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道、德、仁、義、禮來治天下的。它的順序是“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從漢代開始到清朝末年,中國一直是以禮來治天下,被稱為“華夏之族,禮儀之邦”。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中國古人是以禮來治天下,而不以法治天下呢?因為禮相對於法而言,它有三個特長、三個優勢。
第一,“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禮相對於法而言,可以防患於未然。就像我們經常講的扁鵲的例子。扁鵲的大哥是在病隱伏未發的時候,給以對治;二哥是在病有小小徵兆的時候,給以對治;扁鵲是在人病入膏肓的時候,切開他的血脈,給他進行針灸,再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湯藥,才把這個人從死亡線上拽回來,大家都讚歎他醫術高明,妙手回春。但是扁鵲出生在中醫世家,他心裡明白,他的大哥醫術最高明,二哥醫術其次,自己的醫術是三個兄弟中最差的。因為什麼呢?因為“上醫治未病,不治已病”,真正高明的醫生都是在病沒有發作的時候給以預防,讓這個消極的、嚴重的後果不產生。中國的管理方式,也是這樣一種理念,所以把禮設定好,用禮來教導民眾,可以起到防患於未然的作用。
第二,如果我們僅僅依靠法,而缺少禮儀的教化,會導致孔老夫子所說的“民免而無恥”的狀態。孔老夫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就是說,我們設定了各種各樣的政令條款,以此來引導人們,違背了就給他以刑罰的處罰,這就叫“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結果是什麼呢?人民因為懼怕你的懲罰,免於去做壞事,不敢去做壞事了,但是他沒有羞恥心,甚至做了壞事還想方設法地躲避法律的制裁,並認為這是自己聰明智慧的表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現在我們看到,有些領導者就是以做了壞事還能夠逃避法律的制裁而沾沾自喜,這就是我們沒有用禮來教化、沒有培養起人的廉恥之心的結果。
第三,還會導致《老子》上所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現象。就是說,我們的法律條款一天比一天更多了、更具體了、更嚴密了,滲透到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因為人的良心泯滅了,人的慾望誘惑起來了,雖然他知道有法律,但他還明知故犯。因為控制不了自己的慾望,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居然鋌而走險。所以法律條款越來越多,但是違法亂紀的人、鑽法律空子的人也越來越多。
在《群書治要》上,有很多地方都講道,僅僅靠法律的制裁來治理國家是有侷限性的。比如說,法律可以把不孝的兒子殺死,但是不能夠把每個人都培養成像孔子、曾子那樣有高尚德行的人;法律也能夠把偷盜的人判以刑罰的處罰,但是不能夠把人培養成像伯夷、叔齊那樣有廉潔品質的人。孔老夫子培養的徒弟有三千多個,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世間效法的榜樣,這是教育所成就的。這就是禮治達到的效果,而不是靠法律的懲罰達到的效果。像這樣的論述還有很多,又比如,法律可以殺人,但是不能夠使人有廉潔之心,法律也能夠處罰人,但是不能夠培養一個人的仁愛之心。這些都是告訴我們,僅僅靠法律很難把國家治理好。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道、德、仁、義、禮來治天下的。它的順序是“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從漢代開始到清朝末年,中國一直是以禮來治天下,被稱為“華夏之族,禮儀之邦”。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中國古人是以禮來治天下,而不以法治天下呢?因為禮相對於法而言,它有三個特長、三個優勢。
第一,“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禮相對於法而言,可以防患於未然。就像我們經常講的扁鵲的例子。扁鵲的大哥是在病隱伏未發的時候,給以對治;二哥是在病有小小徵兆的時候,給以對治;扁鵲是在人病入膏肓的時候,切開他的血脈,給他進行針灸,再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湯藥,才把這個人從死亡線上拽回來,大家都讚歎他醫術高明,妙手回春。但是扁鵲出生在中醫世家,他心裡明白,他的大哥醫術最高明,二哥醫術其次,自己的醫術是三個兄弟中最差的。因為什麼呢?因為“上醫治未病,不治已病”,真正高明的醫生都是在病沒有發作的時候給以預防,讓這個消極的、嚴重的後果不產生。中國的管理方式,也是這樣一種理念,所以把禮設定好,用禮來教導民眾,可以起到防患於未然的作用。
第二,如果我們僅僅依靠法,而缺少禮儀的教化,會導致孔老夫子所說的“民免而無恥”的狀態。孔老夫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就是說,我們設定了各種各樣的政令條款,以此來引導人們,違背了就給他以刑罰的處罰,這就叫“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結果是什麼呢?人民因為懼怕你的懲罰,免於去做壞事,不敢去做壞事了,但是他沒有羞恥心,甚至做了壞事還想方設法地躲避法律的制裁,並認為這是自己聰明智慧的表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現在我們看到,有些領導者就是以做了壞事還能夠逃避法律的制裁而沾沾自喜,這就是我們沒有用禮來教化、沒有培養起人的廉恥之心的結果。
第三,還會導致《老子》上所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現象。就是說,我們的法律條款一天比一天更多了、更具體了、更嚴密了,滲透到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因為人的良心泯滅了,人的慾望誘惑起來了,雖然他知道有法律,但他還明知故犯。因為控制不了自己的慾望,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居然鋌而走險。所以法律條款越來越多,但是違法亂紀的人、鑽法律空子的人也越來越多。
在《群書治要》上,有很多地方都講道,僅僅靠法律的制裁來治理國家是有侷限性的。比如說,法律可以把不孝的兒子殺死,但是不能夠把每個人都培養成像孔子、曾子那樣有高尚德行的人;法律也能夠把偷盜的人判以刑罰的處罰,但是不能夠把人培養成像伯夷、叔齊那樣有廉潔品質的人。孔老夫子培養的徒弟有三千多個,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世間效法的榜樣,這是教育所成就的。這就是禮治達到的效果,而不是靠法律的懲罰達到的效果。像這樣的論述還有很多,又比如,法律可以殺人,但是不能夠使人有廉潔之心,法律也能夠處罰人,但是不能夠培養一個人的仁愛之心。這些都是告訴我們,僅僅靠法律很難把國家治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