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順治最信任的心腹之一，海大富沒有因此而獲得相匹配的功名利祿，而只是默默無聞地忠君之事，死而後已，忠誠之純粹比陳近南更甚，畢竟陳近南在臺灣位高權重。
縱觀金庸武俠小說，陳家洛等紅花會群雄豹隱回疆，袁承志等人遠赴海外，這是身的歸隱。身的歸隱需要桃花源，但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時代，桃花源已經少之又少，回疆還是與中原接壤，所以，陳家洛等人走得黯然；袁承志等人聲稱要到海島上做化外之民，雖然走得慷慨，但是，海島似乎也不適合住得太久。 郭靖人生中的桃花源不是桃花島，而是襄陽，正是襄陽成就了郭靖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如果說陳家洛、袁承志是身的歸隱，那麼，郭靖則是找到了心的寄託，寄託於以民族大義形式出現的倫理道德，正因為如此，郭靖的出現具有一種強烈的轉折意義。 楊過的出現是對郭靖的這種意義的反思和延續，反思的是倫理道德，延續的是對心的寄託的尋找，楊過的寄託是愛情。楊過之後，張無忌、蕭峰的寄託也是愛情。 到了《笑傲江湖》，江湖上的各個角落幾乎都充斥著爭權奪利的刀光劍影，愛情的面目也變得可疑起來，於是，令狐沖來到了綠竹巷，悠揚的琴聲迴盪開來。令狐沖的寄託與其說是愛情，不如說是藝術，透過藝術獲得傲視權勢、超越現實的審美自由。 《鹿鼎記》中連藝術都難以寄託，所謂避席畏聞文字獄是也，那時的藝術已經成為御用藝術，煞有介事的《英烈傳》其實就是統治者給老百姓洗腦的劣質教科書，宣揚的倫理道德與郭靖信奉的倫理道德難以相提並論。
沒有寄託的人生就是虛無的人生，什麼都可以幹，什麼都無所謂，沒有任何底線，朝野皆然，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京紫禁城內的帝王將相與揚州妓院裡的嫖客娼妓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都是名利場上的玩偶，在名利的狂歡中嗨到死，而韋小寶就是虛無人生的集大成者。
金庸的江湖道義在《笑傲江湖》已經崩潰，武俠小說完全可以戛然而止，偏偏金庸要以更加決絕的姿態完成自己的反思，於是就有《鹿鼎記》，江湖也徹底解構。江湖已經不是江湖，成了一口烹煮麋鹿的政治鼎鍋，江湖人物更是嘴臉醜陋，猥瑣不堪。
可能是金庸自己都覺得有些過分，要有所補償，所以，在這樣所謂的江湖中出現了有亮色的江湖人物，比如胡逸之，將自己的人生寄託於柏拉圖似的愛情中。胡逸之的出現未嘗不是金庸在封筆前夕對曾經嚮往的道義江湖、江湖人物的緬懷。
再比如就是海大富，海大富也是來自所謂的江湖。以武功才智而論，海大富不是等閒之輩，卻難以留在江湖，人到中年入宮，這似乎又印證當時的所謂江湖已經完全是混混們的世界。引而申之，海大富對順治的忠誠也可以認為是一個真正的江湖人物的堅守。
順便說一句，海大富以毒藥醫治疾病，金庸反思的不但是專制制度，還是中國傳統文化，因為反思文化才是金庸一以貫之的主題。簡單地說，雖然金庸對海大富不乏肯定，但是也不得不承認，大廈已傾，獨木難支，海大富的忠誠、堅守在當時已經沒有實質意義，徒累自身，令人感慨。
作為順治最信任的心腹之一，海大富沒有因此而獲得相匹配的功名利祿，而只是默默無聞地忠君之事，死而後已，忠誠之純粹比陳近南更甚，畢竟陳近南在臺灣位高權重。
縱觀金庸武俠小說，陳家洛等紅花會群雄豹隱回疆，袁承志等人遠赴海外，這是身的歸隱。身的歸隱需要桃花源，但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時代，桃花源已經少之又少，回疆還是與中原接壤，所以，陳家洛等人走得黯然；袁承志等人聲稱要到海島上做化外之民，雖然走得慷慨，但是，海島似乎也不適合住得太久。 郭靖人生中的桃花源不是桃花島，而是襄陽，正是襄陽成就了郭靖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如果說陳家洛、袁承志是身的歸隱，那麼，郭靖則是找到了心的寄託，寄託於以民族大義形式出現的倫理道德，正因為如此，郭靖的出現具有一種強烈的轉折意義。 楊過的出現是對郭靖的這種意義的反思和延續，反思的是倫理道德，延續的是對心的寄託的尋找，楊過的寄託是愛情。楊過之後，張無忌、蕭峰的寄託也是愛情。 到了《笑傲江湖》，江湖上的各個角落幾乎都充斥著爭權奪利的刀光劍影，愛情的面目也變得可疑起來，於是，令狐沖來到了綠竹巷，悠揚的琴聲迴盪開來。令狐沖的寄託與其說是愛情，不如說是藝術，透過藝術獲得傲視權勢、超越現實的審美自由。 《鹿鼎記》中連藝術都難以寄託，所謂避席畏聞文字獄是也，那時的藝術已經成為御用藝術，煞有介事的《英烈傳》其實就是統治者給老百姓洗腦的劣質教科書，宣揚的倫理道德與郭靖信奉的倫理道德難以相提並論。
沒有寄託的人生就是虛無的人生，什麼都可以幹，什麼都無所謂，沒有任何底線，朝野皆然，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京紫禁城內的帝王將相與揚州妓院裡的嫖客娼妓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都是名利場上的玩偶，在名利的狂歡中嗨到死，而韋小寶就是虛無人生的集大成者。
金庸的江湖道義在《笑傲江湖》已經崩潰，武俠小說完全可以戛然而止，偏偏金庸要以更加決絕的姿態完成自己的反思，於是就有《鹿鼎記》，江湖也徹底解構。江湖已經不是江湖，成了一口烹煮麋鹿的政治鼎鍋，江湖人物更是嘴臉醜陋，猥瑣不堪。
可能是金庸自己都覺得有些過分，要有所補償，所以，在這樣所謂的江湖中出現了有亮色的江湖人物，比如胡逸之，將自己的人生寄託於柏拉圖似的愛情中。胡逸之的出現未嘗不是金庸在封筆前夕對曾經嚮往的道義江湖、江湖人物的緬懷。
再比如就是海大富，海大富也是來自所謂的江湖。以武功才智而論，海大富不是等閒之輩，卻難以留在江湖，人到中年入宮，這似乎又印證當時的所謂江湖已經完全是混混們的世界。引而申之，海大富對順治的忠誠也可以認為是一個真正的江湖人物的堅守。
順便說一句，海大富以毒藥醫治疾病，金庸反思的不但是專制制度，還是中國傳統文化，因為反思文化才是金庸一以貫之的主題。簡單地說，雖然金庸對海大富不乏肯定，但是也不得不承認，大廈已傾，獨木難支，海大富的忠誠、堅守在當時已經沒有實質意義，徒累自身，令人感慨。