫生都是在病沒有發作的時候給以預防，讓這個消極的、嚴重的後果不產生。中國的管理方式，也是這樣一種理念，所以把禮設定好，用禮來教導民眾，可以起到防患於未然的作用。
第二，如果我們僅僅依靠法，而缺少禮儀的教化，會導致孔老夫子所說的“民免而無恥”的狀態。孔老夫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就是說，我們設定了各種各樣的政令條款，以此來引導人們，違背了就給他以刑罰的處罰，這就叫“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結果是什麼呢？人民因為懼怕你的懲罰，免於去做壞事，不敢去做壞事了，但是他沒有羞恥心，甚至做了壞事還想方設法地躲避法律的制裁，並認為這是自己聰明智慧的表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現在我們看到，有些領導者就是以做了壞事還能夠逃避法律的制裁而沾沾自喜，這就是我們沒有用禮來教化、沒有培養起人的廉恥之心的結果。
第三，還會導致《老子》上所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現象。就是說，我們的法律條款一天比一天更多了、更具體了、更嚴密了，滲透到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因為人的良心泯滅了，人的慾望誘惑起來了，雖然他知道有法律，但他還明知故犯。因為控制不了自己的慾望，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居然鋌而走險。所以法律條款越來越多，但是違法亂紀的人、鑽法律空子的人也越來越多。
在《群書治要》上，有很多地方都講道，僅僅靠法律的制裁來治理國家是有侷限性的。比如說，法律可以把不孝的兒子殺死，但是不能夠把每個人都培養成像孔子、曾子那樣有高尚德行的人；法律也能夠把偷盜的人判以刑罰的處罰，但是不能夠把人培養成像伯夷、叔齊那樣有廉潔品質的人。孔老夫子培養的徒弟有三千多個，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世間效法的榜樣，這是教育所成就的。這就是禮治達到的效果，而不是靠法律的懲罰達到的效果。像這樣的論述還有很多，又比如，法律可以殺人，但是不能夠使人有廉潔之心，法律也能夠處罰人，但是不能夠培養一個人的仁愛之心。這些都是告訴我們，僅僅靠法律很難把國家治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